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
72年，我把公社女會計肚子搞大，她連夜被調回省里，從此再無音信，我以為緣分已盡
創(chuàng)作聲明：本故事為虛構作品。文中涉及的情節(jié)僅為推動劇情，不代表作者提倡或認同該行為。請讀者以閱讀文學故事的心態(tài)看待。
我以為我們的緣分，早在三十年前就盡了。
那是一九七二年，我把公社最美的女會計溫靜的肚子搞大，她卻被一輛神秘轎車連夜接回省里，從此音信全無。
我認了命，娶妻生子，把這個秘密爛在心底。
直到一個西裝革履的年輕人找上門，遞給我一只褪色的木鳥，眼眶泛紅地問：“請問，您是衛(wèi)建國嗎？我母親溫靜，臨終前讓我來找您。”
我這才明白，我以為的結局，原來只是個開始......
01
夜已經(jīng)深透了，身邊的妻子王春花在炕上輕輕翻了個身。
她用胳膊肘推了推我。
“建國，你仔細聽聽。”
我從混沌的睡意里掙扎出來，豎起了耳朵。
“外面好像有汽車的聲音，不像是拖拉機，就停在咱家門口了。”
我披上那件穿了十幾年的舊棉襖，趿拉著布鞋，摸索著走到院門口。
十一月的風很硬，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
院門外的土路上，借著微弱的月光，果然停著一輛黑色的轎車。
那車的輪廓在夜里顯得異常光滑，車漆反著清冷的光，像一頭沉默的野獸趴在那里。
一個穿著筆挺西裝的陌生年輕人正站在車旁，朝著院子里張望，身影顯得單薄。
他看見我拉開院門，明顯地遲疑了一下，然后邁開步子，徑直向我走來。
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動了動，似乎在組織語言，最后用一種非常標準又帶著一絲不確定的語氣，很輕地問了一句。
“請問，您就是衛(wèi)建國？”
時間這東西，真是不經(jīng)過。
一晃，幾十年就這么過去了。
我開了一輩子的拖拉機，手上的老繭磨掉了一層，底下又長出更厚更硬的一層。
可心里那道看不見也摸不著的疤，卻從來沒有真正結結實實地好透過。
它總在下雨的夜里，或者聞到地里新翻出來的泥土味時，一下一下地，悶悶地疼。
那道疤有一個名字。
她叫溫靜。
這是得從一九七二年的春天說起。
那是個讓人心里發(fā)慌又沒處使勁的年代。
我們紅旗公社的田間地頭，高音喇叭每天從天蒙蒙亮就扯著嗓子喊，一直要喊到星星出來。
喇叭里放的，不是我們聽不懂的樣板戲，就是那些聽得耳朵里能倒出渣來的口號。
那時候的我，二十歲出頭，渾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氣。
我是公社里數(shù)一數(shù)二的拖拉機手。
那臺東方紅二十八，就是我身體的一部分，哪個零件松了，哪個齒輪該上油了，我用耳朵聽聲就能分辨出來。
因為這手別人沒有的絕活，我在公社里也算是個小有名氣的人物。
隊里的大姑娘小媳婦們，看我的眼神里，總帶著點不一樣的東西。
我的整個世界，就是拖拉機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是公社大院到田埂之間那條被壓得結結實實的黃土路。
直到溫靜的到來，給這片灰黃色的世界，硬生生添上了一抹別的顏色。
她是省城里下來鍛煉的青年，被分配到公社當會計。
她來的那天，是坐著公社書記下鄉(xiāng)專用的那輛舊吉普車來的。
吉普車一停在公社大院的槐樹下，所有正在干活和閑聊的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齊刷刷地伸長了脖子。
車門打開，溫靜從車上下來。
她穿著一件洗得有些發(fā)白的藍色干部服，可那身再普通不過的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是跟穿在別人身上不一樣。
她的皮膚太白了，不是我們鄉(xiāng)下人那種不曬太陽的白，是一種從里到外透著光的白凈，像剛出鍋的豆腐。
在公社這一群被太陽曬得黝黑的人里，她白得有些扎眼。
一副黑色的方框眼鏡架在她高挺的鼻梁上，頭發(fā)在腦后仔細地梳成兩根整齊的麻花辮，走路的時候，烏黑的辮梢在肩頭一甩一甩的。
