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75年，陜北的黃土漫天飛揚，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停在我面前。
那個穿干部服的男人拽著她的手，像丟垃圾一樣將我推開，冷冷地對我說：“小子，她不是你這種人能碰的。”
而她，我定了婚約的秦悅，那個肚子里正懷著我們孩子的她，卻從頭到尾沒有回頭看我一眼。
當晚，我點燃了我們唯一的合照，以為這輩子緣分已盡，情債已清。
我以為那就是結局，直到二十多年后，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聲響起。
我才知道，那個我恨了半生的女人，為我藏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01
很多年后，我依然記得陜北的風。
那風刮在臉上，像一把鈍刀子，一下一下地割著。
但只要一想到秦悅，那風里就仿佛有了米酒的甜香。
我們那批知青是七三年秋天到的陜北。
綠皮火車哐當哐當坐了兩天兩夜。
下了火車，又換乘解放牌大卡車。
車斗里擠得像沙丁魚罐頭，一路顛簸，黃土飛揚。
我從上海來，穿著當時自以為時髦的的確良襯衫。
顛了半天，那白襯衫就成了黃的。
車停在了一個叫馮家坪的村口。
放眼望去，全是光禿禿的黃土高坡，溝壑縱橫。
那一刻，火車上關于建設廣闊天地的豪情，被風吹得一干二凈。
我們一百多個知青，被分到了不同的生產隊。
我和秦悅，還有另外十幾個男女，分到了二隊。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就是在分行李的時候。
她提著一個舊皮箱，箱子的角都磨破了。
她站在人群的邊緣，話不多，總是安安靜靜地垂著眼。
她的臉色很白，和周圍的黃土格格不入。
我們住在一排新挖的窯洞里。
男女分開，中間隔著大隊部的曬谷場。
窯洞里除了一盤大土炕，什么都沒有。
空氣里彌漫著一股新鮮泥土和石灰的味道。
陜北的日子，是勞動，無休無止的勞動。
天不亮就得上山開荒，把石頭遍布的坡地變成梯田。
天黑透了，才能拖著一身疲憊回來。
吃的，是黑乎乎的玉米窩頭和清湯寡水的疙瘩湯。
水，要從幾里地外的河溝里一擔一擔挑上來。
我因為在城里時經常幫家里扛米，力氣大，被分去擔水。
秦悅的身子骨弱，隊里照顧她，讓她去喂豬。
那是個看著輕省，其實很磨人的活。
豬圈的味道能把人熏個跟頭。
她每次從豬圈回來，都低著頭，躲著人走。
我看得出來，她很不適應。
她吃飯的時候，總是挑最小的那個窩頭。
吃幾口，就再也咽不下去了。
人也一天比一天瘦，風一吹就要倒的樣子。
我擔水回來，總會路過她住的窯洞。
有一次，我看到她的水缸空了。
同窯洞的女知青都在河邊洗衣服，沒人幫她。
我把擔子放下，將自己桶里的一半水倒進了她的缸里。
第二天，我吃飯的時候，碗里多了一塊被掰開的窩頭。
我抬頭，看到秦悅正飛快地收回手，臉紅到了耳根。
從那天起，我每天都會給她的水缸添滿水。
而我的碗里，也總會多出半塊窩頭，或是一個煮熟的土豆。
我們之間，沒有說過一句話。
但好像什么都說了。
熟了之后，我們才開始在沒人的時候說幾句話。
在去上工的路上，或者在收工回來的田埂上。
我才知道她從北京來，父親是軍區干部。
因為一場政治風波，她父親被隔離審查。
她作為子女，被下放到這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這個背景，像一道無形的墻，把她和所有人都隔開了。
村里人對她敬而遠之。
知青們也怕惹上麻煩，沒人主動跟她來往。
只有我，一個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不懂那些復雜的道道。
我只覺得，她太孤單了。
我開始變著法子幫她。
她喂豬的豬食太重，我收工后會幫她去抬。
她的窯洞漏風，我找來泥巴和稻草，幫她把縫隙糊上。
她生病了，我跑幾十里山路去公社衛生院給她買藥。
她把這一切都看在眼里。
她會偷偷在我枕頭下塞兩個煮熟的雞蛋。
她會把我磨破了洞的襪子，在夜里悄悄補好。
我們的感情，就在這黃土高原上，無聲無息地滋長。
七五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也特別冷。
