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8年秋，我的調令終于下來了。
從地區農機廠技術科副科長，調回老家清源縣。
所有人都說這是好事，離家近，能照顧妻兒。
妻子馮桂云在信里說，縣里正缺技術干部，興許能進縣委工業科。
我帶著檔案袋走進縣委組織部時，心里還揣著這點微弱的期盼。
走廊很靜，能聽見自己的腳步聲。辦公室門虛掩著，我敲了三下。
“請進。”
聲音有些熟，但我沒多想。推開門，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辦公桌后坐著個穿深藍列寧裝的女人。她正在批文件，聽到動靜抬起頭。
時間在那一瞬間凝固了。
我手里的檔案袋差點掉在地上。黃筱薇。十一年沒見，她眼角有了細紋，頭發剪短了，但那雙眼睛——我永遠不會認錯。
她也愣住了，鋼筆停在紙上，墨水暈開一小團黑。辦公室里安靜得可怕，只有墻上的掛鐘在走，嘀嗒，嘀嗒。
過了很久，也許只有幾秒鐘，她先動了。放下鋼筆，合上文件夾，身體向后靠進椅背。眼神里的震驚迅速褪去，換上一種我看不懂的冰冷。
“曾明達同志？”她聲音很平。
“是我。”我嗓子發干。
她伸出手。
我把檔案袋遞過去，指尖相觸的瞬間，我們都像被燙到似的縮了回去。
她拆開檔案袋，抽出材料一頁頁翻看，看得很慢。
陽光照在她側臉上，我能看見她緊抿的嘴唇。
終于看完了。她把材料裝回袋子，沒有封口，就那樣拿著。
“想進縣委？”她突然問。
我點頭：“組織上安排，我服從。”
她笑了，笑得很淡，眼睛里沒有笑意。然后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把檔案袋不輕不重地摔在我胸口。
紙張嘩啦一聲。
“想進縣委是不可能了。”她聲音不高，每個字卻像釘子，“紅旗養雞場缺個看門的，你去正合適。”
檔案袋從胸口滑落，掉在地上。我呆呆站著，看著她轉身走回辦公桌后，重新拿起鋼筆，不再看我。
“出去時帶上門。”
這就是我和黃筱薇十一年后的重逢。
01
調令是九月下旬到的。
地區農機廠人事科的老陳把文件遞給我時，拍了拍我的肩：“明達，回去好好干。清源縣雖然小，但正在搞鄉鎮企業改革，需要你這樣的技術骨干。”
我接過調令，薄薄一張紙，卻覺得沉甸甸的。
“謝謝陳科長，這些年多虧廠里照顧。”
“別說這些。你家里情況特殊，大家都理解。”老陳嘆口氣，“你愛人一個人帶著孩子在縣城，不容易。這次調回去，好好補償人家。”
我點點頭，喉嚨有些發緊。
走出人事科，秋日的陽光很好，廠區里機器轟鳴。
我在這個廠子待了十五年，從學徒工做到技術科副科長。
墻上刷著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改革開放第十年，一切都在變快。
可我的家，還停在十一年前。
那天晚上收拾行李時，我從箱子底翻出一本舊筆記本。
深藍色塑料封皮已經褪色，里面夾著一張照片。
黑白照，兩個年輕人并肩站著，背景是省城大學的校門。
女孩扎著麻花辮，笑得眼睛彎彎；男孩有些拘謹，手不知該往哪兒放。
我盯著照片看了很久，直到眼睛發酸。然后把它夾回筆記本，塞進箱子最底層。
妻子桂云上個月來信說，兒子小斌又長高了，這次考試考了全班第三。
信紙最后，她小心翼翼地問：調令有消息了嗎？媽的風濕病最近又犯了，我一個人實在忙不過來。
桂云是個好女人。
我們經人介紹認識，結婚十二年，她從沒抱怨過什么。
我每個月把大部分工資寄回家，自己只留基本生活費。
她總在信里說“夠了夠了，你在外別太省”，可我知道，一個女工帶著孩子還要照顧老人，日子有多緊巴。
這次調回去，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好好補償他們。