她不怎么主動和人說話，看見人只是微微地點一下頭。
她的嘴角總是帶著一點點禮貌的笑意，但那笑意好像隔著一層看不見的薄紗，到不了人跟前。
村里的年輕后生們，看她的眼神都有些發(fā)直，背地里偷偷給她起了個外號，叫“白面觀音”。
我和她的第一次正式說話，是在公社那間堆滿賬本和算盤的辦公室里。
那天我剛從二隊的坡地回來，滿身都是柴油味和黃土，去辦公室交這個月的農(nóng)機使用記錄。
我進去的時候，她正坐在那張掉漆的辦公桌后面，低著頭，手里拿著算盤，手指翻飛，噼里啪啦地打著。
午后的陽光從那扇破了角的窗戶斜著照進來，正好落在她的身上，給她整個人都鑲上了一道毛茸茸的金邊。
她聽見動靜，抬起頭，透過鏡片看了我一眼。
她的聲音又輕又軟，像山里的泉水。
“衛(wèi)建國同志，你這個月的柴油用量，比上個月多報了十五公斤，能說明一下具體原因嗎？”
我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兩只沾滿機油的手都不知道該往哪兒放。
我跟公社主任匯報工作，跟生產(chǎn)隊長拍著桌子爭論，從來沒有像那一刻那么緊張過。
我的舌頭打了結，結結巴巴地解釋，說這個月分配的任務重，翻的是新開墾的荒地，土硬，機器損耗大，費油。
她拿著一支鋼筆，在我交上去的那張皺巴巴的記錄本上，輕輕地劃了一下，然后點了點頭。
“好的，情況我記下了。”
她把本子合上，遞還給我，又補充了一句。
“拖拉機是咱們公社的寶貝，要好好愛護，辛苦你了。”
就這么一句再平常不過的話，卻讓我的臉瞬間燒到了脖子根。
我抓著本子，幾乎是落荒而逃。
從那天起，我的心里就像被什么東西不輕不重地撓了一下，癢癢的，空落落的。
我開始控制不住地，總想往公社辦公室那邊繞。
有時候是借口去打開水，水壺明明是滿的。
有時候是去問一個雞毛蒜皮的問題，答案自己明明知道。
我其實什么都不想干，只是想再看她一眼，再聽她用那種好聽的普通話，說一句話。
02
我們倆真正開始熟悉起來，是因為一本書。
那天傍晚，我看見她一個人坐在宿舍門口的石階上，手里捧著一本書，看得特別入神。
晚霞的光照在她的側臉上，讓她看起來像一張畫。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來的膽子，磨蹭了半天，壯著膽子湊了過去。
我蹲在她旁邊，問她看的是什么。
她把書遞到我面前，我看到封面上印著三個我認不全的字和一張外國人的畫像。
她告訴我，那本書叫《紅與黑》。
我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拖拉機手，成天跟機器和黃土打交道，哪里懂這些洋玩意兒。
她看著我那一臉窘迫又好奇的樣子，忽然就笑了。
那是她第一次對我露出那種沒有任何隔閡的、發(fā)自內(nèi)心的笑，眼睛彎彎的，像月牙。
“這本書講的是一個法國年輕人的故事，很有意思，你要是想看，回頭我講給你聽。”
從那以后，我們的話就莫名其妙地多了起來。
她會給我講書里那個叫于連的年輕人的野心和愛情。
她會給我講省城的高樓大廈，講她讀過的大學，講她看過的電影。
我呢，就給她講我們村里的各種趣事，講怎么從麥苗的顏色分辨地的好壞，講拖拉機不同的響聲分別代表什么毛病。
我們的約會地點，是公社倉庫后面那個巨大的麥秸垛。
那里最偏僻，也最安靜。
天一黑透，我就揣上兩個剛從灶坑里扒出來的、燙手的烤紅薯，悄悄地溜到那里。
她會算準了時間，從宿舍的后窗靈巧地跳出來，像一只怕驚動別人的小貓。
我們就并排靠在柔軟的麥秸垛上，頭頂是密密麻麻的星星，亮得嚇人。
周圍的空氣里，全是混著泥土氣息的、好聞的麥香。
我把烤紅薯從中間掰開，金黃色的瓤冒著熱氣和香氣。
她接過去，小口小口地吃著，一邊吹氣一邊說，這是她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東西。
我把我娘偷偷給我攢下的雞蛋，煮熟了，用布小心地包好，趁著夜色，悄悄放在她宿舍的窗臺上。
她則會把一些“內(nèi)部讀物”，用好幾層報紙包得嚴嚴實實，神神秘秘地塞給我。
在那個精神和物質都極度貧瘠的年代，我們之間的這種秘密交流，就像是漆黑的夜里，遠處唯一的一點火光，危險，卻又讓人忍不住想靠近。