十一月，就下了一場封山的大雪。
雪下得有半人高，所有的勞動都停了。
大隊部組織我們學習文件，開憶苦思甜大會。
那天，我白天在山上幫老鄉修窯洞，淋了雪，著了涼。
晚上就發起高燒，人事不省。
老支書看我燒得厲害，特批我不用去開會，留在窯洞休息。
同窯洞的男知青都走了，只剩我一個。
我躺在冰冷的土炕上，感覺自己像掉進了一個冰窖。
牙齒不停地打顫，身上卻燙得像火燒。
我迷迷糊糊中，感覺窯洞的門被推開了一條縫。
一道瘦弱的身影，裹著一身寒氣鉆了進來。
是秦悅。
她頭發上、肩膀上都是雪花。
她沒有去開會，冒著大雪跑了過來。
她的手凍得通紅，端著一個豁了口的粗瓷碗。
碗里是熱氣騰騰的疙瘩湯。
“衛東，你醒醒，吃點東西。”她輕聲叫我。
她用勺子舀起一勺，放在嘴邊吹了又吹，才小心翼翼地送到我嘴邊。
我喝了一口，疙瘩湯順著喉嚨滑下去，一股暖流瞬間傳遍全身。
她喂我喝完了整碗湯。
又跑到外面，用盆子裝了一盆干凈的雪。
她把毛巾在雪里浸濕，擰干，敷在我滾燙的額頭上。
冰涼的毛巾讓我混沌的腦袋清醒了一些。
窯洞里的油燈，光亮如豆，只能照亮土炕周圍的一小塊地方。
窗外是呼嘯的北風，夾雜著雪粒打在窗紙上，沙沙作響。
窯洞里卻異常安靜，我甚至能聽到她緊張的呼吸聲。
我看著她為我忙碌的身影，心里某個堅硬的地方，一下子就塌了。
等我退了燒，已經是后半夜了。
我睜開眼，她還守在我身邊，趴在炕沿上睡著了。
長長的睫毛上，還掛著未干的淚痕。
我輕輕動了一下，她立刻就驚醒了。
“你醒了？還難受嗎？”她急切地問。
我搖搖頭，伸出手，拉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涼，也很軟，在我粗糙的手掌里微微發抖。
“秦悅。”我叫她的名字。
她“嗯”了一聲，低著頭，不敢看我。
“等以后政策好了，我們一起申請回城，好不好？”
她沒說話，只是更用力地點了點頭。
“回到城里，我們就結婚。”
她猛地抬起頭，眼睛在昏暗的油燈下亮得驚人。
我看著她的眼睛，又重復了一遍：“我們結婚。”
她還是沒說話，眼淚卻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滴一滴，砸在我的手背上，滾燙。
我從枕頭底下，摸出我最寶貴的東西。
一支家里寄來的英雄牌鋼筆，我一直舍不得用。
我把鋼筆塞到她手里。
“這個，算是我的聘禮。”
她擦了擦眼淚，從脖子上摘下一個用紅繩穿著的、已經洗得發白的舊手帕。
手帕的角落，用紅線歪歪扭扭地繡了兩個字：平安。
“這個，給你。”她的聲音很小，像蚊子叫。
那個大雪紛飛的夜晚，在陜北這孔破舊的窯洞里，我們私定了終身。
老支書后來還是知道了我們的事。
村里沒有秘密。
他把我們叫到他家的窯洞里，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抽了半天旱煙。
煙霧繚繞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我和秦悅都低著頭，緊張得手心冒汗。
最后，他把煙鍋在鞋底上磕了磕，嘆了口氣。
“都是苦命的娃。”
“我不管你們，但你們自己要小心，千萬別讓人抓到把柄。”
他又看向我，語氣嚴肅了些：“衛東，你是個男人，要護好人家姑娘。”
我使勁點頭：“支書，您放心！”
他半開玩笑地說：“等你倆辦席那天，我來給你們證婚。”
有了這個約定，再苦再累的日子，好像都有了盼頭。
我們比以前更小心了。
在人前，我們幾乎不說話，甚至不敢對視。
但只要一個不經意的眼神交匯，就能明白對方心里想什么。
那是一種只有我們兩個人懂的默契。
02
開春之后，秦悅開始不對勁。
她聞到豬圈的味道就惡心，吃什么吐什么。
人也肉眼可見地瘦了下去，臉色蠟黃。
我起初以為她是吃壞了肚子，急得不行。
我把自己的工分都換了雞蛋，煮熟了偷偷塞給她。
可她還是沒有好轉。
直到有一次，她在地里鋤草，突然眼前一黑，就暈了過去。
我當時正在不遠處修田埂，看到她倒下，魂都嚇飛了。
我背起她，瘋了一樣地往村里的赤腳醫生那兒跑。
赤腳醫生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姓王，很有經驗。
他讓秦悅躺在里屋的土炕上，給她把了脈。
