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剛 | 在“第二個結合”視域中傳承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

［摘 要］綿延不絕的中華文脈和恒久穩定的民族根脈，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相較于中華文脈對歷史傳承的強調，民族根脈更側重于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和貫穿文明始終的內在生命力，是維系民族大一統文化心理認同的核心要素。在“第二個結合”視域中傳承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既是鞏固中華文明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舉措，也是在世界舞臺上清晰昭示“我是誰”的基因密碼和支撐力量，不失為一種“守正”。而鞏固的文化主體性和不斷發展壯大的主導文化形態，能夠對內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對外提升中華文明的價值感召力和文明輻射力，這在歷史新方位中則體現了一種“創新”。

［關鍵詞］中華文脈；民族根脈；文化基因；“第二個結合”

閱讀導引

一、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傳承

二、在傳承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三、在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賡續創新中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

四、結語

中華文明之所以源遠流長、生生不息，中華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為其始終貫穿著綿延不絕的中華文脈和恒久穩定的民族根脈，并由此塑造了中華文明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所謂“中華文脈”是指中華民族的文化在歷史發展中的精神傳承、文化遺產、價值觀念等的基因性存續，它有助于我們理解：從歷史中走來的當代中國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有著怎樣的精神追求和文化道統？它將走向哪里？如從《詩經》、唐詩、宋詞到今日古體詩詞的流行，其間流淌的文脈表征了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意味著中國人都有一顆追求美好詩情與意境的詩心。同時，中國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多民族國家，其社會穩定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族根脈，如語言、習俗、核心價值觀、節日儀式等在傳承中所煥發出來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由此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如黃帝陵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的象征，不斷強化著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民族根脈；再如春節申遺成功賡續和弘揚了民族根脈，有助于增強全球華人的文化認同感。相較于中華文脈對歷史傳承的強調，民族根脈通常更側重于民族生存發展的根基和貫穿文明始終的內在生命力，是維系民族大一統文化心理認同的核心要素。“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歷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事實上，只有深刻理解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才能真正敬畏歷史、敬畏文化，守護好中華民族的文脈和根脈，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從而更好地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

一、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歷史文化傳承

“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踐行者，又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2025年1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關于全面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時強調：“要保護傳承弘揚黃河文化，加強文化遺產整體性系統性保護，傳承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基于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部署，提出了傳承中華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的要求。那么，如何深刻理解其內涵與價值，從而更好地服務于國家發展大勢？這就需要我們在“第二個結合”視域中，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和“中國特色”的本質所在，通過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來闡釋推進中華文明當代演進的價值指向。

（一）中華文明具有鮮明的向內凝聚的統一性

中華民族的歷史，是一部波瀾壯闊的文明創生、發展與演變史，它交織著靜水流深與跌宕起伏，在生生不息中傳承著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在包容創新中鑄就了中華文化的蔚為大觀。“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因此，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歷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料，正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可以說，“第二個結合”既是對這種趨勢與必然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在遵循中華文明演進規律中對發展方向的明確規定。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是中華文明極為重要的發祥地。世界上恐怕沒有任何一種自然力量能像黃河和長江這樣，對塑造中華文明起到如此無與倫比的作用。其中，黃河作為中華民族的母親河，承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深厚的人文歷史，奔騰不息的黃河孕育了燦爛的黃河文化，也孕育了中華民族不竭的精神追求和治國理政智慧。在周、秦、漢、唐等朝代，中華民族均出現過文明的鼎盛時期，這些時期不僅生成并賡續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更塑造了中華文明的一系列突出特性。

中華文明由多民族共同創造，在多元文化交融中形成、發展。在長期歷史演變中，中華文明既積淀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民族根脈，也塑造了突出的統一性特征。“‘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是文明連續的前提，也是文明連續的結果。”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生生不息，正是這種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長期向內凝聚的價值追求所致。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表明，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的深刻認知，秉持“天下大同”的文明理念，這些共同塑造了中華文明的統一性基因。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在近代以來的世界史視野中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砥礪奮進中形成了血脈相融、文脈相續、根脈相傳、骨肉相連的民族大融合格局。

