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系”“躺平”“劃水”怎么破？——職業倦怠的起源

以下內容摘自，有刪減。

2023年，新西蘭總理杰辛達·阿德恩（Jacinda Ardern）辭職，她的理由是“我感到倦怠，沒有足夠的能量應對意想不到的挑戰”。

倦怠不僅存在于工作中和職場間，也存在于家庭關系、夫妻關系之中，還存在于不同文化傳統的各國之中。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其職場都流行倦怠文化，在中國，它的名字可能是“佛系”“躺平”“劃水”“擺爛”；在美國，它的名字是“quiet quitting” 或者“great resignation”。當然，倦怠在美國的含義并不是真要辭職，或者堅決離開現在這份工作，而是職場人士用最少的精力、最小的激情、最低的付出來應付現在這份工作。

對倦怠這一社會現象做出開創性研究的偉大學者，就是克里斯蒂娜·馬斯拉赫（Christina Maslach）。馬斯拉赫雖在社會心理學諸多領域都有所建樹，但在倦怠方面的研究最為知名，被認為是“倦怠研究之母”。

馬斯拉赫“傳奇式扭轉”

一個舉世矚目的研究項目在20世紀70年代誕生：斯坦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這個項目的資助人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的管理者，他們經常被美國監獄里警衛和囚犯之間的沖突所困擾。囚犯似乎惡意十足，再溫和的有大學文憑的警衛也會被變成虐待狂，雙方都呈現出越來越可怕的反社會傾向。于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委托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 （Philip G. Zimbardo） 來推進這項“斯坦福監獄實驗”（注：該實驗的科學性存在爭議）。

津巴多先從男性大學生中選出75人。通過心理健康實驗后，這75人被隨機分配到位于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大樓地下室的模擬監獄中擔任“囚犯”或“警衛”。實驗的角色分類，讓本來同為大學生的75名男性變成了不同的人，他們遵守不同的規則，行使不同的權利。津巴多本人則扮演“監獄長”的角色，調解警衛與囚犯之間的糾紛。但實際上，他并不阻擋警衛嚴重的虐待行為。警衛變本加厲地虐待囚犯，津巴多還是沒有進行任何干預。而有些囚犯開始受不了，但是根據規則，他們不能退出，于是有人假裝難以控制憤怒、患有抑郁癥或其他精神障礙，最終獲得假釋。囚犯和警衛適應了他們的社會角色，超越了預期的界限，就像現實一樣，人越來越貼近“腳本情境”所設定的角色。

馬斯拉赫目睹了這一切，她認為，“情境對我們人類行為的影響可能比大多數人所理解的更強大。人在（極端）情境下會成為野獸，而很少有人能認識到這一點。”

馬斯拉赫對情境主義的分析，徹底扭轉了津巴多的研究路線，也從一個新的角度提供了對斯坦福監獄實驗的理解，讓其發展為人類最重要的心理實驗之一。津巴多和馬斯拉赫將這個實驗所表達的情境主義稱為“路西法效應”（the Lucifer effect）。

馬斯拉赫和津巴多還認為，好人作惡是一種不斷滑坡的過程，他們會沉浸其中。首先，這些好人不假思索地接受社會規則，邁出“被規訓的第一步”，然后會將他人視為非人類，可以在社會規則要求下隨意對待他人，再通過體制的力量“去個性化”，從而分散他們的個人責任，任何時候都表現出盲從權威，不加批判地遵守群體規范，通過不作為和漠不關心來容忍邪惡。最后，社會悲劇產生，所有人都變得邪惡。

倦怠到底是什么？

馬斯拉赫“扭轉”了斯坦福監獄實驗，她注意到真實世界中的監獄警衛以及為囚犯辯護的律師們，都擁有一種穩定的（難以用情境主義解釋的）東西——倦怠。很多律師告訴馬斯拉赫，“我付出了 110% 的努力，結果卻發現自己痛苦不堪。如果我可以干點別的，我一定會轉行。而且，我會建議我的孩子遠離那些囚犯。”除律師外，醫生、護士、中學老師、司機、技術工程師們，都有這樣的普遍狀態。

馬斯拉赫甚至發現家庭主婦也存在這樣的精神狀態，有很多人告訴馬斯拉赫，“我拋棄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離家出走”“我無比厭倦廚房和我的老公，我無比厭惡家庭主婦的人生”……倦怠一詞則來自莎士比亞在1599 年創作的十四行詩，詩句描寫的是“一個女人的愛燃燒殆盡，她對男人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倦怠就是讓人感到極度疲憊、憤世嫉俗、疏離以及無能為力，這會導致他們在工作、社交和情感上退縮。倦怠就像莎士比亞的詩句描述的那樣，“曾經熾熱的愛的火焰已經化為灰燼，留下的是筋疲力盡的感覺。”