他又翻了翻她的眼皮，看了看她的舌苔。
他把我叫到屋外，關上門，壓低了聲音。
“是喜脈，快兩個月了。”
我當時就懵了，腦子里“嗡”的一聲，像有幾百只蒼蠅在飛。
我扶著門框，才沒讓自己倒下去。
秦悅從里屋走出來，她的臉，比墻上的石灰還要白。
我們走出醫務室，一路上一句話都沒說。
回到窯洞，秦悅抱著膝蓋，坐在炕上，一動不動地望著窗外。
窗外，是無邊無際的黃土。
那個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能把人壓死的大事。
這不僅是個人名聲的問題。
被發現，就要被拉到全村人面前開批斗會。
罪名是“生活作風腐化”，“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檔案里會記上一個大大的污點，這輩子都別想回城，別想有好前途。
更何況，秦悅的家庭背景還那么敏感。
這件事要是捅出去，不僅她完了，她遠在北京的家人也會受到牽連。
我看著她單薄瘦弱、不停發抖的肩膀，心里像被無數根針扎一樣疼。
我走過去，從背后緊緊地抱住她。
“別怕，有我。”
她在我懷里，終于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
“我們馬上結婚。”我一遍遍地對她說。
這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只要在肚子顯懷之前，拿到那張蓋了紅章的結婚證，一切就都名正言順了。
我第二天就去找了老支書。
老支書聽完，手里的煙鍋“當啷”一聲掉在了地上。
他指著我的鼻子，氣得手都發抖：“你個渾小子！你……你讓我說你什么好！”
他跺著腳在屋里轉了好幾圈。
罵歸罵，他最終還是在煤油燈下，給我寫了那封至關重要的介紹信。
“快去快回，別耽擱了。”他把信交給我時，囑咐道。
我揣著那封像救命稻草一樣的介紹信，借了村里唯一一輛除了鈴不響哪都響的二八大杠自行車。
我騎了幾十里崎嶇的山路，趕到了公社。
公社大院里，幾個干部正圍著一棵大槐樹下棋。
我找到了管民政的那個辦公室。
辦公室里只有一個年輕的辦事員，正織著毛衣。
我說明來意，遞上介紹信。
她眼皮都沒抬一下，說：“管這事的劉干事去縣里開會了，一個星期才回來。”
我心里一沉，急忙問：“那您能先幫我把材料收一下嗎？”
她不耐煩地擺擺手：“等劉干事回來再說。”
我沒辦法，只能騎著車，帶著一身的疲憊和失望回了村。
那一個星期，我們倆過得像在火上烤。
白天，秦悅盡量躲在窯洞里，不敢見人，只說是病了。
我則拼了命地干活，想多掙點工分，去跟老鄉換幾個雞蛋給她補身體。
晚上，我們才敢在窯洞里說幾句話。
她靠在我懷里，手輕輕地放在還很平坦的小腹上。
“衛東，你說，他會是男孩還是女孩？”她的聲音里帶著一絲憧憬。
我說：“都好，只要像你，就都好。”
她就在我懷里笑了，笑得特別好看，像黑夜里開出的花。
那段時間，我們唯一的奢侈，是去找公社的照相師傅，拍了一張合照。
照相師傅就在公社大院里支個攤子。
背景是一塊畫著天安門的藍布。
拍照要五毛錢，還要一張相片票，那是我攢了很久的。
照片上，我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襯衫，緊張地挺直了腰板。
她穿著一件帶小碎花的布衫，那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們并排站著，肩膀幾乎要碰到一起，但又隔著一點距離。
我們都笑得很靦腆，又藏不住眼里的光。
這張小小的黑白照片，是我們對未來所有幸福的想象。
一個星期后，我再去公社，那個劉干事總算回來了。
他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挺著個啤酒肚，梳著油光锃亮的分頭。
他慢條斯理地看了我的介紹信，又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我一番。
“結婚是大事，要經過組織的嚴格審查，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他把介紹信推了回來，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
