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化迅速處置嬰兒涉拐案件，強化綜合治理是關鍵

12月3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義”在網絡平臺上反映“湖南省新化縣存在嬰兒涉拐現象”。

收到相關訊息后，新化縣委、縣政府連夜召開會議，由公安、衛健、市監、民政等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深挖徹查舉報線索，全面排查各醫院新生兒出生證辦理情況。目前，公安機關已對涉嫌犯罪的劉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偵辦中。

根據上官正義提供的線索，不法分子在新化以開設“婚姻介紹所”為名販賣孩子，并聲稱能為被拐孩子在新化縣的醫院“找關系”違規辦理出生證明。

當前，拐賣販賣兒童犯罪已形成環節齊全的“黑色產業鏈”。犯罪分子分工明確，分別扮演“介紹人”“運送人”“偽造材料人”等角色，并從中獲取相應“報酬”，這一黑色產業鏈的運作模式日趨隱蔽。

在新化該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以“婚姻介紹所”為掩護，暗地里進行嬰兒販賣活動。更為嚴重的是，犯罪分子還聲稱能夠在正規醫院“找關系”違規辦理出生證明，為被拐嬰兒洗白身份。

由此可見，近年來拐賣兒童犯罪出現了新特征，打擊難度也隨之增大。一方面，犯罪團伙組織化、鏈條化特征明顯，反偵查能力強，且越來越多地利用網絡進行聯絡交易，隱蔽性極高；另一方面，犯罪有向內部滲透的跡象，如部分案例中甚至有醫務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參與犯罪，為“洗白”被拐兒童提供關鍵材料，也讓預防和打擊更為困難。

拐賣兒童犯罪屢禁不止的背后，是復雜的社會和經濟因素交織的結果。

經濟利益的驅動是犯罪分子鋌而走險的主要動力。販賣兒童的“利潤”往往高達數十倍，這種高回報的誘惑，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敢于挑戰法律底線。

買方市場的存在為拐賣兒童犯罪提供了土壤。一些地區受傳宗接代等陳腐思想的影響，或由于生育障礙等原因，存在購買兒童尤其是男嬰的需求。

令人憂心的是，當前有相當一部分被拐兒童案件涉及親生父母出賣或遺棄。例如，福建一名女子黃某某竟將兩名親生兒子出售，所得8.3萬元用于打賞主播。這類“親親相賣”的犯罪，不僅顛覆人倫，也因其犯罪動機、家庭關系等因素，使得案件性質更為復雜，查處和后續安置都面臨獨特挑戰。

邊緣群體的困境同樣是滋生犯罪的因素。如上述賣親子的黃某某，自身是社會邊緣人群，缺乏教育和社會關愛，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這類群體缺乏法律意識與謀生手段，易通過違法手段獲取利益。

面對復雜的拐賣兒童犯罪形勢，我國已建立多種防治機制，但仍在實踐中面臨挑戰。
公安部“團圓”系統在打擊拐賣犯罪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8月公開數據顯示，該平臺已累計幫助找回兒童8307名，找回率超95%。它通過即時推送兒童失蹤信息，有效發動了群眾力量，形成了群防群治的打拐新局面。

法律制裁與司法實踐對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懾。近年來，我國加大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打擊力度，如“章某某等35人拐賣兒童案”中，主犯被判處死緩，其他涉案人員也獲刑期不等的處罰。

2015年11月1日起實施的刑法修正案更明確規定“收買即犯罪”，追究買方刑事責任。

然而，當前防治體系仍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薄弱，成為拐賣案件高發區域。這些區域管理混亂，父母忙于生計，孩子看護不足，極易成為人販子目標。

另一方面，傳統觀念的頑固性使買方市場難以根除。部分農村地區重男輕女思想依然存在，為拐賣兒童提供了需求側動力。
根治拐賣兒童問題，需超越單純“嚴打”，轉向“打擊、預防、救助、堵漏”并重的系統性治理：

一是要筑牢法律基礎，完善涵蓋預防、打擊、救助等各環節的法律法規；二是要強化社會綜合治理，包括加強反拐宣傳、平衡出生人口性別比、健全農村社保體系等；三是要實施精準干預，重點關注并救助邊緣群體，從源頭減少犯罪誘因；四是要堵塞制度漏洞，尤其要強化醫療機構對新生兒和出生證明的管理，切斷“洗白”通道。

新化縣此次收到網絡舉報后，迅速行動、有力處置，值得稱道。其在通報中也表示，將以“零容忍”的態度堅決打擊各類違法犯罪，全力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隨著技術手段的進步和社會治理的精細化，期待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環境中成長，不再有被拐賣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