臨走前一天，幾個老同事湊錢在廠門口小飯館給我餞行。幾杯酒下肚，話就多了起來。
“明達，聽說清源縣新來的組織部長是個女的，年輕有為。”說話的是廠辦副主任老趙，“你回去說不定能進縣委，到時候可別忘了老兄弟。”
我笑笑：“哪有那么容易。”
“怎么不容易？你是正經大學畢業生，又在地區廠子干過技術科長。”老趙湊近些，壓低聲音，“我聽說，這位黃部長是從省里調下來的，背景硬得很。
你去了好好表現，機會大著呢。”
黃部長？我心頭莫名一跳，隨即又笑自己多想。天下姓黃的人多了。
“借你吉言。”我舉杯。
那晚喝得有些多，回去時路燈已經亮了。我站在廠門口，回頭看這個工作生活了十五年的地方。廠房在夜色中靜默，窗戶里透出零星燈光。
明天，就要回去了。
回到清源縣，回到我逃離了十一年的地方。
02
長途汽車在顛簸的砂石路上搖晃了五個小時。
窗外的景色從城市逐漸變成農田，又變成熟悉的丘陵。
清源縣到了。
下車時是下午三點，秋陽斜照，車站還是老樣子，只是墻面新刷了白灰，寫著“改革開放，振興清源”。
我提著兩個帆布包走出車站，站在路邊有些恍惚。
十一年了。
上次離開時是深夜，搭的是一輛運煤的卡車。
那天晚上下著雨，我渾身濕透，縮在煤堆旁，看著縣城燈火在雨幕中漸行漸遠。
當時心里只有一個念頭：走，走得越遠越好。
現在回來了，縣城似乎變化不大。
街道兩旁的梧桐樹更高了，枝葉在秋風中沙沙作響。
供銷社門口排著隊，人們在搶購什么緊俏商品。
墻上貼著標語：“大力發展鄉鎮企業”、“鼓勵個體經濟”。
我循著記憶往家走。
家在老城區的紡織廠家屬院。一排排紅磚平房，院子里晾著衣服被單。幾個孩子在空地上踢毽子，看到我這個生人，都停下來好奇地打量。
第三排最東頭那間。門上新貼了春聯，紅紙已經褪色。我站在門前，深吸一口氣，敲了敲門。
“誰呀？”里面傳來桂云的聲音。
“我。”
門猛地開了。桂云系著圍裙站在門口，手上還沾著面粉。她看著我，眼圈一下就紅了。
“回來了？”
“嗯，回來了。”
她側身讓我進屋。屋子很小，但收拾得干凈整齊。靠墻擺著飯桌，桌上攤著面板，正在包餃子。里屋門簾掀開，一個男孩探出頭來。
“小斌，快叫爸爸。”桂云說。
男孩十歲，個子挺高，有些怯生生地看著我：“爸。”
我放下包，走過去想摸摸他的頭，他下意識往后縮了縮。我的手停在半空，最后還是收了回來。
“長這么高了。”我笑著說，心里卻有些發酸。
晚飯吃餃子，桂云特意割了肉。
母親坐在床邊，腿蓋著毯子，拉著我的手絮絮叨叨說了很多。
說桂云不容易，說我回來就好。
她的頭發全白了，手指關節粗大變形，是常年類風濕落下的毛病。
“媽，以后我照顧您。”我說。
晚上睡下后，桂云在我身邊小聲說：“你回來我就踏實了。廠里最近效益不好，聽說要裁員，我整天提心吊膽的。”
“沒事，有我呢。”我拍拍她的手，“明天我去組織部報到，看看怎么安排。”
黑暗中，桂云輕聲問：“能進縣委嗎？老沈說，現在縣里缺技術干部。”
老沈叫沈俊才，是我高中同學，現在在縣委辦當副主任。上周來信說，已經幫我打聽過了，問題不大。
“應該能吧。”我說，心里卻莫名有些不安。
第二天一早，我換上最好的那套中山裝，深藍色，洗得有些發白但很平整。桂云幫我整了整衣領：“早點回來，中午包餃子給你留著。”
縣委大院在城東，以前是縣衙舊址，青磚灰瓦的老建筑。我走到門口時，看見傳達室里坐著個老頭，正在看報紙。
“同志，我找組織部。”
老頭抬起頭，推了推老花鏡：“哪個單位的？介紹信。”
我把調令和介紹信遞過去。老頭仔細看了看，又打量我幾眼：“從地區農機廠調回來的？哦，曾明達……進去吧，組織部在二樓最東頭。”
我道了謝，走進大院。
院子里的槐樹落葉了，金黃鋪了一地。
辦公樓是新建的三層樓，白色墻面上寫著紅色標語。
