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爸，你這輩子后悔過什么事嗎？”女兒不知什么時候站在我書房門口。
我放下手里的報紙，看著她，覺得這個問題像夏天午后的雷，來得沒頭沒腦。
我笑了笑：“后悔的事多了，多得像夏天蚊子，拍死一只又來一群。但真要說最后悔的，可能不是一件事，是一個人。”
我說完，她沒再追問，但我知道，她聽懂了。
那個人的名字，我一個字都沒提，卻好像念了她一輩子。
01
1975年，我叫陳今念，是個在紅星公社修理地球的知識青年。修理地球是個體面的說法，說白了就是干農活。除了干農活，我唯一的價值，大概就是能寫幾個酸不拉唧的字，被知青點的兄弟們戲稱為“筆桿子”。就因為這個，我被公社書記抓了壯丁，給廣播站寫宣傳稿。
那時候的公社，天是灰的，地是黃的，唯一的色彩來自高音喇叭。喇叭里每天定時傳出的聲音，是另一個世界的東西。那個聲音屬于林晚晴。
林晚晴是公社的女播音員，省城來的。她不像村里的姑娘，皮膚是白的，眼神是亮的，說話細聲細氣，念起稿子來卻字正腔圓，像山泉水叮咚作響，能把“抓革命，促生產”這種硬邦邦的口號念得你心里發癢。
我第一次見她，是去送稿子。她坐在廣播站那間小小的播音室里，正低頭看著一份手抄的詩集，是普希金的。在那個年代，這玩意兒比手榴彈還危險。她見我進來，沒慌，只是迅速把書合上，壓在一沓紅頭文件下面，抬頭對我笑了笑。
“陳今念同志？你的稿子寫得很好，就是有些詞，太軟了。”她指著稿紙上我寫的“麥浪如金色的海洋”。“應該說，麥浪滾滾，預示著豐收的喜悅。”
我看著她，她眼里的光比我稿子里的詞軟多了。我說：“海洋，不比喜悅更遼闊嗎？”
她愣了一下，隨即笑了，嘴角有兩個淺淺的窩。“遼闊是遼闊，但不合時宜。”
一來二去，我們就熟了。送稿子成了我一天里最盼望的事。我們聊的不再是稿子，而是被她壓在下面的那些書。從《紅與黑》的于連，到《簡愛》的羅切斯特。我們像是兩個潛伏的特務，用書里的角色和情節，交換著彼此心里那些不合時宜的遼闊。
我們的約會地點，從廣播站門口，轉移到了公社后面的麥秸垛，再到更遠的小河邊。在無人的夜晚，聽著蛙鳴，她會靠在我身邊，輕聲給我念偷抄來的詩。她的聲音混著青草和泥土的氣息，是我整個青春里唯一能稱得上香水味的東西。
那份感情在那個壓抑的環境里，像被捂在罐子里的豆芽，見不得光，卻扭曲著、瘋狂地生長。我們都知道這很危險，但年輕嘛，總覺得危險這東西，就像高年級同學的考試，離自己還遠著呢。
終于，那場大雨來得出乎意料。我那天幫廣播站修線路，一直忙到半夜。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樣，整個世界只剩下嘩嘩的雨聲。我渾身濕透地回到廣播站，林晚晴還沒睡，她給我煮了一碗姜湯。
小小的宿辦室里，一盞昏黃的油燈，一碗滾燙的姜湯。窗外是瓢潑大雨，屋內是她關切的眼神。她說：“路都沖了，你今晚回不去了。”
我看著她，她也看著我。空氣里彌漫著潮濕的水汽和某種更讓人心跳加速的東西。她身上的確良襯衫被燈光映得有些透明，我能看到里面那件白色背心的輪廓。我端著姜湯的手開始抖，不是因為冷。
那天晚上，我們跨過了最后一道防線。在雨聲的掩護下，我們像兩個偷吃了伊甸園禁果的孩子，既恐懼又貪婪。我覺得自己擁有了全世界，也準備好了迎接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比我想象的來得更快，也更安靜。
兩個月后，一個燥熱的午后，我正在田里割麥子，汗水把眼睛蟄得生疼。林晚晴匆匆從田埂上走過，和我擦身的時候，飛快地往我手里塞了個紙團，然后頭也不回地走了。
我躲到一棵大樹下，手心全是汗。展開那張被捏得皺巴巴的紙條，上面是她娟秀又帶著顫抖的字跡，只有幾個字。
“我有了，別聲張。”
那幾個字像幾個燒紅的烙鐵，瞬間燙穿了我的手心，一直烙在我腦子里。周圍知了的叫聲、人們的說笑聲，一下子全都消失了。我站在那，手里攥著那張紙，感覺腳下的土地，裂開了。
