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轉化“關卡”賦能經濟發展

科技成果轉化作為銜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并非單純的技術要素轉移，而是創新要素、市場需求與制度環境深度融合的價值創造進程，是“從科學發現到產業應用的全鏈條價值躍升”，其核心在于達成技術可行性、經濟合理性與社會接受度的三維統一。

圖/中經視覺

科技成果轉化的理論內核

2015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明確指出，科技成果轉化是指“為提高生產力水平而對科技成果所進行的后續試驗、開發、應用、推廣直至形成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產品，發展新產業等活動”。

科技成果轉化的三大核心要素構建了轉化實踐的基礎架構。其一，源頭成果需兼具創新性、實用性與市場潛力，這是轉化價值的根本保障；關鍵技術參數需超越現有水準，且具備可重復和規模化應用的潛力，能夠切實解決產業痛點問題。其二，轉化過程是價值增值的核心環節，既涵蓋中試優化、工藝改進等技術層面的二次開發，也涉及應用場景挖掘、盈利模式構建等商業層面的策略謀劃。其三，轉化成果形態多樣，可表現為新型材料、智能裝備等實體產品，工業軟件、檢測方法等服務方案，或是綠色制造工藝等流程改進，最終目標是推動科技價值向經濟價值的實質性跨越。

科技成果轉化可劃分為五種基礎類型，各自的操作邏輯與風險機制存在明顯差異。一是自主轉化：由研發主體獨立推進產業化，權屬明確但需承擔全部市場化風險；二是技術轉讓：通過專利權、著作權等所有權的讓渡實現轉化，受讓方承擔后續商業化風險；三是許可使用：授予特定范圍的實施權限以實現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雙方按協議分擔風險，許可方保留技術改進權；四是合作轉化：多主體共同投資、共擔風險、共享收益，權益分配與風險承擔通常與投入比例相關聯；五是作價入股：技術成果評估后注入企業，原權利人轉變為股東，收益與企業經營風險直接掛鉤。

從實踐場景看，不同主體的轉化偏好呈現出差異化特征。企業更傾向于技術轉讓或作價入股：技術轉讓適用于成熟技術的快速變現，例如，華為與亞馬遜、vivo簽訂5G專利交叉許可協議，實現技術共享與風險分散；作價入股有助于與初創企業形成利益共同體，比如，寧德時代在2023年至2025年以電池技術入股理想汽車等10家車企，通過合資公司深度綁定產業鏈；高校及科研院所更青睞許可使用與合作轉化，許可使用能夠保留知識產權控制權，例如，清華大學對新冠疫苗專利采用非獨占許可模式，聯合成大生物等企業推進產業化；合作實施可獲取持續資金支持，比如，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與企業共建的聯合實驗室，有力支撐了鋰離子電池領域的成果轉化。當前，混合模式逐漸成為發展趨勢，例如，清華大學采用“許可—孵化—入股”的漸進路徑，先通過許可驗證技術可行性，待市場成熟后轉為作價投資，形成長效共贏生態。

成果轉化驅動經濟發展的底層邏輯

科技創新是經濟持續增長的核心動力，基礎研究領域的原始突破往往孕育著突破性的技術革新。當實驗室成果經過中試熟化、工藝優化等環節驗證其可行性后，便進入產業應用階段。這一過程不僅是技術要素的轉移，更是通過與資本、人才、數據等生產要素的深度融合，實現從“技術樣品”到“市場商品”的質的轉變。由此引發的產業升級具體表現為生產效率的提升、產品附加值的增長或產業形態的革新，最終通過擴大市場規模、創造新增量價值來拉動經濟增長。

經濟發展對科技創新存在顯著的反哺效應。隨著市場需求的升級、產業競爭的加劇以及新興場景的涌現，企業會主動加大研發投入，科研機構會動態調整研究方向，形成“科技突破—經濟增長—研發再投入—新突破”的正向循環。然而，這一循環面臨三大障礙：技術鴻溝（實驗室與產業化技術成熟度的差異）、產品鴻溝（原型與市場需求適配性不足）、市場鴻溝（創新產品與用戶認知落差），三者共同構成了轉化的“死亡之谷”。