我花了好幾個晚上，用一截光滑的柳條，給她編了一個戒指。
我把它套在她手上的時候，她的臉紅得像天邊的晚霞，卻還是戴在了小拇指上。
她用給我縫補丁剩下的碎布頭，給我縫了一個布的書包。
上面的針腳歪歪扭扭，大小不一，我卻寶貝得不行，每天開拖拉機都背著，里面裝著她借給我的書。
我們心里都清楚，我們根本不是一個世界的人。
她是天上的云彩，好看，但總歸是要飄走的。
我是地里的泥巴，命里就該扎根在這里，一輩子跟土地打交道。
可是，陷在感情里的年輕人，哪里會去想那么遠的以后。
只覺得眼前這個人，就是自己的一輩子，就是全部。
我甚至開始偷偷攢錢，我想著，等攢夠了彩禮，我就去跟公社主任打報告，我要娶她。
時間過得飛快，轉眼就到了夏天，天氣一天比一天熱，空氣里都是焦躁的味道。
出事的那天晚上，下了一場幾十年不遇的雷暴雨。
豆大的雨點像石子一樣砸在房頂?shù)耐咂希枥锱纠驳仨懗梢黄?/p>
一道接一道的閃電，把整個黑漆漆的公社大院，照得如同白晝。
溫靜住的那間知青宿舍，屋頂漏雨了，床鋪都被淋濕了。
她抱著一床半干的被子，在雨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跑過來，敲響了我那間工具房的門。
我把她拉進來，她渾身都濕透了，頭發(fā)緊緊地貼在白皙的臉頰上，嘴唇凍得發(fā)紫。
工具房里也安全不到哪里去，我干脆拉著她，爬進了我那臺寶貝拖拉機的駕駛室。
狹小又封閉的駕駛室里，只有我們兩個人。
我們能聽見的，只有外面震耳欲聾的雷聲，和彼此越來越急促的呼吸聲。
我看著她因為害怕而微微顫抖的肩膀。
看著她被雨水打濕后更顯烏黑的眼睛。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來的膽子，像是被那道閃電劈中了腦子，伸出手，一把將她攬進了懷里。
她的身體先是僵硬了一下，但很快就軟了下來。
那一晚，在拖拉機轟鳴過的駕駛室里，在震天的雷聲和滂沱的夜雨中，我們都失控了。
雨不知道什么時候停了。
我們坐在駕駛室里，誰都沒有說話，空氣里彌漫著一種復雜的氣味。
我心里又害怕，又有一種塵埃落定的激動。
我緊緊地攥著她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在她耳邊說。
“靜，你放心，我不是耍流氓，我會對你負責的。”
“我明天，不，我天一亮就去找主任，我去打結婚報告，我跟所有人說，我要娶你。”
她把頭深深地埋在我的懷里，身體還在微微發(fā)抖，過了很久，才用蚊子一樣的聲音，輕輕地“嗯”了一聲。
03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過得既甜蜜，又像是走在懸崖邊上，每一步都充滿了煎熬。
我們偷偷幻想著未來的生活，甚至開始給那個還不知道在哪里的孩子想名字。
我說，要是生個男孩，就叫衛(wèi)東，保衛(wèi)東方，響亮。
她說，要是生個女孩，就叫衛(wèi)紅，又紅又專，符合時代。
我們天真地以為，只要我們倆把嘴巴閉緊，就沒人會知道那個雷雨夜發(fā)生的秘密。
可是，秘密這種東西，就像咳嗽一樣，是藏不住的。
大概過了兩個月，溫靜的臉色開始變得不好看。
她總是說自己犯惡心，聞到食堂的飯菜味就想吐，人也肉眼可見地瘦了一圈。
一天晚上，她臉色慘白地在麥秸垛后面找到我，聲音都在發(fā)抖，帶著哭腔。
“建國，我……我好像有了。”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巨響，像被馬蜂狠狠地蜇了一下，瞬間一片空白。
我看著她驚恐的眼神，強迫自己鎮(zhèn)定下來，一把將她抱在懷里，不停地安慰她。
“別怕，有我呢，天塌下來有我頂著，大不了我現(xiàn)在就去打結婚報告。”
“我明天就去，我跟主任說，我們是自由戀愛，早就訂了親，現(xiàn)在就申請辦手續(xù)。”
我們倆商量了一整個晚上，最后決定，豁出去了。
與其擔驚受怕地等著肚子大起來被人發(fā)現(xiàn)，不如主動出擊，把生米煮成熟飯。
可我們終究還是太天真了。
我們嚴重低估了現(xiàn)實的殘酷，也完全錯估了她家庭背后那股我們看不見的力量。