這一等，又是半個月。
期間，我跑了公社四五趟。
每一次，劉干事都用同樣的理由搪塞我。
我后來才從老支書那里打聽到，有人寫了匿名信，把我和秦悅的事捅到了公社。
信里說得很難聽，說我們是“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公社不敢得罪秦悅家那邊的人，也不敢擔這個責任，就把這事壓了下來，不批也不拒。
我和秦悅，被徹底逼到了絕路上。
秦悅的肚子，已經微微能看出些輪廓了。
她開始用寬大的衣服遮著，走路也總是下意識地弓著背。
知青點里已經有了些風言風語。
那天下午，天氣異常燥熱，空氣里都是嗆人的黃土味道。
我正在地里翻土，汗水順著額頭流進眼睛里，又澀又疼。
突然，村口傳來一陣汽車引擎的轟鳴聲。
這聲音在安靜的村子里，顯得格外刺耳和突兀。
在地頭休息的社員們都站了起來，伸長了脖子往村口看。
我直起腰，看到一輛軍綠色的北京吉普車，卷著漫天黃塵，停在了曬谷場上。
車門打開，下來一個穿著四個口袋干部服的中年男人，臉上像是結了冰，非常嚴肅。
他徑直走向老支書的家。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種非常不好的預感。
不一會兒，就有在附近玩耍的小孩跑過來說：“車是來接北京那個女知青的！”
我扔下鋤頭，像瘋了一樣地往知青點跑。
等我氣喘吁吁地跑到窯洞門口，正好看見那個男人和秦悅站在外面。
男人正低聲對秦悅說著什么，語氣很急迫，態度很堅決。
秦悅背對著我，我看不見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因為用力而繃緊的肩膀，在微微顫抖。
我沖了過去，大聲喊：“秦悅！”
那個男人轉過頭，用一種冰冷的、審視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充滿了居高臨下的不屑和警告，像在看一只礙事的蒼蠅。
他一把拉住秦悅的手腕，說：“時間不多了，馬上走。”
我沖上去想拉開他：“你們是什么人？要帶她去哪？我是她對象，我們馬上就要結婚了！”
男人輕蔑地冷笑了一聲：“結婚？就憑你？”
他手上猛地用力，把秦悅往吉普車那邊拽。
最讓我心碎的一幕發生了。
秦悅沒有反抗。
她甚至沒有回頭看我一眼。
她的身體僵硬，像一個木偶一樣被拖著走。
就在她被拉上車的前一秒，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用另一只手，飛快地從口袋里掏出一樣東西，反手塞進了我們窯洞的門縫里。
整個動作，快得像一道閃電。
然后，她就頭也不回地上了車。
“秦悅！”
我嘶喊著她的名字，想去追。
那個男人回身擋在我面前，用手指著我的鼻子，冷冷地說：“小子，別自不量力，她不是你這種人能碰的。以后離她遠點。”
吉普車發出一聲咆哮，發動了。
車輪卷起的黃土，劈頭蓋臉地向我砸來。
我繞開那個男人，追著車跑了很遠很遠。
我摔倒了，膝蓋和手掌都磕破了，流出了血。
我又爬起來，繼續追。
直到吉普車變成一個黑點，消失在黃土路的盡頭。
直到我再也跑不動了，癱倒在地上，喉嚨里都灌滿了黃土的腥味。
我始終沒有聽到秦悅的一句話，一個解釋。
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
只剩下她那個決絕的、不曾回頭的背影，和那輛代表著權力和遠方的吉普車。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知青點的。
一路上，村民們遠遠地看著我，對我指指點點，竊竊私語。
幾個相熟的知青想上來安慰我，張了張嘴，最終又都默默地走開了。
他們的眼神里，有同情，有憐憫，還有一絲我當時讀不懂的復雜。
我像個游魂一樣，回到我們那孔又黑又暗的窯洞。
窯洞里還留著她的氣息。
土炕上，還放著她沒織完的那件小小的嬰兒毛衣。
我看到門縫里，露出了那一點東西。
我伸出手，用顫抖的手指，把它夾了出來。
是那支我送給她的英雄牌鋼筆。
鋼筆下面，還壓著一沓被揉得皺巴巴的錢。
我一張一張地數了數，五張十塊的，一共五十塊。
在那個年代，一個壯勞力干一年，也掙不到這么多錢。
我的心，在那一刻，徹底涼了，像被扔進了數九寒冬的冰窟窿。