傳統增長理論將技術進步視為外生變量，而創新驅動理論強調通過制度設計與生態構建，將成果轉化內化為經濟系統的內生升級能力。其賦能作用體現在3個方面：產業升級——通過二次創新與核心技術攻關推動傳統產業高端化，如鋼鐵行業的短流程煉鋼、紡織業的智能印染系統；新質生產力培育——聚焦顛覆性技術產業化，如量子通信網絡、人工智能醫療影像平臺等前沿領域的突破；可持續發展——推廣綠色低碳技術、循環經濟模式，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典型方向包括工業固廢資源化、碳捕集利用等。

《中國專利密集型產業統計監測報告（2024）》顯示，專利密集型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從2018年的11.65%提升至2023年的13.04%。另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5》，2024年全國4059家高校院所轉化科技成果的總合同金額達2269.1億元，比上一年增長約10%。

科技成果轉化的現實梗阻

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各類梗阻相互交織，形成了復雜的系統性阻礙，具體體現在以下5個方面。

技術成熟度瓶頸。大量技術處于技術就緒水平（TRL）3級至5級（該水平共分為9級），難以跨越“死亡之谷”進入工程化階段。例如，某高校研發的新型催化劑雖性能指標處于國際領先水平，但因缺乏連續流反應中試數據，企業持觀望態度，致使成果滯留在樣品階段。

資金鏈脆弱。種子期存在融資缺口，成長期資金供給與轉化周期錯配，產業化階段大規模資金難以保障。某新材料項目因5000萬元中試資金未到位，轉化停滯超過兩年。行業數據顯示，80%的轉化失敗歸因于資金問題，風險投資介入率不足18%。盡管山東省將轉化貸款風險補償比例提高至90%，但仍有56.41%的項目因資金問題暫停，私營企業占比高達79%。

供需結構性錯位。科研立項與產業需求脫節，技術供給追求“高精尖”，而市場側重于“實用性”。某研究所高精度傳感器成本為市場同類產品的3倍，雖性能領先但無人問津。調查顯示，54.41%的轉化障礙源于供需錯配，69%的高校項目依據文獻進行決策，僅34%開展前期市場調研。

復合型人才匱乏。兼具技術認知與市場運作能力的跨界人才短缺，技術轉移機構專業服務能力不足。我國技術經理人隊伍尚處于起步階段，高水平人才缺口導致轉化周期延長40%。截至2024年底，僅26.7%的高校院所設立技術轉移機構，專職轉化人員18248人，人才儲備與產業需求存在顯著差距。

知識產權風險大。權屬界定不清易引發糾紛，價值評估困難導致交易停滯，侵權風險抑制企業轉化意愿。某團隊成員離職后攜帶職務發明創業，原單位維權耗時三年，錯失轉化時機。

全鏈條的系統性破解方案

首先，加強技術熟化與展示平臺建設。概念驗證中心通過定向資金支持、專業技術服務和市場驗證渠道，有效降低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的早期風險。這類機構多由政府、高校和產業界共同出資設立，聚焦TRL3級至6級技術成果，提供原型開發、性能測試、用戶反饋收集等一體化服務。國內首家概念驗證中心——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概念驗證中心自2023年4月成立以來，已建立包含116個早期項目的概念驗證項目庫，推動4個項目進入技術轉移階段，累計助力項目融資與技術交易額突破3000萬元。中試熟化平臺重點解決技術放大生產的工藝瓶頸，配備專業工程師團隊和中試生產線，可模擬工業化生產條件，驗證技術規模化應用的可行性。某化工園區中試基地為某新型環保材料項目提供連續化反應裝置，經過200批次試驗優化反應參數，使產品良率從實驗室階段的68%提升至工業化水平的92%，單位生產成本降低53%。政府主導的技術成果收儲機制為分散的早期技術提供了“集中展示櫥窗”。北京市2024年上半年專利轉讓許可規模同比增長36.9%，認定登記技術合同成交額達4139.9億元，同比增長5.1%，通過“休眠專利”二次開發提升轉化價值。