（二）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在獨自創發中綿延久遠

一部中華文明發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在文明發展的長河中，文脈被視為動態的文明基因鏈，在傳承發展演變中經由創新不斷推動文明進步；反之，文脈的斷裂則可能導致文明的湮滅。事實上，世界歷史上不乏因文脈斷裂而消失的文明。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正是因為有了詩詞歌賦、禮樂典籍的代代相傳，從《詩經》《論語》到《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從李白、杜甫、蘇軾、曹雪芹的文學瑰寶到敦煌壁畫、故宮藏品等藝術精粹，再到昆曲等非物質文化遺產，文脈的綿延不僅厚植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豪感，更成為今日滋養中國人底氣和骨氣的重要文化資源，并積淀為流淌在中國人血液中的文化基因。

相較于歷史文脈的動態傳承，民族根脈則更多呈現出穩定性，通常被視為一個民族文化認同的底層邏輯與核心要素。從民族文化的深層結構或者集體無意識層面來看，民族根脈是形構民族情感共同體、精神共同體的紐帶，是一個民族生存于世的精神根基。文字、習俗、宗教、信仰、節日儀式等活態載體，都能在情感的激蕩中凝聚族群力量。譬如，中國傳承千年的“仁義禮智信”核心價值觀，對中華文明超穩定結構的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甲骨文作為漢字的源頭，其象形結構中蘊含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思維方式，深刻影響了中國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潛在地塑造著中國人對待自然和社會的思維價值取向，并積淀為今日生態文明建設的文化基因；通過清明節的祭祖儀式，民族根脈在代際傳承中形成了獨特的祖先崇拜及家族倫理，甚至形成了家國同構的深層次民族文化心理結構。這種民族根脈的傳承，強化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所孕育的中華文化的獨立創生性。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華文化具有“獨自創發”和“非從他受”的特征；“中華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構造之特殊，如法學上所謂法系之特殊，如是種種甚多），自成體系，與其他文化差異較大”；相較于其他古代文化，如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等，“惟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中華文化“同化他人之力最為偉大”，“對于外來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為其動搖變更”，“故能吸收若干鄰邦外族，而融成后來之廣大中華民族”；“中華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響，既遠且大。北至西伯利亞，南迄南洋群島，東及朝鮮、日本，西達蔥嶺以西，皆在其文化影響圈內”。可以說，作為中華文明內核的中華道統，在歷史文脈的傳承中創新，在民族根脈的守護中發展演化，從而鑄就了中華文明連續性與創新性交織的鮮明特性。

通常，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蘊含于大小傳統中。漢以后，儒家思想成為文化大傳統的代表，形構了以儒釋道三家為主干的中國傳統文化，并在文脈賡續中傳承至今。同時，由于地域和族群生活狀態的差異，特別是廣土巨族的現實形態，又形成了根脈錯綜交織的文化小傳統。筆者認為，文化小傳統主要是在民間文化、民間藝術、民間禮俗和民間信仰中廣泛潛在的價值觀，它們猶如遍布全身的細胞和毛細血管，形成了對社會大傳統的一種有益補充。從大歷史視野來看，傳統是從過去流淌至今的精神河流，通過不同歷史時期創造的文化典范來承載和傳承。文本經典和典范性文化遺存是歷史文脈的綿延，而對文本經典的誦習和文化遺存的學習，特別是禮樂制度的當代實踐，如祭拜黃帝陵、炎帝陵等儀式的不斷操演，則是對民族根脈的守護，旨在傳承文化傳統中那些具有永恒意義的精神價值，使其以集體記憶的方式被當代人接受，進而融入當代大眾的日常生活。

在當代中國，傳統文化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式與當代人建立血脈關聯，而非機械地以傳統文化的具體內容代替今天的社會生活。傳統不是過去，而是構成現實的有機部分，更是今日現實文化的底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所在。習近平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有立足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對于現代人而言，向傳統學習并非回到過去，而是將現代植根于傳統之中再繼續向前發展。能否成為發展傳統的現代人，既是觀念問題、立場選擇與文化認同問題，更是現實性的實踐問題。

