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的一個深夜,北京的夜風夾著蟬聲,西花廳的電話鈴突然刺耳地響起。正在批閱文件的周恩來抬頭示意秘書接聽,幾秒后,他接過話筒,只聽里頭傳來毛澤東含混卻堅定的低語:“我身體不行了,你呢?”短暫沉默后,周恩來以同樣虛弱的嗓音回了句:“還能撐。”這段不足二十秒的通話,被醫護人員記錄在案,卻鮮有人知,它是二人相互打氣的最后一次直接對話。
時間倒回到三年前。“九一三”事件的重擊令毛澤東精神壓力劇增,心血管、呼吸系統輪番告警。1972年初,參加陳毅追悼會后,他突然休克;搶救蘇醒時,醫務組統計,他在二十四小時內出現過三次呼吸驟停。外界只聽到接連不斷的“萬壽無疆”,實際情況卻嚴峻得多。
同一年,周恩來第一次出現大便潛血。鑒于外交、經濟戰線亟須有人坐鎮,中央醫務局決定暫時對本人保密。可周恩來對自身體況心知肚明,他對隨身醫生搖頭:“查出癌癥也得干活,總得有人收拾攤子。”至1974年春,膀胱兩次開刀、電灼三次,腸道又檢出新腫瘤,從腹部到盆腔,病灶像擴散的墨跡,一點點蠶食體力。
毛澤東得知確診報告后,把病歷挪到燈下細看,旁人提醒他注意視力,他揮手拒絕。此前他已被白內障折磨得幾乎看不清字,但依舊一頁頁翻。葉劍英趕來請示治療方案,毛澤東只說八個字:“全力以赴,不能誤工。”隨后指示把鄧小平請回國務院,給總理減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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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4年秋,毛澤東的雙眼僅剩輪廓感。攝影記者為外賓會見布光,刺目的閃燈讓他眉頭緊鎖。周恩來特意囑咐禮賓司:“三分鐘必須滅燈。”并把自己多年佩戴的近視鏡交給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勉強能用,讓主席試試。”
那年冬天,一張特制沙發運進西花廳。軟硬適中、坐面略低,全是考慮到周恩來術后難以久坐。設計師原本給毛澤東做的,但主席落座片刻便說:“給總理送去,他比我更需要。”不久,周恩來托人回贈一副新做的墨鏡,鏡腿上刻著“保重”二字。這不是禮尚往來,而是兩位老人互相扶持的方式。
1975年8月,毛澤東接受白內障摘除手術。周恩來硬挺著輸液管,守在手術區外的等候廳。護士勸他回病房,他擺手:“我要第一時間聽到成功的消息。”手術順利,他靠在扶手椅上,長出一口氣,才被人推走。兩天后,他給毛澤東寫便條:“恭喜復明,盼主席節勞。”落款潦草,卻仍留下完整的“恩來”二字。
十月,周恩來再次進刀。醫生記錄:術中發現廣泛轉移,腸壁穿孔風險極高。術后第三天,他燒到四十度,仍讓秘書朗讀國內簡報。當聽說中東局勢有變化,他斷斷續續地說:“要防石油震蕩,抓基建。”醫護無奈,把紙寫好,他顫抖按下名字,算是批示生效。
十二月的一個清晨,他突然清醒,低聲問衛士:“主席今日可好?”得到“平穩”二字,他閉眼點頭,心率回落。床頭貼著一枚毛澤東像章,反光斑駁;每當意識模糊,他總會伸手摸一摸,似在確認某種依靠仍在。
1976年1月8日凌晨3點55分,監護儀發出長音,周恩來生命定格。消息送至中南海,毛澤東倚在床頭,丟下手中文件,僅說了一句:“知道了。”當晚,他沒有再翻書,也沒有讓護士讀報,只是望向窗外,一坐就是四小時。次日,中央文件遞來悼詞,他顫抖著紅筆,在“主席”處劃了一個圈,算是認可。張玉鳳試探:“要不要瞻仰遺容?”毛澤東抬手拍了拍自己的膝蓋:“走不動了。”
追悼會當天,電視實況轉播,毛澤東堅持全程觀看。畫面中,哀樂低沉;畫面外,他的眼淚順著面頰滑進枕頭,很快濕成一片。護士遞來紙巾,他擺手拒絕,像不愿承認自己再無辦法為故人做點什么。
此后數月,毛澤東拒絕大部分治療,只留下支持呼吸和心臟的藥物。他批閱文件的時間反而增加,每當有人提及批評周恩來的言論,他總放下文件,字正腔圓地說:“攻擊總理,人民不答應。”這句話被值班記錄員三次劃紅線,成為最后幾份談話紀要的核心句子。
9月9日凌晨,毛澤東病逝。守在病房門口的警衛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來,卻沒人想到,距離周恩來離開,僅僅八個月。兩位領航者以相似的方式謝幕,留給后人一紙問題——“江山靠誰守?”答案并非寫在某份公文,而是在后來的歷史進程里逐漸明確:制度的完善、班子的接續、人民的選擇,共同回應了那一夜深深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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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他們倆用半個世紀把理想變成現實;去世前,他們把最后的視線留給彼此,以及他們從未放下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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