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毛澤東和周恩來同時患上重病，毛澤東問周恩來：江山靠誰守

1975年7月的一個深夜，北京的夜風夾著蟬聲，西花廳的電話鈴突然刺耳地響起。正在批閱文件的周恩來抬頭示意秘書接聽，幾秒后，他接過話筒，只聽里頭傳來毛澤東含混卻堅定的低語：“我身體不行了，你呢？”短暫沉默后，周恩來以同樣虛弱的嗓音回了句：“還能撐。”這段不足二十秒的通話，被醫護人員記錄在案，卻鮮有人知，它是二人相互打氣的最后一次直接對話。

時間倒回到三年前。“九一三”事件的重擊令毛澤東精神壓力劇增，心血管、呼吸系統輪番告警。1972年初，參加陳毅追悼會后，他突然休克；搶救蘇醒時，醫務組統計，他在二十四小時內出現過三次呼吸驟停。外界只聽到接連不斷的“萬壽無疆”，實際情況卻嚴峻得多。

同一年，周恩來第一次出現大便潛血。鑒于外交、經濟戰線亟須有人坐鎮，中央醫務局決定暫時對本人保密。可周恩來對自身體況心知肚明，他對隨身醫生搖頭：“查出癌癥也得干活，總得有人收拾攤子。”至1974年春，膀胱兩次開刀、電灼三次，腸道又檢出新腫瘤，從腹部到盆腔，病灶像擴散的墨跡，一點點蠶食體力。

毛澤東得知確診報告后，把病歷挪到燈下細看，旁人提醒他注意視力，他揮手拒絕。此前他已被白內障折磨得幾乎看不清字，但依舊一頁頁翻。葉劍英趕來請示治療方案，毛澤東只說八個字：“全力以赴，不能誤工。”隨后指示把鄧小平請回國務院，給總理減壓。

到了1974年秋，毛澤東的雙眼僅剩輪廓感。攝影記者為外賓會見布光，刺目的閃燈讓他眉頭緊鎖。周恩來特意囑咐禮賓司：“三分鐘必須滅燈。”并把自己多年佩戴的近視鏡交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勉強能用，讓主席試試。”

那年冬天，一張特制沙發運進西花廳。軟硬適中、坐面略低，全是考慮到周恩來術后難以久坐。設計師原本給毛澤東做的，但主席落座片刻便說：“給總理送去，他比我更需要。”不久，周恩來托人回贈一副新做的墨鏡，鏡腿上刻著“保重”二字。這不是禮尚往來，而是兩位老人互相扶持的方式。

1975年8月，毛澤東接受白內障摘除手術。周恩來硬挺著輸液管，守在手術區外的等候廳。護士勸他回病房，他擺手：“我要第一時間聽到成功的消息。”手術順利，他靠在扶手椅上，長出一口氣，才被人推走。兩天后，他給毛澤東寫便條：“恭喜復明，盼主席節勞。”落款潦草，卻仍留下完整的“恩來”二字。

十月，周恩來再次進刀。醫生記錄：術中發現廣泛轉移，腸壁穿孔風險極高。術后第三天，他燒到四十度，仍讓秘書朗讀國內簡報。當聽說中東局勢有變化，他斷斷續續地說：“要防石油震蕩，抓基建。”醫護無奈，把紙寫好，他顫抖按下名字，算是批示生效。

十二月的一個清晨，他突然清醒，低聲問衛士：“主席今日可好？”得到“平穩”二字，他閉眼點頭，心率回落。床頭貼著一枚毛澤東像章，反光斑駁；每當意識模糊，他總會伸手摸一摸，似在確認某種依靠仍在。

1976年1月8日凌晨3點55分，監護儀發出長音，周恩來生命定格。消息送至中南海，毛澤東倚在床頭，丟下手中文件，僅說了一句：“知道了。”當晚，他沒有再翻書，也沒有讓護士讀報，只是望向窗外，一坐就是四小時。次日，中央文件遞來悼詞，他顫抖著紅筆，在“主席”處劃了一個圈，算是認可。張玉鳳試探：“要不要瞻仰遺容？”毛澤東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膝蓋：“走不動了。”

追悼會當天，電視實況轉播，毛澤東堅持全程觀看。畫面中，哀樂低沉；畫面外，他的眼淚順著面頰滑進枕頭，很快濕成一片。護士遞來紙巾，他擺手拒絕，像不愿承認自己再無辦法為故人做點什么。

此后數月，毛澤東拒絕大部分治療，只留下支持呼吸和心臟的藥物。他批閱文件的時間反而增加，每當有人提及批評周恩來的言論，他總放下文件，字正腔圓地說：“攻擊總理，人民不答應。”這句話被值班記錄員三次劃紅線，成為最后幾份談話紀要的核心句子。

9月9日凌晨，毛澤東病逝。守在病房門口的警衛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卻沒人想到，距離周恩來離開，僅僅八個月。兩位領航者以相似的方式謝幕，留給后人一紙問題——“江山靠誰守？”答案并非寫在某份公文，而是在后來的歷史進程里逐漸明確：制度的完善、班子的接續、人民的選擇，共同回應了那一夜深深的擔憂。

曾經，他們倆用半個世紀把理想變成現實；去世前，他們把最后的視線留給彼此，以及他們從未放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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