立足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列寧在《關于無產階級文化》《青年團的任務》等文獻中一再強調，“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這意味著，無產階級文化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繼承人類文化遺產中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吸收和改造了兩千多年來人類思想和文化發展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發展無產階級文化應該以此為基礎和方向。早在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便指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進入新時代，習近平進一步強調：“為什么中華民族能夠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傳、頑強發展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規范，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價值。……我們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

（三）中華民族是有強烈歷史感的民族

放眼世界，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以國家形態從遠古傳續至今的文明，其傳承的核心在于中華文脈的綿延不絕。在顯性層面，中華文脈體現為歷代先哲及其經史子集的傳承與發展，從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到孔子、司馬遷、韓愈、朱熹、顧炎武、曾國藩等，脈絡清晰；在隱性層面，則表現為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無數歷史遺跡的代代相傳，一直延續至今。事實上，傳承發展中華文脈始終是中國文化的發展核心。正如“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昭示的，“弘道”“求道”是每一代中國人的使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更是深植人心。可以說，中華民族是最具歷史感的民族，中國人的歷史意識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與獨特的文明特性，其突出表現就是格外強調歷史的連續性以及對道統的賡續，特別注重從歷史中總結經驗教訓，并將其轉化為解決現實問題的靈感與智慧。習近平指出：“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我們要積極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可以說，高度重視歷史，向歷史學習，有著強烈的歷史感和天賦使命意識，在總結歷史中運用歷史資源，依托歷史展望未來，這些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獨特的歷史意識。

在新時代的歷史舞臺上堅定文化自信，需要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方面，是基于中國深厚的歷史文脈和綿延不斷的民族根脈，歷史自覺是文化自信的重要維度，這要求我們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歷史意識。“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拋棄了或者背叛了自己歷史文化的民族，不僅不可能發展起來，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場歷史悲劇。”另一方面，感悟于“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論斷，我們需要立足現實、回顧過去、展望未來。今日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文化，特別是社會主導文化形態所展現的強大生命力、對現代文明價值的訴求以及世界性的文明價值感召力，是推動中華民族從堅定文化自信邁向文化自強的重要支撐。歷史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表明，“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二、在傳承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中鞏固文化主體性

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化。在長期的民族交融中，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作為區域文明高地的華夏文明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走向，形成了一脈相承的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

（一）在文明傳承中洞察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

無論是文脈還是根脈，都并非預設不變的本質主義存在，而是在發展進程中實現傳承與創新的動態統一。歷史文脈與民族根脈構成不同視角下的價值同構關系：歷史文脈側重于文化價值的流動性，民族根脈則側重于文化價值的恒定性與延續性。二者既在文化價值的表現形態上存在流動與穩定的差異，又在實踐層面具有共生互動的特征。具體而言，歷史文脈呈現出較強的時間流動性，關注的是文化價值在時間長河中的演變過程。它既包括古代的文化遺存，也包括近現代的文化創新，甚至還有對未來文化發展的展望。例如，中國古代禮樂文化在歷史上不斷演變，從周代的禮儀制度到宋明理學的道德規范，再到現代社會的文明禮儀慣習，清晰地彰顯了歷史文脈的延展性。同時，歷史文脈還有著較強的開放性和包容性，能夠促進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互鑒與融合發展。例如，絲綢之路不僅是商品貿易的通道，而且是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橋梁，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并與本土文化融合后生成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文化，成為中國本土化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敦煌壁畫的豐富多彩和奪人心魄的魅力，更是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生動體現。與歷史文脈的流動性、開放性相對應，民族根脈更加強調文化價值的穩定性和本土性，通常關注那些貫穿民族發展歷程、構成民族身份核心標識的文化要素。例如，中華民族集體無意識中的“家國同構”觀、作為文化傳承載體的漢字、“文以載道”的文化精神以及慎終追遠的祖先崇拜傳統等，都是守護民族根脈的具體體現。這些根脈要素的相對穩定，使其成為凝聚民族認同的核心紐帶。此外，民族根脈還強調文化價值的獨特性呈現，這種獨特性與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緊密關聯。例如，我國藏族的唐卡藝術、蒙古族的長調民歌、苗族的銀飾工藝等，在民族根脈呈現中無不有著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

