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4年，美加墨世界杯預選賽上，中國男足0:7慘敗日本。
一種似曾相識的集體性焦慮在彌漫，人們隱約感到，這并非一場普通的失敗。
當目光投向我們的東亞近鄰日本，這個曾在足球領域與我們同處起跑線，甚至長期落后的國家，如今已穩定躋身世界足球強國之列，其發展軌跡與精神內核，構成了一面清晰的鏡像。
這面鏡子照出的，不僅是一項運動的差距。
1888年，北洋水師“定遠”、“鎮遠”鐵甲艦駛入日本長崎港。
巨大的艦體、粗壯的炮管，帶給明治日本的不僅是視覺震撼，更是實質的威懾。
彼時，這支“遠東第一艦隊”代表著亞洲海權的頂峰。
巨艦的陰影，刺激出一個日本孤注一擲的決心。
北洋戰艦離港后，深受刺激的日本軍部，旋即啟動海軍擴張計劃。
他們制定了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擊沉“定遠”、“鎮遠”。
六年后，黃海。
決定國運的甲午戰爭中，日本海軍憑借更新的戰術、更嚴苛的訓練與更統一的意志，實現了目標。
而戰前，一位日本軍官登上訪日的“定遠”艦，白手套拂過欄桿，沾染的黑色油污成為清軍管理渙散的微小注腳。
細節，往往預示結局。
一個多世紀后，在另一片沒有硝煙卻同樣承載民族榮光的領域——足球場上，相似的劇本似乎換上了現代服裝。
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足球在亞洲尚屬二三流，對陣中國隊的戰績亦無優勢。那種“落后感”，與當年日本面對北洋巨艦時的心情，或有某種精神同構。
彼時的中國，被視為亞洲“一流強隊”，與沙特、韓國并列為亞洲足球的“三強”，可以輕松碾壓日本。
日本默默隱忍，將屈辱感轉化為一種極度理性、高度系統化的長期復仇計劃。
1988年，后來被譽為“日本足球教父”的川淵三郎進入日本足協時，面對的是一個近乎絕望的攤子。
“當時人們對日本足球不抱希望了，因為我們太弱了。”他回憶道。
但就在這低谷中，一種典型的日本式思維開始運轉。
可怕的地方在于，他們從不揠苗助長，也不尋求短期的振奮劑，而是繪制一張需要數代人接力的宏偉藍圖。
1993年，日本職業足球聯賽（J聯賽）在廢墟上創立。
聯賽的背后充滿野心，早已不局限于舉辦單純的商業賽事。
聯賽創始人川淵三郎提出了著名的“百年構想，即用一百年時間，在日本培育100家扎根社區的足球俱樂部，并讓日本國家隊成為世界冠軍。
在當時，這聽上去像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換作別的國家，也就是喊喊口號，自我麻醉下，沒有人會較真。
然而，日本卻不一樣，他們提出了目標，就一定要實現。
日本人，最擅長于將不可能變為現實。
在大政方針的指引下，日本緊鑼密鼓部署行動。
2005年，日本足協發布《日本足協2005宣言》，將“百年構想”具體化、階段化。
宣言設定了兩個清晰的時間節點：到2015年，日本足球人口達到500萬，國家隊進入世界前十；到2050年，足球人口達到1000萬，再舉辦一次世界杯并奪冠。
這份宣言并非空喊，而是有具體的執行步驟，涵蓋青訓、教練、設施、國家隊、女子足球等所有維度的國家戰略。
這份宣言，它標志著日本足球從“興趣推動”轉向了“國家工程”。
2022年，日本足協發布新版《日本之路》白皮書，在既定目標上，進一步細化了直至2030年的中期行動計劃。
這種“規劃先行”、“藍圖管理”的思維，深深植根于日本的社會治理傳統。
從明治維新制定的“殖產興業”國策，到戰后通產省主導的產業振興，再到今天的“足球百年計劃”，其內核一脈相承。
承認落后，確立遙遠但堅定的目標，然后將其分解為無數個可量化、可考核的短期任務，由全社會協力完成。
這是一種驚人的戰略耐心，它抵抗著全球體育產業普遍的急功近利。
當其他國家為下一屆大賽的資格焦慮時，日本足球的管理者正平靜地審視著2050年的路線圖。
同時，日本人清楚意識到，若無精密可靠的執行體系，終究是紙上談兵。
于是舉全國之力，共同構建一個上下貫通、環環相扣的“足球生態系統”。
這個系統如同精密的鐘表，每個齒輪的轉動都推動著整體目標的實現。
日本足球堅信，國家隊的塔尖必須建立在廣闊的草根基礎之上。
他們推行“草根計劃”，目標不是早期選拔精英，而是讓足球成為孩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目前，全日本擁有超過2.6萬支建制完整的青少年球隊，覆蓋從小學到高中的各個年齡段。
訓練重點并非過早的技戰術打磨，而是興趣培養、身體發展和人格教育。
川淵三郎曾指出：“勝利的渴望和集體的榮譽感，是從社區聯賽和學校比賽中萌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