上到二樓，走廊里很安靜，能聽見某個辦公室里的電話鈴聲。
組織部在最東頭。門開著，里面坐著個年輕干事，正在整理文件。
“同志，我來報到。”我把材料遞過去。
年輕干事接過去看了看：“曾明達同志？稍等，我去請示一下領導。”
他拿著材料進了里間辦公室。門虛掩著，我聽見隱約的說話聲，聽不清內容。過了一會兒，年輕干事出來：“領導請你進去。”
我整了整衣領，推門進去。
然后，就看見了黃筱薇。
03
辦公室里有一瞬間死寂。
黃筱薇坐在辦公桌后，陽光從她背后的窗戶照進來，給她輪廓鍍上一層金邊。她比十一年前瘦了，下巴尖了些，眼神卻銳利得像刀子，直直刺過來。
我僵在門口，腦子一片空白。
怎么會是她？怎么會是黃筱薇？她不是在省城嗎？她怎么會在這里，還是組織部長？
無數問題在腦海里炸開，我卻一個也問不出口。
黃筱薇先動了。
她放下鋼筆，動作很慢，像是刻意控制著節奏。
然后她身體向后靠進椅背，雙手交叉放在桌上。
那雙眼睛一直沒離開過我，從震驚到審視，最后歸于一片冰冷的平靜。
“曾明達同志？”她又問了一遍，聲音沒有波瀾。
我機械地點頭：“是。”
“進來，把門關上。”
我關上門，走到辦公桌前。距離她三米遠，能聞到她身上淡淡的肥皂味，還是當年那個牌子。這個認知讓我心里一痛。
她伸手。
她拆開檔案袋，抽出材料一頁頁翻看。
看得很慢，每一頁都仔細看，偶爾停頓一下。
辦公室里只有翻紙的沙沙聲。墻上的掛鐘在走，嘀嗒，嘀嗒，每一聲都敲在我心上。我站著，手心出汗，中山裝里的襯衫已經濕了一片。
終于看完了。她把材料裝回袋子，沒有封口，就那樣拿著。然后她抬起頭，目光像探照燈一樣照過來。
“地區農機廠技術科副科長，干了六年。”她像是在念檔案，又像是在自言自語，“之前是技術員，再之前是工人。
1977年恢復高考后第一批大學生，省城工業大學機械系畢業。”
她停頓一下，看著我：“這么好的學歷，怎么在地區廠子一待就是十一年？”
我喉嚨發干：“工作需要。”
“工作需要。”她重復一遍，語氣里帶著嘲諷，“那這次調回來，也是工作需要？”
“家庭原因。母親身體不好，妻子一個人照顧不過來。”
黃筱薇輕輕“哦”了一聲，手指在檔案袋上敲了敲：“倒是孝子，好丈夫。”
這話聽起來不對勁，但我不知該怎么接。
她站起身，走到我面前。十一年了，我第一次這么近距離看她。眼角真的有細紋了，鬢角有幾根白發，但她還是那個黃筱薇，驕傲的、倔強的黃筱薇。
她舉起檔案袋，不輕不重地摔在我胸口。
紙張嘩啦一聲，散落出來幾頁。
“想進縣委？”她問，聲音很輕，卻像冰碴子，“曾明達，你以為這是什么地方？菜市場？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我張了張嘴，發不出聲音。
“縣委辦？工業科？不可能。”她一字一頓，“紅旗養雞場缺個看門的，你去正合適。”
養雞場？看門的？
我腦子嗡的一聲：“黃部長，我……”
“叫同志。”她打斷我，“這里是組織部，只有同志。”
“黃……同志。”我艱難地說，“我是技術干部，專業是機械，養雞場看門……這是不是不太合適？”
黃筱薇笑了，笑得很淡：“有什么不合適？看門也是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貴賤。還是說，曾明達同志看不起養雞場的工作？”
“我不是這個意思……”
“那就好。”她轉身走回辦公桌后，重新拿起鋼筆，“介紹信我會開，你明天就去報到。紅旗養雞場在縣郊，離這兒十五里路，記得早點出發。”
她低頭開始寫字，不再看我。
我站著，地上的檔案袋散開著，我的履歷、我的調令、我的人生攤了一地。我彎腰去撿，手有些抖。
“出去時帶上門。”她頭也不抬地說。
我撿起所有紙張，胡亂塞回袋子，轉身往外走。走到門口時，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黃筱薇還在寫字，側臉在陽光下很平靜，仿佛剛才什么都沒發生。