可見，歷史文脈的核心在于文化價值在歷史長河中的傳承，民族根脈則側重于民族身份認同與傳統價值守護，二者的目標共同指向文化主體性的鞏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傳承是為了守護，創新是為了賡續，其根本目標正是對文化主體性的鞏固。如節日的傳承與弘揚不僅延續了中華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為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提供了堅實的文化支撐，還在增強民族文化認同中促進了民族之間的交融。又如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不僅促進了文明互鑒，還在增進民族理解中促進了民族融合。

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世界歷史亦徘徊于十字路口，人類文明躍升將做何選擇？這愈加需要我們在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中鞏固文化主體性，站穩中華文化立場。樓宇烈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中提及，一位西班牙記者曾問道：“一個西方化的中國，對世界而言，是更富裕了，還是更貧困了？”事實上，前瞻人類文明未來，現代中國若失去文化傳統，割裂與傳統的聯系，喪失文化主體意識，不僅會在現代化道路上迷失方向，更可能被強勢文化同化，釀成歷史悲劇。“中華文明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迭遭憂患而經久不衰，這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也是我們自信的底氣。”唯其有根，中華文化才能根深葉茂；唯有自信，中華民族才能邁向自強。我們的自信，正源于中華文明的生生不息、中華文脈的綿延不絕。

歷史一再證明，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穩、行得遠，才能不斷強化獨立自主的道路選擇，從而將發展基點牢牢放在自身力量之上。在中華文明演進中，貫穿古今的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宛如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滋養著中華民族的靈魂，不斷強化著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可以說，中華文明之所以能歷經數千年而綿延不絕，成為世界上唯一從未中斷且以國家形態持續至今的偉大文明，正是源于中華民族對自身文化的深厚眷戀與執著傳承，源于薪火相傳的歷史文脈和穩定的民族根脈。

（二）在鞏固文化主體性中夯實文化自信的根基

唯有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綿長久遠，方能厚植文化主體性的堅實根基，“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可以說，在“第二個結合”的視域中傳承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重要路徑，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相互成就，也是在世界舞臺上清晰昭示“我是誰”的基因密碼和支撐力量。從現實維度看，“兩個結合”并非割裂的獨立部分，事實上，“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在“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基礎上的認識深化，所謂“中國具體實際”，原本就包含著中國文化的實際。因此，進一步強化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是黨的認知深化與時代發展的必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必然，也是黨的理論創新的必然。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本身就是一種思想理論創新，它開啟了廣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空間，使我們黨在掌握精神主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掌握了歷史的主動性，并將這種歷史的主動性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從而愈加鞏固了文化主體性。

說到底，文化自信源自文化主體性，而主體性建構并非話語層面的抽象表達，而是歷史理性的實踐創造。“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在新的征程中堅定文化自信，要善于從中華文化寶庫中萃取精華、汲取能量。中華文化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增添了中國人民內心深處的自信和自豪。今日之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走來的，中華文明的當代演進始終深深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那些進入世界非遺名錄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體現了中華文化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和生命力，在廣泛傳播中有助于鞏固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還使中華文化在全球化語境下更加保持獨立性和主導性，從而有效增強了世界華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強化了文化價值共享的心理效應。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傳承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正是為了豐富中華文化的正大氣象。究其根本，當我們擁有這樣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就有了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就有了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中華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就有開放包容的胸懷。中華文明從來不用單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化解沖突，凝聚共識，始終在兼收并蓄中歷久彌新，進而鑄就了中華民族博采眾長的文化自信。說到底，“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正是這種深厚的中華文化認同，將內部差異極大的廣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使得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與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并行而不相悖，其中所培育和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在當下愈加凸顯其重要性。