關鍵問題在于，如何真正抓住對倦怠的核心理解？倦怠到底是怎么產生的？如何克服它？它是一種精神障礙嗎？它有哪些分析維度？

首先，馬斯拉赫在1981年開始設計評估倦怠的工具，即后來大名鼎鼎的“馬氏職業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MBI設計的核心就是理解情緒耗竭、人格解體（在職業環境中對其他人缺乏同理心）。情緒耗竭是激情的消失，而人格解體則是馬斯拉赫受到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啟發提出的，它是指人因為工作或者權力情境被“異化”成一個對他人漠不關心（照章辦事）的人。

其次，馬斯拉赫并不認為倦怠是一種精神問題，它也不是抑郁癥。這一點是有爭議的。以新冠疫情為例，很多人苦苦支撐他們的事業卻最終感到精疲力竭，相當一部分人得了抑郁癥，導致全球抗抑郁藥物的使用數量暴增。但是，馬斯拉赫受到斯坦福監獄實驗的影響，認為“人變壞是因為情境，如果中止或者改善這個情境，那么人會變好，這個過程不是人得了病，而是人受到了情境的影響”。事實上，一些醫療實驗也證明了馬斯拉赫似乎是對的。倦怠和抑郁癥有重疊的癥狀，但從內分泌角度看，二者的生物學基礎是不同的。

最后且最重要的是，馬斯拉赫建立了一個綜合體系來理解倦怠，即“六因素評估”：超負荷工作、缺乏控制、獎勵不足、社區崩潰、缺乏公平、價值觀沖突。所以，當組織出現員工倦怠的時候，應當考察工作量是否合理、員工獲得的資源是否充分、組織的價值觀是否正向、對員工是否公平、領導是否存在霸凌行為，以及同事關系是否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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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馬斯拉赫

《北大金融評論》：馬斯拉赫教授，您認為組織中誰應該解決倦怠問題呢？是首席執行官嗎？但是從組織的績效評定上，他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公司內部的倦怠，而是關于公司行業競爭力和股東利潤的挑戰。

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我們認為，從首席執行官到一線經理都應該致力于解決不匹配問題，因為倦怠對組織來說代價非常高昂。為什么？因為倦怠會導致缺勤率提高、生產力降低、人員流失率提高，以及醫療保健成本增加。《哈佛商業評論》中有一篇文章估計，在美國，與職業倦怠相關的年度醫療保健支出為1250 億—1900 億美元。另外一些研究表明，經歷過倦怠的員工不僅更有可能請假，而且他們請假的時間是一般員工的兩倍多。高人員流失率會讓代價更加高昂，因為雇用新工人涉及更高的轉換成本。

《北大金融評論》：美國有“倦怠”這樣的社會現象，中國也有類似“躺平”“佛系”這樣的職業倦怠表達。為什么幾乎在所有職業或年齡階段中都會遭遇倦怠問題？

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倦怠是一種基本生存危機。員工長期在壓力大的環境中工作時會發生這種情況，當工作環境與他們的需求和愿望不匹配時，就會產生倦怠，這在所有職業中都是一致的。也許不同職業在加劇倦怠的“不匹配”方面有所不同，比如，解決不匹配問題，對于醫療保健行業中的醫生和護士或者技術公司里面的技術人員來說，要比銷售人員更急迫。

《北大金融評論》：您怎么看待中國“996”現象背后的倦怠？

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996”工作文化對員工來說非常不健康、不公平。他們用“躺平”來形容自己的心理狀態只不過是表示他們需要獲得一些屬于自己的東西，比如更多的閑暇，為自己工作之外的個人興趣騰出一些時間。所以，從我的倦怠理論分析（六因素評估）來看， 這里最不匹配的是工作量、控制和公平。

《北大金融評論》：我們接著談談中國的現實。因為職業倦怠（當然也包括一部分失業），有些人成為抑郁癥患者，他們過得非常糟糕。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中國企業開始設立心理咨詢師崗位。您覺得從組織內部形成干預是一種好辦法嗎？

馬斯拉赫（Maslach & Leiter）： 幫助員工應對壓力源（例如提供心理咨詢），當然是一種好意，但實際上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倦怠產生的問題。產生倦怠的原因，是慢性工作壓力源沒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防止倦怠實際上是一個管理問題，而不僅僅是員工跟不上苛刻的工作節奏所形成的個人困難。

使用我所開創的MBI來識別“誰”正在經歷倦怠，實際上是對MBI的誤用。相反，MBI旨在通過將人們與其工作條件進行結合，從而發現人們為什么會感到倦怠。如果以這種方式使用MBI，并與員工“共享”根本原因，那么就完全有可能解決慢性工作壓力源問題以及更好地幫助員工管理它們。所以，使用MBI的最終目標是提高員工與工作的匹配度，讓他們工作得更好，獲得成長，而不是被打敗。

注：接受采訪的不僅有馬斯拉赫教授，還包括她的合作者——加拿大阿卡迪亞大學心理學兼職教授邁克爾·萊特（Michael P. Leiter），因此用“Maslach & Leiter”將他們視為一個整體，在這里予以提示。

采寫：唐學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