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形”包圍圈：日本高市早苗內閣遏華地緣戰略初露端倪

日本高市早苗內閣自2025年10月21日正式上任以來，在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屢屢在涉華、涉臺問題上踩踏中國政治紅線、試探國際社會底線，并由此招致中國及全球正義力量的強力反制。

當地時間2025年12月8日，日本東京，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席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視覺中國 圖

日方一系列政策不僅展示了高市內閣蓄意突破戰后體制、力圖強化日本軍事存在的戰略意圖，而且從地理形態上看，某種形似“蝎子”的遏華地緣態勢已然呼之欲出：以臺海為核心的“蝎嘴”，構成對華直接威脅；同時，通過南海和東北亞的軍事行動、外交勾連，高市政權形成了“左鉗”和“右鉗”的雙重地緣攻勢，意圖從多個方向對中國進行戰略鉗制；而在中亞、南亞地區，高市政府則通過拉攏中亞諸國以及傳統“印太”伙伴印度，在軍事勾連與經貿、供應鏈及關鍵礦產合作兩個層面布局“蝎尾”，試圖在中國地理上的后背施加戰略壓力。

雙層博弈中的臺海安全化：從模糊策略到正面挑釁

高市早苗內閣的對華戰略，最為突出和危險的變化體現在臺灣問題上。其行為模式清晰地展現了“雙層博弈”的特征：在國際層面積極迎合并內化美國“盟伴”體系的戰略需求，在國內層面則主動引導并利用保守政治力量的安全焦慮，最終將臺灣問題推向“安全化”的軌道，嚴重破壞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

（一）國際同盟壓力與戰略內化

高市早苗的對臺強硬立場，與近年來中日之間不斷拉大的綜合國力、軍事實力差距有關，與美國不斷強化“以臺制華”戰略、要求盟友協同配合的大背景密切相關，更是與日本政界、戰略界近年來極力鼓吹所謂“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論調日益凸顯密切相關。在這一國際層面的博弈中，日本右翼勢力成功地將所謂“中國外部威脅”與“美國盟主壓力”二者結合，然后轉化為其國內政治議程，從而為自身軍事松綁、軍力擴張炮制合法性。

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的施政方針演講中提出，要將日本防衛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提升至2%。11月28日，日本內閣會議批準了2025財年補充預算，其中包括防衛相關費用1.1萬億日元（約合498億元人民幣），連同9.9萬億日元的初始預算，2025財年防衛開支合計達到約11萬億日元，GDP占比達到2%，實現高市早苗此前確定的目標。這一加速進程被普遍解讀為響應美國要求盟友增加防務開支的號召，并以此換取美國對其突破“專守防衛”政策的默許。通過提前達成軍備擴張的財政目標，高市政權意在向同盟體系展示其作為前沿節點的“可靠性”，從而在涉及臺灣等議題上獲取更大的行動空間與支持。

（二）國內政治動員與“安全化”操作

在國內層面博弈中，高市早苗及其代表的保守勢力，通過將臺灣問題與日本“存亡危機”強行關聯，成功激起了部分民眾和政客的安全焦慮，為其突破戰后軍事約束的政策鋪路。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發表涉臺錯誤言論，公然挑戰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盡管隨后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內閣答辯書進行技術性辯解，稱其言論“不改變日本政府一貫立場”，但并未撤回其錯誤言論，也未對“一貫立場”的內涵做出清晰、符合中日共識的闡述。這種“先挑釁、再模糊化”的操作，既滿足了國內右翼勢力展示對華強硬姿態的需求，又為后續可能的政策冒險留下了伏筆。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已多次指出日方的做法是企圖“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只提概念回避實質”，“敷衍搪塞，中方對此不能接受”，并嚴正要求日方“盡快收回錯誤言論”。

將臺灣問題“安全化”的直接政策后果，是日本安保體制的加速蛻變。上面提到的2025財年11萬億日元的防衛開支，《朝日新聞》社論就批評指出，日本政府追求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已經掏空了“專守防衛”原則，高市政權正在使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狀態進一步變質。這種在國內驅動下的軍事擴張，與國際層面的同盟戰略形成了共振，使得臺海方向的緊張局勢被不斷推高。

“左鉗”南海：軍事松綁與戰略外延的試探

在南海方向，高市政權的戰略雖不如在臺海問題上那樣直言挑釁，但其通過系統性松綁武器出口管制、強化與東南亞國家防務合作的舉措，已經構成了對華地緣戰略的“左鉗”，旨在延伸日本的安全影響力，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布局。

（一）“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實質性架空

日本對南海方向的介入，首先體現在其防衛政策的根本性調整上。高市早苗延續并加速了其前任推動的軍事松綁路線，其核心舉措之一是大幅放寬甚至計劃廢除基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的武器出口限制。根據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達成的聯合執政協議，雙方明確將在2026年國會例會期間推動廢除限定出口對象為“救援、運輸、警戒、監視、掃雷”五類的現行方針。此舉一旦實現，意味著日本戰后武器出口的根本制動機制失效，日本將實質性踏上“武器出口大國”的道路。

日本政府已做出具體判斷，例如決定將與美國、意大利聯合開發的下一代戰斗機出口至第三國，以及以聯合開發形式向澳大利亞出口護衛艦。這種政策轉變，為日本向菲律賓、越南等南海聲索國提供更為先進的武器裝備掃清了國內法律障礙，使其“左鉗”戰略具備了工具可行性。

（二）以“能力建設”為名的防務網絡構建

在具體操作層面，日本積極以“海上安保能力建設”為名，拓展與南海沿岸國家的防務合作。據公開報道，日本正通過提供巡邏艇、海上執法培訓、情報共享等方式，持續深化與相關國家的安全紐帶。