恐慌。
這是我當時唯一的感覺。不是那種考試沒考好的恐慌，是那種你站在懸崖邊上，身后有人輕輕推了你一把的恐慌。
晚上，我溜到廣播站找她。她眼圈是紅的，一見我就哭了。我們倆像兩只沒頭蒼蠅，在那個小房間里轉圈。
“怎么辦？今念，怎么辦？”她反復問著這句話。
我能怎么辦？我一個兜比臉還干凈的知青，連給她買一斤紅糖都得盤算半天。我壯著膽子說：“要不，我們跑吧？”
“跑？”她停下來，看著我，眼神里滿是絕望，“跑到哪里去？沒有介紹信，我們連招待所都住不了，不出三天就得被當成盲流抓回來。”
她說的是事實。我們的愛情，在現實面前，脆弱得像一張窗戶紙。我們聊了一晚上，從私奔到想辦法弄一張假證明去結婚，每一個念頭冒出來，又被我們自己迅速掐死。天快亮的時候，我們誰也沒拿出個主意，只剩下相對無言的疲憊。
林晚晴大概是徹底絕望了，她給家里寫了信。這事后來我才知道。她以為家里人總會有辦法，她沒想到，這個辦法，是把我們徹底分開。
事情發生在她塞給我紙條后的大概半個月。
那天晚上，我已經睡下了。知青點的大門被人砸得砰砰響。我迷迷糊糊地爬起來，就看見幾道刺眼的手電光照在院子里。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停在門外，車牌是省城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種不祥的預感像毒蛇一樣纏住了我的脖子。
幾個穿著干部服的男人走了進來，面無表情，領頭的是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白襯衫的領口扣得緊緊的，眼神像冰。他掃了一眼我們這些被驚醒的知青，直接問：“誰是陳今念？”
我站了出來。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不是看一個人，是看一件東西，一件礙事的東西。他沒跟我說一句話，只是朝身后的人一擺手，徑直朝著公社的方向走去。
我瘋了一樣跟了過去。他們直接去了廣播站，踹開了林晚晴的宿舍門。我被兩個人攔在外面，只能聽見里面傳來林晚晴壓抑的哭聲和男人冰冷的命令。
“東西收拾一下，馬上跟我們走。”
02
那個領頭的年輕人，我后來才知道他叫高建國，是林家的世交，省里某個重要部門的。
沒過多久，林晚晴被他們半推半架地帶了出來。她懷里抱著一個小包袱，臉色蒼白得像紙。她看見了我，想說什么，卻被高建國一個眼神制止了。
高建國走到我面前，終于開了金口。他的聲音和他的人一樣，沒有溫度。“你，以后離她遠點。你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他頓了頓，補充道，“為了她好，也為了你好。”
說完，他不再看我，護著林晚晴上了那輛吉普車。
車門關上的瞬間，我沖了上去，拍打著車窗。林晚晴隔著玻璃，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太復雜了，有不舍，有絕望，有抱歉，還有一絲我當時看不懂的懇求。
吉普車發動了，車燈像兩把利劍，劃破了紅星公社沉寂的黑夜，很快就消失在了土路的盡頭，卷起一陣塵土，嗆得我直流眼淚。
第二天，我就被公社書記叫去談話，寫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主題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嚴重危害”。我的人生，從一個不切實際的詩人，變成了一個需要被改造的壞分子。
她走了，連夜走的，再沒音訊。
我以為，我們的故事，到這里就完了。一個慘烈的、帶著泥土腥味的青春期意外。我以為我會被釘在恥辱柱上，然后爛在這個地方。我沒想到，故事還有下半場，只是中場休息了三十五年。
時間是個高明的泥瓦匠，能把所有鮮血淋漓的傷口，都抹上灰色的水泥，看起來平整，摸上去，才知道底下全是坑。