關上門，走廊里的涼氣撲面而來。
年輕干事從隔壁探出頭：“曾同志，領導怎么說？”
我看著他，張了張嘴，最后只說：“安排好了。”
然后我走下樓梯，走出辦公樓，走出縣委大院。陽光刺眼，我站在路邊，看著街上人來人往，突然不知道接下來該去哪兒。
回家嗎？怎么跟桂云說？說我被發配去養雞場看門？說我得罪了組織部長，因為她是我的前女友，而我十一年前不辭而別？
我蹲在路邊，抱住頭。
04
十一年前的省城，夏天熱得讓人喘不過氣。
我和黃筱薇在工業大學讀書，同級不同系。
我是機械系，她是管理系。
我們在圖書館認識，因為搶同一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后來她總笑我：“曾明達，你一個學機械的，看什么文學書？”
我說：“那你一個學管理的，不也看？”
她就笑，眼睛彎彎的，像月牙。
1979年畢業，我們本來都留在了省城。我進了省農機研究所，她進了省輕工廳。單位分了單身宿舍，我們在同一條街上，隔著一百米。
那時候真好啊。周末一起騎車去郊外，在河邊野餐。她帶自己做的饅頭和咸菜，我帶水壺。坐在草地上，看云，看書，說以后。
她說想繼續讀書，考研究生。我說好啊，我供你。她捶我：“誰要你供？我自己能行。”
我們計劃著，等工作穩定了就結婚。她甚至偷偷量了我的腳，說要給我織毛衣。毛線是淺灰色的，她織得很慢，針腳歪歪扭扭，但特別用心。
變故發生在1980年春天。
那天我接到父親從清源縣打來的長途電話，聲音顫抖：“明達，你快回來一趟，家里出事了。”
我連夜坐火車趕回去。到家時是凌晨，屋里擠滿了人。母親坐在床上哭，父親蹲在墻角抽煙，地上全是煙頭。
“怎么了？”
父親抬起頭，眼睛通紅：“廠里……廠里說我貪污。”
父親是縣農機廠的老會計，干了一輩子，賬目清清楚楚。可新來的廠長查賬，說少了三千塊錢，硬說是父親挪用了。
“我沒拿！”父親捶著胸口，“我一分錢沒拿！那是冤枉！”
可證據擺在那里——賬目對不上，父親的抽屜里發現了二百塊錢，說是贓款的一部分。父親被停職審查，家里被翻得底朝天。
我在家待了三天，四處找人，到處碰壁。最后老廠長私下告訴我：“明達，別折騰了。新廠長是縣委副書記的小舅子，他要立威，你爸撞槍口上了。”
“可我爸是冤枉的！”
老廠長嘆口氣：“我知道，廠里老人都知道。但沒用。現在風聲緊，經濟問題是大問題，搞不好要坐牢。”
我渾渾噩噩回到省城，不敢告訴黃筱薇。那幾天我魂不守舍，她問我怎么了，我只說家里有點事。
直到有一天，所里領導找我談話。
“小曾啊，聽說你家里出了點問題？”領導語氣溫和，眼神卻嚴肅，“你父親涉嫌經濟問題，正在接受調查。這個……對你影響不好啊。”
我臉色發白：“領導，我父親是冤枉的。”
“冤不冤枉，組織會調查清楚。”領導頓了頓，“但在這期間，你所里的工作……暫時調你去資料室吧，先避避風頭。”
資料室。那是養老的地方。
我走出領導辦公室，站在走廊里，渾身發冷。那時候正是提干的關鍵時期，和我一起進所的小王已經定了副科。而我，因為父親的問題，前途一片黑暗。
更可怕的是，黃筱薇怎么辦？
她是省輕工廳的干部，父親是南下干部，家庭清白，前途光明。如果跟我在一起，如果將來結婚……她的檔案里就會永遠記著：配偶父親有經濟問題。
那個年代，這個污點會跟著她一輩子。
我在宿舍里坐了整整一夜。
天亮時，我做了決定。
收拾行李，去火車站買了回清源縣的票。
沒有告訴她，沒有留紙條。
就像人間蒸發一樣，從她的世界里消失了。
我知道她會找我。她會去研究所，會去我宿舍，會發瘋一樣打聽我的下落。但我不能回頭。父親的問題不解決，我永遠是個拖累。