三、在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賡續創新中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

所謂傳統，并非僵化固定的存在，而是在歷史中不斷延伸與發展的。在考古發現和文獻研究的雙重印證下，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歷史脈絡愈發清晰可辨，傳統的褶皺和肌理亦如草蛇灰線有章可循。一部中華文明史，本身就是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賡續創新的發展史，涓涓細流最終匯聚成雍容高貴的中華文化之河。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從“洛陽家家學胡樂”到“萬里羌人盡漢歌”，這些歷史實踐無不彰顯著文脈和根脈的傳承與創新。正是這種傳承與創新，形塑了中華文化兼收并蓄的品格，鑄就了中華文化磅礴恢宏的氣勢。習近平曾深刻指出：“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從未中斷，塑造了我們偉大的民族”；“文物和文化遺產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不僅屬于我們這一代人，也屬于子孫萬代”。當今時代，隨著全球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日益深入，文化多樣性與文化認同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議題。說到底，在綿延的歷史長河中，所謂文脈就是文明演化的血脈，是由特定歷史主線與地域時空的精氣神凝聚而成的文化基因，是一種包含文脈演化、根脈厚植、價值構建、系統呈現、自恰創新、多維賦能、場景再現的體系性存在。在文明演進中，文脈通過代際傳承而得以延續保護，并逐漸積淀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更重要的是，在長期的文化熏陶與自覺實踐中，文脈已內化為民族精神與民族靈魂的穩定性呈現，并不斷融入當代社會的萬千氣象之中。基于此，今日之中國，既要強調“不忘本來”，堅守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又要“吸收外來”，強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為世界進步貢獻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

（一）血脈傳承是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支撐

伴隨文化自信的顯著增強和文化主體意識的普遍提升，人民大眾尤其是年輕人在面對外來文化沖擊時，已不再像過去某些時期那樣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是積極從本土文化中汲取靈感和力量，對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身份認同也愈發堅定。當下流行的“新國潮”“新中式”風尚，以及游戲《黑神話：悟空》和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等爆款出圈，便是這一趨勢的鮮明體現。可以說，大眾的舉手投足間都洋溢著強烈的文化自信。由此可見，文明的血脈傳承是增強社會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支撐。立足新時代新方位，中華傳統文化以儒釋道為核心的多元一體思想和精神資源，不僅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對當下人類文明和文化發展依然具有重要意義。只有讓人民大眾不斷增強歷史感，方能激發出全社會從輝煌歷史中開創未來的力量與自信。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在“第二個結合”視域中有效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是掌握黨的文化領導權的重要舉措，它夯實了我們黨執政的文化根基。因此，進一步厘清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并在時代條件下推動其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既是對作為文化建設指南的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遵循，也是在實踐中扎實鞏固文化主體性的現實舉措。擁有鞏固的文化主體性和不斷發展壯大的現實主導文化形態，中華民族才能對內形成強大的文化向心力和民族凝聚力，對外增強中華文明強大的價值感召力和文明輻射力，從而在守正中實現持續創新。

（二）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既要傳承也要創新

今天的中國從歷史中走來，也必將啟示未來，從而在文明的連續性中形構其傳承發展的演進脈絡。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國家和民族的文明是其集體記憶的載體，在人類歷史的漫長進程中，各民族創造了具有自身特點和顯著標識的文明形態，并以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的形式不斷傳承光大。立足新時代新方位，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需要格外注重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在遵循“第二個結合”的根本要求中，不斷培育和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如進入世界非遺名錄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不僅作為全世界人民共享、開放包容的文化財富，在超越國界中具有了世界性意義，還賦能人類文明多樣性與文明互鑒，體現了中國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的務實行動，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和支持。隨著中華文明的當代演進，在世界舞臺上產生廣泛影響的春節文化所蘊含的和諧、和平、團圓等理念，與當今世界對和平、和睦、和諧的普遍價值追求相契合，從而為文明交流互鑒搭建了重要橋梁。