鋼筆，是還給我的定情信物。
錢，是給我的補償，或者說是封口費。
原來在他們眼里，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孩子，我們那些關于未來的約定，就值這五十塊錢。
我被愚弄了。
我被徹底地拋棄了。
她和她的家庭，終究是看不起我這個上海弄堂里出來的窮小子。
我們的山盟海誓，在權力和現實面前，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巨大的悲痛和屈辱，像兩只大手，死死地扼住了我的喉嚨，讓我無法呼吸。
我坐在冰冷的土炕上，從天亮坐到天黑。
晚上，我從箱子底，翻出了那張我們唯一的合照。
照片上，我們笑得那么幸福，那么天真。
我劃著了一根火柴。
橘紅色的火焰，在我眼前跳動。
我把火焰湊到照片的邊緣。
照片“呲”的一聲，開始燃燒。
它在火焰中慢慢蜷曲，變黑。
我們幸福的笑臉，也一點點地扭曲，變形，最后化為烏有。
我松開手，任由那撮黑色的灰燼，從我指縫間飄落。
我看著空空如也的手心，對自己說，衛東，這輩子，你和她的緣分，到頭了。
03
從那天起，我變了一個人。
我不再說話，也不再笑。
我把所有的時間和力氣，都用在了干活上。
挑水，開荒，修大壩。
哪里活最重，哪里最危險，我就去哪里。
我成了生產隊里最不要命的勞模。
只有在累到極致，身體像散了架一樣的時候，我才不會去想她，不會去想那個無聲的背影。
幾年后，知青大返城的政策下來了。
知青點里一片歡騰。
和我同批來的知青，都興高采烈地收拾行李，準備回家。
我的名字，在第一批回城的名單上。
可是在去公社登記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坐在窯洞里，喝了一整瓶劣質的白酒。
然后，我把那張寶貴的回城申請表，撕得粉碎。
紙屑像雪花一樣，飄了一地。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這么做。
或許是在跟自己賭氣。
又或許，是在我心底最深處，還在可笑地、固執地等待一個永遠不會來的回音。
我留在了陜北。
又過了幾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才終于離開那片埋葬了我青春和愛情的黃土地。
回到上海，一切都變了。
父母老了，頭發白了。
我熟悉的弄堂拆了，蓋起了新的樓房。
我在一家國營工廠找了份技術員的工作，每天和冰冷的機器、油膩的零件打交道。
后來，經人介紹，我認識了現在的妻子。
她是個本分的上海女人，在紡織廠上班，話不多，但很會照顧人。
我們結了婚，生了一個女兒。
日子過得平淡如水，不好不壞，像一杯溫吞的白開水。
我把陜北的那段往事，連同那個叫秦悅的女人，一起焊死在記憶的鐵盒里。
我從不跟任何人提起。
妻子只知道我當過知青，在農村吃過很多苦。
女兒也只知道爸爸年輕時在很遠很遠的黃土高坡上待過。
我以為，這輩子就會這么波瀾不驚地過去。
直到那個電話打來。
那是九十年代末的一個深秋夜晚。
妻子和女兒都睡了，屋里很安靜。
我戴著老花鏡，在客廳的臺燈下，核對一張第二天要用的技術圖紙。
日子安靜得像一潭死水。
口袋里的手機，突然響了。
那是我剛換不久的諾基亞，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號碼。
我拿出來一看，屏幕上顯示著一串陌生的數字，區號是北京的。
我接了起來，聲音有些不耐煩：“喂，哪位？”
電話那頭，是一陣長久的沉默。
我只能聽到一陣輕微的、似乎有些緊張的呼吸聲。
那呼吸聲很輕，卻仿佛帶著千鈞之力，壓得電話線都快要斷裂。
就在我以為是騷擾電話，準備掛斷的時候，一個蒼老、沙啞，卻又依稀熟悉的女聲，遲疑地響了起來。
“請問……是衛東嗎？”
那一瞬間，我握著鉛筆的手，猛地一抖。
筆尖“啪”的一聲，在圖紙上劃出了一道長長的、刺耳的黑痕。
我的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狠狠攥住，幾乎要停止跳動。
這個聲音……
這個我曾在無數個午夜夢回時聽到，卻又以為永生永世都再也聽不到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