就在我們商量好，準備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公社主任攤牌的前一天晚上，出事了。
那天深夜，整個公社都睡得死沉。
一陣汽車引擎特有的低沉吼聲，在萬籟俱寂中，突兀地打破了村莊的寧靜。
我被驚醒，從窗戶的縫隙里小心翼翼地往外看。
一輛黑色的伏爾加轎車，像一個巨大的黑色幽靈，悄無聲息地開進了公社大院。
那車甚至沒有開大燈，只借著天上那點微弱的月光，準確無誤地停在了公社辦公室的門口。
車門打開，下來幾個人影，和等在那里的公社主任低聲交談了幾句，然后就徑直走向了女知青宿舍的方向。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股強烈的不祥預感，像冰水一樣從我的腳底瞬間竄到了頭頂。
我一夜沒敢合眼，就那么睜著眼睛一直到天亮。
天剛蒙蒙亮，我再也等不及了，從床上一躍而起，沖到了溫靜的宿舍門口。
門虛掩著，我一把推開。
屋里空蕩蕩的，一個人都沒有。
床上的被褥疊得整整齊齊，像是部隊里的豆腐塊。
桌上她常用的那個搪瓷杯和鋼筆，也都不見了。
空氣里，還隱隱約約殘留著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好聞的雪花膏味道。
那種感覺非常詭異，就像這個人剛剛還在這里生活，卻在下一秒被憑空抹去了所有的痕跡。
我像瘋了一樣，在公社里到處找她，問遍了所有我能問到的人。
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樣，搖頭，說不知道，沒看見。
最后，臉黑得像鍋底的公社主任，把我叫進了他的辦公室。
他破天荒地遞給我一根“大前門”香煙，自己也點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把煙霧吐在我的臉上。
“建國啊，別找了。”
他的聲音很沉，每一個字都像一塊石頭。
“溫靜同志，家里有十萬火急的要緊事。”
“昨天夜里，省里直接派車來，把她接回去了，手續(xù)都辦妥了。”
我像一頭被激怒的公牛，沖著他大聲喊，“她去哪了？她為什么不跟我說一聲？她有什么急事？”
主任把只抽了一半的煙頭，狠狠地在桌上的煙灰缸里摁滅。
他抬起眼皮，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冰冷的眼神看著我。
“這是上面的安排，有些事，不該你問的，就別問。”
“我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以后，不要再打聽她的任何事，更不要在外面亂說一個字，這對你，對她，都好。”
那幾句話，像一盆摻著冰碴子的冷水，從我的頭頂一直澆到腳底，讓我渾身都涼透了。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這不是簡單的回家探親。
這是一場我根本無力反抗的、強行的帶離。
我不死心，我像個傻子一樣，從公社一路跑到了鎮(zhèn)上的長途汽車站。
我從第一班車進站，一直等到最后一班車發(fā)出。
每一個梳著麻花辮、穿著藍色干部服的姑娘從我面前經(jīng)過，我都以為是她。
可是，直到天黑透了，車站里空無一人，她還是沒有出現(xiàn)。
溫靜就這么從我的世界里，被硬生生地抽走了。
她沒有留下一句話，沒有留下一張紙條。
只留下那個雷雨交加的夜晚的秘密，和那個還未成形、我們甚至都想好了名字的孩子。
接下來的日子，我像是被人抽走了魂魄。
我開著拖拉機在地里一圈一圈地轉，漫無目的，直到油箱里的最后一滴油耗盡。
機器的轟鳴聲，也壓不住我心里的恐慌和絕望。
我開始學著寫信，一個字一個字地，對著字典，像個剛入學的孩子。
我寫了無數(shù)封信，信里翻來覆去就是那么幾句話，問她好不好，問她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
可是，收信地址我只敢模糊地寫上“省革命委員會 溫靜收”。
那些承載著我所有希望的信，就像一塊塊扔進大海的石頭，連個回響都沒有。
我也曾經(jīng)動過去省城找她的念頭。