傳承和創新是協同發展的一體兩面，傳承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并非固守本位、不思進取，而是要在守正中創新，在發掘闡釋文化資源的過程中不斷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中華文明具有守正不守舊的創新性，其發展史是靜水流深與波瀾壯闊的交織。中華文明植根于和而不同的多民族文化沃土，歷史悠久，近年來的考古成果揭示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也展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以及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中華文明在一脈相承的堅守中獨樹一幟的創新創造，形成了燦爛歷史中的群峰并峙。“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究其所指，向著現代文明演進是中華文明的必然趨勢，中華文明所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亦有助于啟發人類文明躍升的方向選擇。隨著中國發展方位的變化，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更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中華文化所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同樣對人類文明躍升具有重要啟示。習近平文化思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把握中華民族的過去、現代與未來，在賡續歷史文脈中推進文化創造，在傳承中華文明中推動文明進步，賦予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為深刻的文化內涵和更為寬廣的文明維度，凝聚起更為強大的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這一思想在中華文明道統的賡續中實現了價值創新，既展現了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又傳播了當代中國蓬勃發展的多彩文化，為中國式現代化鑄牢了精神獨立自主的思想價值根基。

（三）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中華文明當代演進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將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以中國式現代化推動歷史的中國融入現代化世界的文明版圖，使中國日益成為“世界的中國”。這一進程順應了中華民族從多元凝聚為一體的發展大勢，通過文明價值創新、踐行全球文明倡議、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為世界進步作出了更多貢獻。這愈加需要我們在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傳承中，高揚中華文明所蘊含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加強同各國文明的交流互鑒，共同探尋人類文明躍升的方向。為此，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積極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不能僅僅滿足于向國外提供表層文化符號，而應立足深厚的中華文化資源，在傳承與創新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中，提煉并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傳播繼承優秀傳統文化且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且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創新成果，不斷增強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和世界影響力，讓文明中國形象在世界舞臺上熠熠生輝。

中華文明是綿延其后的社會文明新形態的深厚沃土，任何文明新形態的開創都離不開它的滋養。有學者指出：“儒家價值體系的重大意義既被獨特的中華文明也為西方的現代性所證明，它既對普遍的人性問題做出哲學宗教上的回應，也剛好為西方后工業化社會的生態及社會危機提供了一條終極出路。這種價值不再是一種針對過去的、區域性的學說，而是面向未來、具有全球性的影響。”這表明儒家思想在21世紀的今天依然具有可資借鑒的普遍性價值。以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必須扎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傳承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中發掘提煉中華文化的精神基因。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態并非對中華文明傳統的全面承襲，而是要將其中的精華部分創造性地凝練為時代精神，使其更好地融入當代社會發展。從大歷史視野來看，“中華文化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激活其內在的強大生命力，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為人類提供正確精神指引”。

四、結語

歸根結底，歷史文脈和民族根脈固然有文化價值的偏重，但在實踐中實則相輔相成、相互交織。民族根脈是歷史文脈的內核與根基，其表現形式多集中于體現民族精神和文化認同的核心要素，著力點在于文化的認同與凝聚，旨在通過強化民族的文化身份和集體記憶，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歷史文脈則是民族根脈在時間維度上的延展，其表現形式更為多樣，既包括物質文化遺產，也包括非物質文化遺產，其要義在于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旨在為當代文化發展提供豐富靈感與深厚滋養。今天，強調在“第二個結合”的視域中對中華文脈和民族根脈的傳承，并非單純為了守護，而是要將傳承導向創新。這既需要警惕文化部落主義的封閉思維，以更加開放的氣度與姿態在守正中創新，更需要強化文明互鑒意識，始終向著人類文明躍升的方向矚目。唯有守正，方能不迷失方向；唯有創新，才能引領時代。

原載：《山東社會科學》2025年第9期

作者：范玉剛，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文藝評論（山東大學）基地主任，山東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山東省文聯副主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首席專家，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