其次，健全資金與人才保障體系。多元化的資金解決方案覆蓋了從資本供給到專業隊伍建設的全鏈條。政府基金主要介入項目種子期和概念驗證期，風險容忍度高，通過無償資助、股權投資（不追求回報）、風險補償及后補助等方式提供支持。風險投資聚焦項目成長期和擴張期，傾向高風險高回報模式，通過股權融資、產業資源對接、參與公司治理等提供全方位支持，幫助企業搭建技術與市場的橋梁。產業資本則在項目成熟期和產業化階段發揮作用，偏好風險厭惡型投資，主要通過戰略投資、技術并購、共建聯合實驗室及訂單式研發資助等形式參與轉化。技術經理人作為轉化活動的核心樞紐，須具備三大核心能力：技術評估能力，要求深入理解技術原理與產業應用場景，準確判斷成果成熟度與商業化潛力；市場對接能力，需構建廣泛的產業資源網絡，挖掘潛在應用場景；法律風控能力，需熟悉知識產權法規與商業談判技巧。某技術轉移機構負責人通過設計“分階段付款+收益分成”的交易結構，成功化解了某專利價值評估的分歧，推動了合作達成。針對技術經理人短缺問題，我國正加快構建專業化培養體系。T/CASTEM 1007—2022《技術經理人能力評價規范》的發布，標志著技術經理人能力建設和等級評價步入標準化、規范化、制度化軌道。

新質生產力塑造中的成果轉化趨勢

技術變革重構轉化路徑。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深度滲透，科技成果轉化效率顯著提升。例如，人工智能驅動的專利分析平臺能夠在24小時內完成傳統團隊3周的技術檢索工作。深圳華夏泰和知識產權有限公司申請的專利，通過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顯著提升了專利分析的準確性和效率。數字孿生技術為中試熟化提供了虛擬驗證空間，某航空制造企業利用該技術模擬新材料加工工藝，節省中試成本超2000萬元。區塊鏈技術構建的去中心化技術交易平臺，實現了知識產權確權、評估、交易全流程上鏈，大幅降低了交易中的信任成本。

政策向靈活權益分配縱深推進。部分試點區域正積極開展“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改革”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支持國有科技型企業將研發團隊及重要貢獻人員對科技成果轉化轉讓凈收益的分享比例提高至50%以上。針對跨學科融合發展態勢，政策鼓勵設立“交叉學科轉化基金”。以北京大學與百度聯合設立的“北大百度基金”為例，截至2023年4月，該基金已資助兩批共66個項目，累計資助金額達7849萬元，有力推動了人工智能與醫學、生物學等領域的交叉融合創新。

聚焦跨區域網絡布局。長三角G60科創走廊通過促進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與高效配置，助力科技成果加速從實驗室走向市場。粵港澳大灣區依托“跨境技術轉移直通車”，構建個人信息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備案機制，規定10個工作日內完成備案；跨境車輛備案業務實現無紙化辦理，17項主要備案業務全面實現線上化。這種網絡化布局突破了行政區劃的限制，預計到2030年，全國將形成3個至5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成果轉化樞紐區域。

成果轉化成為新質生產力核心引擎。隨著量子計算、腦機接口等顛覆性技術的加速突破，傳統線性轉化模式正被“技術爆發式演進+市場指數級增長”的新范式所替代。我國已構建腦機接口分類倫理審查機制，南京6家重點醫療機構簽署全國首個地區性倫理協同審查協議，各中心在受理后3個至5個工作日內完成審查。未來10年，成果轉化不僅是連接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紐帶，更是重塑產業格局、開辟新賽道的戰略支撐點。在此進程中，需持續完善“轉化倫理審查委員會”等機制，確保創新發展與風險防控相協調。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林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