可那個沒有介紹信就寸步難行的年代，我連公社都出不去，更別提去那遙遠的省城了。
我像一只被困在籠子里的野獸，除了在自己的世界里憤怒地嘶吼，什么也做不了。
村里漸漸開始有了一些關于我和溫靜的風言風語。
有人說，看見我半夜三更往知青宿舍那邊溜達。
有人說，那個省城來的女會計，八成是犯了什么作風問題，才被家里人急匆匆領走的。
還有些平時跟我稱兄道弟的人，看我的眼神也變得怪怪的，那眼神好像在說，看吧，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活該。
我把自己關在工具房里，整日整夜地喝酒。
我爹看不下去，用他那根抽了半輩子的旱煙袋鍋子，狠狠地敲在我的頭上。
“沒出息的東西！人家是城里的小姐，是吃商品糧的，跟你能是一路人嗎？忘了她，給老子好好過日子！”
我娘則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淚，嘴里念叨著。
“建國啊，聽你爹的話吧，咱就是個莊戶人家的命，圖個安安穩(wěn)穩(wěn)就行了。”
時間是最好的良藥，它能治愈一切。
時間也是最鈍的刀子，它會慢慢磨平你所有的棱角，也磨掉你所有的希望。
一年，兩年過去了。
我心里的那團火，漸漸地，熄滅了。
兩年后，在父母幾乎是逼迫的安排下，我見了鄰村的王春花。
她是個黑黑壯壯的姑娘，不像溫靜那么白凈，但笑起來有兩個淺淺的酒窩，看著很踏實。
她看我的眼神，是那種不摻任何雜質的、實實在在的崇拜和喜歡。
她說，“建國哥，我知道你開拖拉機是全公社最厲害的，以后我給你做飯洗衣，讓你安心干活。”
我看著她那張樸實又充滿期待的臉，心里一片麻木。
我點了點頭，說好。
就這樣，我結婚了。
04
婚禮辦得很簡單，在院子里擺了幾桌酒席，放了幾掛鞭炮，就把我的后半生給定下來了。
婚后，春花確實是一個好妻子。
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條，把我的父母也照顧得妥妥帖帖。
一年以后，我們的兒子出生了。
我給他取名叫衛(wèi)平，我希望他這一輩子，都能平平安安，不要像我一樣，經(jīng)歷那些波折。
我努力地去做一個好丈夫，一個好父親。
我把對溫靜的所有思念，和對那個不知所蹤的孩子的愧疚，像一壇見不得光的酒，挖了個坑，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以為，這輩子，這壇酒都不會再有開啟的那一天了。
日子就像村口那條河里的水，不咸不淡地向前流淌著。
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大地，人民公社解散了，變成了鄉(xiāng)鎮(zhèn)。
我的腦子還算活絡，靠著開拖拉機攢下的錢和那一身過硬的技術，承包了村里新成立的農(nóng)機站。
從一臺老舊的東方紅二十八開始，慢慢變成了三臺，五臺，后來又添了聯(lián)合收割機。
我成了我們村里最早富起來的那批人，翻蓋了家里的土坯房，蓋起了兩層的小樓，還買了村里第一臺彩色電視機。
村里人見了我，都客客氣氣地叫我一聲“衛(wèi)老板”。
再也沒人記得，那個曾經(jīng)因為一個女知青而失魂落魄的愣頭青拖拉機手。
兒子衛(wèi)平也長大了，考上了縣里的中專，后來結了婚，在城里有了自己的工作和家庭。
我和春花，也順理成章地，成了頭發(fā)花白、有了孫子的老頭和老太太。
有時候，天氣好的下午，我搬一把竹椅坐在院子里那棵大槐樹下喝茶，看著小孫子在院子里不知疲倦地跑來跑去。
我會突然地恍惚一下。
感覺那段關于溫靜的往事，像是上輩子做的一場青澀又疼痛的夢。
夢醒了，人也就該踏踏實實地過日子了。
我以為，我和她的那段緣分，早在三十年前那個寂靜的深夜，伴隨著那輛伏爾加轎車消失的引擎聲，就已經(jīng)被徹底斬斷，緣分已盡。
直到二零零二年的那個秋天的下午。
那天天氣很好，秋老虎的太陽曬在人身上，暖洋洋的，讓人犯困。
我像往常一樣，搬了把竹椅坐在院門口，瞇著眼睛打盹。
春花在屋里看著一部家長里短的電視劇，聲音開得很大，吵吵嚷嚷的。
孫子被他媽媽接回城里上學去了，院子里顯得格外安靜。