一晃，就到了2010年。我快六十了，成了一個退休的中學語文老師。高考恢復那年，我拼了命考上了一所師范大學，畢業后返城，分配，結婚，生女。我的人生軌跡被拉回了最普通的那條線上，像街上任何一個提著菜籃子的大爺一樣，平凡，安全。
我妻子叫靜文，是個好女人。我們相敬如賓，過了一輩子。她幾年前因病走了。她知道我心里有個地方鎖著門，她從不試圖去撬，只是偶爾在我喝酒說胡話的時候，安靜地給我蓋上被子。女兒大學畢業后去了南方的城市工作，偌大的房子里，就剩下我一個人，和一屋子被時間沖淡的疤痕。
關于林晚晴，我不是沒找過。剛返城那幾年，我像個瘋子，跑去省城，找她家可能在的區域，挨個打聽。但世界那么大，找一個存心躲著你的人，無異于大海撈針。寫信，地址不詳，退回。打聽，查無此人。漸漸地，我放棄了。這份尋找，連同那份愧疚和思念，被我打包塞進了心里最深的柜子，上了鎖。
只是偶爾，在某個睡不著的深夜，我還是會想起那輛吉普車的尾燈，和她隔著車窗的最后一眼。
那個懇求的眼神，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天下午，我整理書柜，想把一些舊書賣掉。我翻出了一本快散架的《紅與黑》。書是八十年代的版本，紙張已經發黃變脆。我習慣性地翻開扉頁，愣住了。
扉頁上，有一行娟秀的、早已褪色的鋼筆字：“送給今念，愿我們能擁有于連的勇氣，卻沒有他的悲劇。”
落款是：晚晴。
這不是我那本，我那本早就丟在公社了。這是靜文的書。我撫摸著那行字，仿佛還能感覺到林晚晴指尖的溫度。當年，她就是這樣，把這句話寫在了我那本手抄本上。靜文怎么會有這本書？還寫著同樣的話？
我像被什么擊中一樣，沖進臥室，打開了靜文的衣柜。最里面，放著一個她生前寶貝得不行的小木盒子，上了鎖。我從沒打開過。我找來工具，撬開了鎖。
里面不是什么首飾，而是一沓日記本。
我顫抖著手翻開其中一本，日期是十五年前。
“今天，陳今念又喝多了。他拉著我的手，一遍遍地喊‘晚晴’。他說對不起她，他說不知道孩子怎么樣了。他說他夢見一個女孩，眼睛像她。我知道，他又想起了那個叫林晚晴的女人。他這輩子，嘴上不說，心里那道坎，從來沒過去。”
“我請了年假，偷偷去了他說的那個省城。我不想讓他知道，我怕他覺得我小氣，也怕他燃起希望又失望。我只是……只是想替他去看一眼。如果她過得好，我也就安心了。”
“按照他醉酒后說的只言片語，我找到了林家可能住過的那個大院。都變了，找不到那戶人家。我問了幾個還住在那里的老人，他們說，林家早就搬走了。有個熱心的阿姨告訴我，林家有個很厲害的親戚，姓高，當年在省建設廳。她還說，林家的那個女兒，聽說后來沒結婚，自己帶個孩子，到南方一個大學當教授去了，好像……為了避嫌，連姓都改了，姓顧。”
我捏著日記本，手抖得不成樣子。
顧教授……顧……顧念……
是“顧念”的顧嗎？
靜文，我的妻子，她什么都知道。她甚至替我走完了我沒敢走完的路。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淚毫無征兆地掉了下來，砸在日記本上，暈開了一片墨跡。
原來，我以為平整的水泥地下面，不止有我的坑，還有她為我挖的。
那本薄薄的日記，成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動力。我顧不上跟女兒解釋，只說要去南方訪一個老友，便訂了最近一班的火車票。我只知道一個模糊的大學名字，和一個不確定的“顧教授”。像一個賭徒，押上了余下全部的人生。
南方的城市潮濕而悶熱，和我生活的北方完全不同。我在那所大學里像個無頭蒼蠅一樣打聽。人事處，老干部活動中心，退休教師名單……我編造了各種理由，說自己是她遠房親戚，是她失散多年的老同學。
03
幾天下來，一無所獲。有人說好像有這么個顧教授，教古代文學的，但幾年前就病退了。有人說姓顧的教授好幾個，不知道我說的是哪個。希望一點點被耗盡，我開始懷疑，是不是靜文聽錯了，或者，那只是一個善良的謊言。