回到縣里后，我給省農機研究所寫了辭職信，然后進了地區農機廠，從最基層的工人干起。和過去的一切切斷了聯系，包括黃筱薇。
后來父親的問題不了了之，錢對上了，說是賬目錯誤。父親恢復了名譽，但身體垮了，三年后就去世了。母親受了刺激，得了類風濕，常年臥床。
我在地區廠子一待就是十一年。經人介紹認識了桂云，結婚，生子，過著最普通的生活。我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那些過往都埋在心底，再也不去觸碰。
直到今天，在組織部辦公室里，看見黃筱薇。
她看我的眼神，那么冷，那么恨。
我該恨她嗎？她毀了我的工作安排，把我發配去養雞場。可我又有什么資格恨她？是我先不辭而別，是我先辜負了她。
蹲在路邊不知多久，直到有人拍我的肩。
“明達？真是你！”
我抬起頭，看見一張熟悉的臉。沈俊才，我高中同學，現在縣委辦副主任。他穿著深色中山裝，夾著公文包，驚訝地看著我。
“老沈……”
“你怎么在這兒？蹲路邊干什么？”他把我拉起來，“走，去我辦公室坐坐。”
我渾渾噩噩跟著他回了縣委大院。沈俊才的辦公室在一樓，不大，但干凈整潔。他給我倒了杯茶：“報到完了？見到黃部長了？”
我捧著茶杯，手還在抖。
沈俊才看出不對勁：“怎么了？安排得不順利？”
我苦笑：“何止不順利。黃部長讓我去紅旗養雞場，看大門。”
“什么？”沈俊才瞪大眼睛，“養雞場？看大門？開什么玩笑！你是技術干部，正兒八經的大學生……”
他說到一半，突然停住，若有所思地看著我：“明達，你跟黃部長……是不是認識？”
我沉默。
沈俊才壓低聲音：“我聽說，黃部長是從省里調下來的，背景很深。她來清源縣三個月，雷厲風行，得罪了不少人。但誰也不敢動她，據說上面有人。”
他頓了頓：“你是不是以前得罪過她？”
我張了張嘴，最后只能說：“算是吧。”
“難怪。”沈俊才嘆口氣，“黃部長這個人，原則性極強，但也是出了名的記仇。你撞她槍口上了。”
我苦笑。何止是記仇。我欠她的，何止是一個工作安排。
“那現在怎么辦？真去養雞場？”
“組織安排，我能不去嗎？”我放下茶杯，“老沈，這事兒別跟桂云說，就說……就說我去縣工業局下面的企業了。”
沈俊才點點頭：“我明白。但明達，養雞場那地方……條件很差，離縣城又遠。你要有心理準備。”
“再差能差到哪兒去？”我站起來，“總比沒工作強。”
走出沈俊才辦公室時，他叫住我：“明達，黃部長那邊……要不要我去說說情？畢竟同學一場，也許……”
“不用了。”我搖頭，“我自己欠的債，自己還。”
05
回家路上，我在供銷社買了二斤肉。
桂云正在洗衣服，看見我回來，擦了擦手：“怎么樣？安排好了？”
“嗯，安排好了。”我把肉遞給她，“縣工業局下屬的企業，搞技術。”
“哪個企業？”桂云高興地問，“離得遠嗎？”
“有點遠，在縣郊。”我避開她的眼睛，“可能得住廠里，周末才能回來。”
桂云臉上的笑容淡了些：“住廠里啊……那多不方便。不能每天回來嗎？”
“廠里有宿舍，方便工作。”我摸摸她的頭，“沒事，周末就回來了。你一個人照顧媽和小斌，辛苦了。”
“不辛苦。”桂云低下頭，繼續搓衣服，“你工作穩定了就好。”
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
黃筱薇的臉在眼前晃，冷冷的眼神，摔過來的檔案袋。
還有十一年前，她最后一次對我笑的樣子，在省城火車站，她送我出差，說：“早點回來，毛衣快織好了。”
那件淺灰色的毛衣，最后織完了嗎？
第二天一早，我告訴桂云要去廠里報到，可能這幾天不回來。她給我收拾了行李，幾件換洗衣服，一罐她腌的咸菜，還有十個煮雞蛋。
“路上吃。廠里伙食要是不好，就自己加餐。”
我接過行李，不敢看她的眼睛。走出家門時，小斌在門口喊：“爸，周末回來嗎？”
“回來。”我說。