一切都那么平靜，安詳，像一杯放了很久的溫開水。
就在這時，一輛掛著省城牌照的黑色轎車，緩緩地、但又目標明確地開到了我們村的村口。
這年頭，村里有小轎車已經(jīng)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可這輛車，黑得發(fā)亮，線條流暢，一看就價格不菲。
車上下來一個年輕人，三十歲上下的樣子。
他穿著一身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的深色西裝，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還戴著一副時髦的金邊眼鏡。
他站在村口，有些茫然地四處看了看，然后朝一個正在路邊玩泥巴的小孩走去，彎下腰，似乎在客氣地問路。
問完路，他就徑直地，一步一步地，朝我家的方向走來。
我心里有些疑惑，我們家在省城并沒有什么走得近的親戚。
年輕人走到了我的院門口，停下了腳步。
他的目光在我的臉上停留了很長時間，那眼神里，有一種我說不出的、非常復雜的探究情緒。
他很有禮貌地開口，聲音干凈又清晰，帶著城市里人特有的那種腔調。
“請問，您是衛(wèi)建國先生嗎？”
我點了點頭，有些費力地從那把吱呀作響的竹椅上站了起來。
“我就是，你找我有什么事？”
年輕人沒有立刻回答我的問題。
他沉默地看了我?guī)酌腌姡缓髲澫卵瑥碾S身攜帶的那個看起來很昂貴的黑色皮質公文包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用一塊洗得有些發(fā)白、但疊得方方正正的格子手帕包裹著。
他當著我的面，把那塊手帕，一層，一層地，非常緩慢地打開。
手帕的中央，靜靜地躺著一只用木頭雕刻的小鳥。
那只鳥的雕工，現(xiàn)在看來，可以說是非常粗糙，甚至有些笨拙。
翅膀一邊大一邊小，尾巴也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比例。
木頭的顏色，也因為年代久遠而變得暗沉無光，上面甚至還出現(xiàn)了幾道細細的裂紋。
可是，我只看了一眼，整個人就像被一道驚雷從頭到腳劈中了一樣，徹徹底底地僵在了原地。
我渾身的血液，似乎都在那一瞬間凝固了，手腳冰涼。
那只鳥，我認得。
我化成灰都認得。
那是我三十年前，趁著夜里沒人，熬了整整三個通宵，用一把磨鈍了的修腳小刀，為溫靜一點一點刻出來的。
那是我送給她的第一份禮物，也是我們之間，唯一的定情信物。
年輕人舉起那只丑陋的木頭小鳥，把它遞到我的面前。
他的聲音里，帶著一絲幾乎無法察覺的、輕微的顫抖。
“我母親叫溫靜。”
他頓了頓，仿佛用盡了全身的力氣，眼睛里迅速地泛起了一層明顯的水光。
“她說，這只鳥是她這輩子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禮物。”
“她臨終前交代，一定要我?guī)е瑏碚乙粋€叫衛(wèi)建國的人。”
我死死地盯著那只鳥，又看看眼前這張既陌生又仿佛在某些輪廓上有些許熟悉的年輕臉龐。
我的腦子里“嗡”的一聲巨響，天旋地轉。
所有被我用三十年的光陰強行壓制、塵封在心底最深處的記憶，像沖開了堤壩的洪水，在這一瞬間，以一種摧枯拉朽的姿態(tài)，沖垮了我所有的防備和偽裝。
我以為早就曲終人散、徹底演完了的故事，在我已經(jīng)年過半百的這一年，以一種我從未想象過的、石破天驚的方式，重新拉開了序幕。
我的嘴唇劇烈地哆嗦著，喉嚨里像被什么東西堵住了，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手里端著的那只紫砂茶杯，“哐當”一聲掉在了堅硬的石板地上，摔得粉碎。
春花聽到院子里的聲音，從屋里急匆匆地走了出來。
“老頭子，你這是咋了？摔著沒有？”
她看到了院門口那個陌生的年輕人，也看到了我慘白如紙的臉，整個人都愣住了。
年輕人朝著春花，非常禮貌地微微點了點頭，然后把目光重新移回到我的身上，眼神里帶著請求。
“衛(wèi)先生，我們可以找個安靜的地方，單獨談一談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