就在我準備放棄，買返程票的時候，一個在學校打掃衛生的老大爺叫住了我。
“老師傅，你是不是在找顧晚晴教授？”
我猛地回頭。顧晚晴！她把名字里的“林”改成了“顧”。
老大爺說：“顧教授人可好了，可惜，走得早。三年前就病沒了。她兒子還在這附近住，是個有名的建筑設計師。”
他給了我一個地址。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像有根弦斷了。走了？她已經走了？我追尋了一輩子，想象過無數次重逢的畫面，或喜悅，或尷尬，或相對無言，唯獨沒有想過，終點是一座墓碑。
我拖著灌了鉛一樣的雙腿，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個高檔小區。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還要來，也許只是想看一眼，看一眼她生活過的地方。
我按了門鈴。
開門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很溫婉，有種書卷氣。她禮貌地問我找誰。
我嘴唇哆嗦著，說：“我……我找顧晚晴教授。”
女人眼里閃過一絲黯然，輕聲說：“老先生，您是不是弄錯了？我婆婆她……已經去世三年了。”
確認了。最后一絲幻想也破滅了。我感覺天旋地轉，扶住了門框才沒倒下去。一生的愧疚和思念，在此刻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無法彌補的黑洞。我擺了擺手，想說句“打擾了”，然后轉身離開，去完成這個遲到了三十五年的、一個人的告別。
就在我轉身的剎那，一個男人從屋里走了出來。他穿著居家的棉質襯衫，手里拿著一個精致的建筑模型，大概四十歲的樣子，氣質沉穩，眉宇間，有幾分我從未忘記的清秀。
更重要的是，那張臉，那張臉和我年輕時，至少有七分相像。
時間仿佛在這一刻靜止了。我所有的血液都沖上了頭頂，又在瞬間回流，四肢冰冷。
開門的女人對男人說：“老公，這位老先生找媽媽，但他好像記錯了時間。”
我的目光像被釘子釘死一樣，釘在那個男人的臉上。我的呼吸停滯了，心臟在胸腔里瘋狂地擂鼓。我用盡全身的力氣，才從喉嚨里擠出幾個字，聲音嘶啞得不像我自己的。
“你……你今年……多大？”
男人被我唐突的問題問得一愣，但還是保持著教養，回答道：“我40歲了，先生。您有什么事嗎？”
四十歲。
從七五年到現在，不多不少，整整四十個年頭。
我再也控制不住，積攢了半輩子的洪水沖垮了理智的堤壩。眼淚奪眶而出，我踉蹌著上前一步，聲音嘶啞而破碎，每一個字都耗盡了我余生的力氣：
“我……我是陳今念……我是你父親！”
男人的表情瞬間凝固。
他手里的那個代表著他事業、他精心構建的人生的建筑模型，“哐當”一聲掉在光潔的地板上，摔得四分五裂，如同他此刻崩塌的世界。他好看的瞳孔猛地收縮，難以置信地看著我這個淚流滿面的陌生老人，臉上的血色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褪盡。他的身體下意識地向后退了一步，喉結劇烈地上下滑動，巨大的震驚讓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爸？”一個清脆的童音從他身后傳來，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從房間里探出頭，不解地看著門口這詭異的一幕，她的大眼睛，像極了林晚晴。
男人，也就是顧望，他的嘴唇翕動著，看看我，又看看地上破碎的模型，最后僵硬地轉向他一臉茫然的女兒。他的眼神里充滿了前所未有的慌亂和震撼，最后，那雙與我如此相似的眼睛，死死地盯住我，一字一頓地，從牙縫里擠出幾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