紅旗養雞場在縣郊十五里，不通公交車。我走了兩個小時，腳都磨出水泡。越走越荒，路邊從農田變成荒地，最后是一片丘陵。
養雞場在山腳下，一圈圍墻，里面有幾排平房。大門是鐵柵欄的，銹跡斑斑。門衛室是個小棚子，玻璃碎了一塊，用報紙糊著。
我推開鐵門，里面傳來此起彼伏的雞叫聲，還有濃重的雞糞味。院子很大，水泥地面坑坑洼洼，散落著雞毛和飼料。
一個老頭從雞舍里走出來，穿著褪色的藍布工裝，戴頂破草帽。他佝僂著背，走路一瘸一拐，手里提著個鐵桶。
“找誰？”老頭聲音沙啞。
“我是來報到的，曾明達。”我把介紹信遞過去。
老頭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接過信，湊到眼前仔細看。他眼睛很渾濁，看得很慢。看完后，他抬頭打量我：“組織部派來的？看大門的？”
“是。”
老頭咧嘴笑了，露出稀疏的牙齒：“稀奇，組織部還管派看大門的。我是彭有才，這里的場長。”
場長？我愣了下。我以為場長應該在辦公室，而不是親自喂雞。
彭有才把鐵桶放下：“跟我來吧。”
他帶我穿過院子，雞舍里的雞撲騰著翅膀，灰塵飛揚。走到最里面一排平房，推開一扇門：“你就住這兒。”
屋子很小，不到十平米，一張木板床，一張破桌子，一把椅子。墻上糊著舊報紙，窗玻璃缺了一角。
“條件簡陋，將就著住。”彭有才說，“工作簡單，早上六點開門，晚上九點鎖門。有人來要登記，車進出要檢查。雞舍那邊你不用管，有我。”
我放下行李：“彭場長，這里……就我們兩個人？”
“還有個喂雞的伙計，回家收秋去了，過陣子回來。”彭有才摸出旱煙袋，點上抽了一口，“怎么，嫌人少？”
“不是。”我猶豫了下，“彭場長，我其實是學機械的，在地區農機廠干過技術。您看廠里有沒有什么機器需要修理，我可以……”
彭有才吐出一口煙：“機器？這兒最先進的機器就是飼料粉碎機，還是五八年大躍進時買的，早報廢了。現在喂雞全靠人力。”
他打量著我：“大學生？怎么分到這兒來看大門？”
我苦笑：“組織安排。”
“組織安排。”彭有才重復一遍，笑了，“行吧，既來之則安之。先把屋子收拾收拾，缺什么跟我說——雖然說了我也未必有。”
他轉身要走，又停住：“對了，食堂在那邊，早飯七點，午飯十二點，晚飯六點。過時不候。”
門關上了。我站在屋子里，看著斑駁的墻壁，聞著空氣中濃郁的雞糞味，突然有種不真實感。
我真的在這里了。養雞場看門人。三十八歲，大學畢業生，地區廠技術科副科長，現在在這里看大門。
都是因為黃筱薇。
可我能怪她嗎？十一年前，我連一句解釋都沒有就消失了。她找過我嗎？等過我嗎？恨我嗎？
這些問題沒有答案。
我鋪好床，收拾了屋子。從行李里拿出桂云給的煮雞蛋，剝了一個吃。咸菜很香，是她親手腌的。吃著吃著，眼睛就有點酸。
傍晚，我去食堂打飯。所謂的食堂就是一間小屋子，一個胖大娘在窗口后面舀菜。菜很簡單，白菜燉粉條，兩個窩頭。
“新來的？”胖大娘多看了我一眼，“知識分子？”
我笑笑：“看大門的。”
“看大門的穿這么整齊？”她遞給我飯菜，“彭場長交代了，給你加個雞蛋。”
碗里多了個煮雞蛋。
我道了謝，端著碗坐在院子里吃。
夕陽西下，雞舍里的叫聲漸漸平息。
彭有才坐在不遠處的石頭上抽煙，佝僂的背影在暮色里像一尊雕塑。
吃完飯，我去門衛室熟悉情況。登記本很舊了，上面字跡潦草，記錄著寥寥幾次進出。最近一次是一個月前，飼料公司來送飼料。
我翻看著，突然看見一個熟悉的名字。
黃筱薇。來訪時間：1988年8月15日。事由：檢查工作。
她來過這里？三個月前，她剛來清源縣不久，就來過養雞場？
我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直到天色完全暗下來。
06
養雞場的生活枯燥得像一潭死水。
