任弼時在會上提議撤除毛主席的軍職，王稼祥的表現卻把他震驚到了

寧都會議在黨的歷史中，也算是一個重要的篇章，而自從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到寧都會議召開前的這一年時間中，中共蘇區中央局除毛主席以外的其他成員，為了貫徹臨時中央左傾“進攻路線”，始終在和毛主席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斗爭。

在這樣的背景下，寧都會議的召開，其實是一個必然的結果，只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人的表現，卻頗為耐人尋味...

必然的結果

寧都會議是毛主席和其他同志路線分歧的必然結果，這也是寧都會議召開的根本原因，但是導致寧都會議的直接原因，仍然是軍事上的問題。

早在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毛主席和臨時中央之間，圍繞著中央蘇區紅軍今后的軍事行動方針，就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當時毛主席估計蔣介石可能很快就會對江西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便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提出紅軍各部應當抓緊時間，盡快消滅蘇區內部的地主武裝，反動民團。

必須加速赤化福建，廣東，江西，湖南四省邊界20個縣的400萬群眾，并擴大紅軍10萬，以準備反圍剿任務。

為了實現這一計劃，毛主席甚至親自來到了石城縣的前線，幫助紅軍總結打土圍，拔“白點”的經驗，并且和朱德一起在1931年10月14日簽發《收集攻打土圍炮樓經驗的訓令》。

但是不久后蔣介石在南京倒臺下野，毛主席對形勢的預估也隨之變化，他認為即便蔣介石會東山再起，也需要時間，且國內抗日呼聲很高，蔣介石不可能短期內組織大量兵力圍剿蘇區。

所以在蘇區紅軍解決內部的“白點”之后，應該抓緊時間主動向贛東北地區出擊，盡快打通和方志敏領導的贛東北蘇區之間的聯系，并且繼續對外擴張蘇區。

但是在這個時候，臨時中央卻不認可毛主席的主張，1931年9月20日，臨時中央在《由于工農紅軍沖破第三次圍剿及革命危機逐漸成熟而產生的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中，就明確要求紅軍在第三次反圍剿之后，應當首先取得一兩個蘇區包圍下的中心城市或者次要城市。

而在10月-12月，周恩來，博古等人數次向蘇區中央局發電，催促毛主席和朱德，迅速的攻打贛州，吉安等中心城市。

蘇區中央局任弼時，王稼祥，朱德等人都對毛主席的主張表達反對，王稼祥更是堅決反對，因為毛主席堅決不打贛州和吉安等城市。

但是我黨畢竟是黨內民主的，1931年12月，周恩來抵達瑞金后主持了蘇區中央局會議，與會者除毛主席等少數外，均贊同打贛州。

可是后續的發展果然不出毛主席所料，贛州戰役以紅軍失敗而告終，1932年2月中央局江口會議上，毛主席對盲目攻打贛州帶來的重大損失，作嚴厲批評。

同時提出，紅軍應當迅速向贛東北和閩浙皖邊區出擊，發展和擴大我們的根據地。

毛主席的提議無疑是正確的，可是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卻在1932年1月9日作《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正式提出了“左傾的進攻路線”。

這個決議實質上就是在要求中央蘇區，迅速占領中心城市，將中央蘇區乃至周邊幾個蘇區與長江以北的鄂豫皖等蘇區徹底聯系起來。

這條路線得到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等人的大力支持，蘇區中央局8人除毛主席外，其他7人也都表示堅決支持中央路線。

（米夫）

因此在江口會議上，其他同志根本就不接受毛主席的批評，反而批評毛主席的主張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

而在這之后，紅軍果然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這也讓一部分同志開始扭轉，另一部分則仍然擁護臨時中央。

另一邊的毛主席，對蘇區中央局的錯誤命令，也不總是全部執行，8月24日，任弼時要求毛主席率領紅一方面軍攻打江西東部重鎮南城，毛主席認為南城有敵軍三個師不好打，拒絕進攻。

不僅如此，毛主席還一再要求“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毛主席的駁斥讓任弼時非常反感。

9月26日，毛主席在沒有向后方蘇區中央局請示的情況下，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和總政委毛主席的名義，發布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

但就這兩點，就讓很多人認為，必須對毛主席撤職處理，于是便有了寧都會議。

變化的兩人

寧都會議上，任弼時是堅持對毛主席“完全撤職”的，當時周恩來已經認識到了毛主席的重要性，所以提議讓毛主席以顧問的身份留在前方，協助自己。

很多人對這一提議不置可否，但是任弼時卻態度很堅決的表示，毛主席“對錯誤認識不夠全面”，不好留在前方，最好還是回中央政府工作。

（顧作霖）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原本和任弼時，顧作霖同屬于“蘇區三人團”的王稼祥，突然明確表示支持毛主席。

他講了兩個“眾所周知”，第一個是他從四中全會后就由中央派駐到蘇區，對中央的命令一直是堅決服從，執行到底，但是在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后，和毛主席有了深入的接觸。

他認定，毛主席提出的戰略思想和戰術原則，是經過蘇區實踐，真正適應這片土地的，他的指揮決策也被證明一貫正確。

第二個“眾所周知”，他王稼祥和毛主席曾經并不相識，來到蘇區才第一次見面，他不可能為私情支持一個“陌生人”，支持他，是因為他“掌握著真理”。

要知道在幾個月前，王稼祥可是反對毛主席反對的最為激烈的人，現在轉變卻如此之大，很難不讓任弼時感到震驚。

可是王稼祥一人到底是獨木難支，他倒向毛主席后，項英很快替補了他的位置，組成了新的“三人團”，毛主席還是只能無奈離開。

王稼祥在毛主席走前含淚送別，反倒是毛主席說：“我倆處于少數，服從組織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和后方，我到后方之后，軍事上有什么問題，你們還可以隨時來找我。”

真理總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或許并不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