這種合作具有雙重目的：一方面，它直接增強了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南海應對中國的海事力量；另一方面，它使日本自衛隊得以更頻繁地進入南海區域活動，例如參與雙邊或多邊演習，從而在該地區保持常態化的軍事存在。這種存在既是對美國“航行自由”行動的策應，也是日本自身擴大戰略縱深、確保海上生命線安全的企圖。此舉將南海問題進一步復雜化，并引入更多外部干涉因素，破壞了地區國家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端的努力。

“右鉗”半島：東北亞安全鏈的強化與身份重塑

在東北亞方向，高市政權致力于強化與美國的另一個關鍵盟友——韓國的安全協作，并利用朝鮮核導問題為自身擴軍正名，試圖構建一個以美日韓為核心的“東北亞安全鏈”，完成其遏華戰略布局的“右鉗”。

（一）渲染威脅與“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建設

日本政府持續渲染朝鮮的導彈與核威脅，并將其作為發展進攻性軍事能力的首要理由。日本在2022年底通過的“安保三文件”中，已明確提出要擁有所謂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高市早苗上臺后，不僅通過追加預算加速推進遠程打擊武器的采購（如在補充預算中撥款566億日元用于采購改進型03式中程地對空導彈等），甚至開始探討重新審視作為日本國策的“無核三原則”。盡管目前“無核三原則”（不擁有、不制造、不運進核武器）在日本社會仍擁有較為深厚民意基礎，但高市早苗的一貫主張是，既然日本依賴美國“核保護傘”，“不運進”并不現實。這種討論本身，已經動搖了日本長期堅持的和平主義身份認同，旨在為獲得更強大的威懾力量，乃至在未來可能的沖突中實施先發制人打擊鋪平理論道路。此舉不僅針對朝鮮，其覆蓋范圍顯然也將中國納入其中，改變了東北亞的戰略平衡。

（二）美日韓三邊協作的機制化推進

在行動層面，日本積極配合美國推動美日韓三邊安全合作機制化、實戰化。盡管日韓之間存在歷史遺留問題，但在美國的主導和地區安全局勢的驅動下，雙方在情報共享、導彈預警、聯合軍演等方面的合作不斷深化。高市政權將鞏固與韓國的安全關系視為其整體戰略的重要一環，目的是形成一個在東北亞應對所謂“共同挑戰”的緊密聯盟。這種三邊協作的強化，使得日本在半島問題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得以提升，同時也讓日本自衛隊得以更深入地嵌入美國主導的區域作戰體系，實現了其追求“軍事正常化”和擴大活動范圍的目標。通過構建“右鉗”，日本試圖在東北亞塑造一個對其有利的安全環境，并對中國形成戰略牽制。

“蝎尾”勾連中、南亞：聚焦地緣經濟與關鍵礦產供應鏈重構

高市早苗的“蝎形”戰略布局，除了在東海、南海與半島方向展示軍事硬對抗的“螯鉗”外，更包含一條意圖深遠、以經濟合作為偽裝的“蝎尾”——即直插歐亞大陸腹地，圍繞關鍵礦產與能源供應鏈進行的地緣經濟博弈。

近期，高市政府高調宣布將于12月舉辦首屆日本-中亞五國領導人峰會，正是這一戰略具象化的關鍵落子。此舉絕非簡單的區域性外交拓展，而是日本在“經濟安全保障”旗號下，試圖在中俄的戰略后方進行一場高風險、高難度的“資源拼圖”重構，旨在為對華長期競爭構建一條脆弱的“替代性命脈”。

高市此舉戰略意圖清晰，三重目標呼之欲出：一是獲取關鍵礦產，特別是稀土，以擺脫對華供應鏈依賴。二是提升能源進口多元化，覬覦中亞的油氣與鈾礦。三是嵌入地緣支點，即通過經濟合作稀釋中俄在該地區的主導性影響力，為美日同盟的印太戰略提供側翼呼應。

然而，高市此舉的現實根基極其脆弱。日本的倡議面臨嚴峻的結構性困境。經濟上，中國早已是中亞五國最大貿易伙伴，2024年貿易額預計近950億美元，遠超日本的24億美元；中國主導的中吉烏鐵路等基建項目亦已深度嵌入地區經濟。安全上，俄羅斯通過集安組織提供保障，與中亞有深厚歷史紐帶，日本則無法提供任何安全承諾。政治上，中亞國家奉行務實平衡外交，不會為日本空洞的“價值觀”承諾而犧牲與中俄的戰略關系。

因此并不夸張地說，這場“峰會外交”本質是一場地緣經濟投機。它暴露了日本在東亞受挫后的外交焦慮，企圖通過一場高風險博弈證明自身價值。然而，在中國與中亞五國日益緊密的利益融合與戰略互信面前，日方缺乏實質性內容和尊重地區現實的離間策略難以奏效。高市早苗的這場“資源棋局”，很可能因其低估中俄與中亞關系的深度而淪為一場蒼白的地緣政治表演。

綜上所述，高市早苗政權初期呈現的對華“蝎形”戰略態勢，然而，該戰略因其固有的財政不可持續性、對盟國的過度依附性以及與地區和平發展潮流的悖逆性，而內嵌著深刻的矛盾。中國的應對，則展現出一種基于長遠發展與深度融合的戰略自信，即通過堅守原則維護穩定，通過共同發展化解分歧，通過擴大開放贏得未來。戰后八十年來，東亞的和平與發展是地區人民共同締造的寶貴成果。任何試圖通過制造對抗、重溫冷戰舊夢來謀取一己私利的戰略，終將在歷史的洪流與地區的集體意志面前顯露其蒼白本質。

（王鵬，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 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