每天早上六點開門，晚上九點鎖門。中間的時間，我就在門衛室坐著，看登記本，看院子里的雞跑來跑去，看彭有才佝僂著背喂雞、打掃雞舍。
他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沉默地干活。
喂雞、清理雞糞、調配飼料，動作慢但熟練。
有時他會坐在石頭上抽煙，一坐就是半天，眼睛望著遠處的山，不知在想什么。
我試著跟他聊天：“彭場長，您在這兒干多久了？”
“二十三年。”他吐出口煙，“六五年建的場，我就在這兒了。”
“一直一個人？”
“老婆孩子早走了。”他彈彈煙灰，“嫌這兒又臭又窮，跟人跑了。”
我不再問。
第三天下午，飼料公司的車來了。一輛破舊的解放卡車，司機是個年輕人，跳下車就嚷嚷：“老彭頭，來卸貨！”
彭有才慢吞吞走過去。我上前幫忙，和司機一起把飼料一袋袋搬進倉庫。司機打量我：“新來的？以前沒見過。”
“看大門的。”
“看大門還幫著卸貨？”司機笑了，“老彭頭，你這幫手不錯啊。”
彭有才沒說話，搬完最后一袋，在送貨單上按手印。司機發動車子要走，突然又探出頭：“對了，縣里是不是新來個女組織部長？姓黃？”
我手一緊。
彭有才點點頭：“嗯。”
“厲害人物。”司機壓低聲音，“我聽說，她把好幾個干部擼了，其中就有原來管你們這兒的那個副局長。
為啥？就因為你們場去年申請買孵化機的報告，被那副局長壓了半年，最后不了了之。”
彭有才抽煙的動作頓了頓。
“黃部長一來就查這事兒，把副局長調去工會了。”司機說，“還專門來你們這兒看過，說要解決實際困難。老彭頭，你這破場子要轉運了。”
卡車開走了。彭有才站在原地，看著車尾揚起的塵土，很久沒動。
晚上吃飯時，我忍不住問：“彭場長，黃部長……真的來幫咱們場解決問題？”
彭有才扒拉一口飯：“可能吧。”
“那她為什么……”我把后半句咽回去。為什么把我發配到這兒？如果是真心想幫養雞場，怎么會塞個看大門的來？
彭有才抬頭看我一眼：“你想問，她為啥把你弄到這兒來？”
我愣住。
“組織部介紹信上寫了，你是地區農機廠的技術干部。”彭有才慢條斯理地說，“黃部長把你派到這兒，要么是整你，要么是另有安排。”
他放下碗，渾濁的眼睛盯著我：“你是哪種？”
我張了張嘴，最后實話實說：“我十一年前……辜負了她。”
彭有才點點頭，不再問。吃完飯，他拿出兩個酒杯，一瓶散裝白酒：“喝點？”
我接過酒杯。酒很烈，辣得嗓子疼。彭有才喝得很慢，一口一口抿。
“十一年，挺長的。”他突然說，“但有些事，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悶頭喝酒。
“黃部長來那天，是個大熱天。”彭有才望著窗外，“她沒坐車，自己走來的。
十五里路，走到這兒時渾身是汗。
我讓她進屋喝口水，她不肯，非要先看雞舍。”
他喝了口酒：“我把場里的困難說了，孵化機的事，飼料的事，銷路的事。
她聽得很仔細，還拿本子記。
后來我送她出門，她說：‘彭場長，你放心，這些問題我一定想辦法解決。”
“然后呢？”
“然后她就走了。一個月后，縣里批了錢，買了臺新孵化機，過兩天就到。”彭有才笑了笑，“她說話算話。”
我握著酒杯，心里亂成一團。黃筱薇還是那樣，認真，負責，說到做到。可這樣的她，為什么對我那么狠？
“你辜負了她什么？”彭有才突然問。
我沉默很久，把十一年前的事說了。父親的冤案，我的逃避，不辭而別。說得很簡略，但足夠明白。
彭有才聽完，沒說話，只是喝酒。一瓶酒見了底，他才開口：“你知道你父親那件事，最后怎么解決的嗎？”
我一愣：“說是賬目錯誤，不了了之了。”
“不了了之？”彭有才笑了，笑得很古怪，“三千塊錢，在那個年代是巨款。說沒就沒了，可能嗎？”
我后背一涼：“您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