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挑戰與實踐路徑

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背景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是中國提升科技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這一戰略響應“四個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為中國迅速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進而實現“換道超車”提供了歷史機遇。然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仍面臨多重挑戰：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拔尖創新人才相對不足、發達國家地緣技術競爭日趨激烈、領軍企業的基礎研究普遍缺失等。基于此，需要從四方面發力：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實施系統性戰略規劃以加快國家科技創新發展；培養高層次技術創新人才，為發展新質生產力匯聚強大的人才支撐力量；培育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科技領軍企業，激活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引擎；積極推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營造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全球性開放創新生態。

引 言

每一次科學技術的突破，都伴隨著舊生產力體系的逐步瓦解和先進生產力體系的逐步形成。隨著科學技術突破與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互聯網、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顛覆性技術取得群體性突破，正深刻重塑著全球經濟版圖和國際力量格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賦予生產力前所未有的特征，而傳統生產力難以滿足科技迅猛發展的需要，時代呼喚新質生產力理論的指引。2024 年 1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對新質生產力作出系統闡述，明確其是“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的先進生產力質態。這一重要論述揭示了新質生產力以創新為主導力量，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目標，兼具基礎性與引領性作用，為新質生產力加速發展提供全新的要素基礎與強勁的動力支撐。

目前，學界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成邏輯、基本特征及實踐路徑等 3 個維度。一是關于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研究。袁芳認為，新質生產力理論蘊含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意蘊，并從本體論、認識論、系統論、實踐論、價值論等5個方面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的創新性發展。李弦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過程理論，構建了新質生產力生成機理的邏輯框架，提出應通過勞動者、勞動資料與勞動對象的組合躍升，推動傳統生產力向新質生產力變革。二是關于新質生產力的基本特征研究。孫紹勇和李詩認為，科技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對社會形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顛覆性影響，因此新質生產力具有革命性特征。胡瑩和方太坤提出，數字時代新質生產力呈現出四大典型特征：主體上依賴腦力勞動者，技術上依托顛覆性創新驅動，結構上呈現多要素融合，形態上趨向數智化與綠色化。三是關于新質生產力的實踐路徑研究。張新寧認為，科技創新發揮著驅動產業變革、提升發展動能、整合要素資源、優化創新生態等作用，須通過堅持創新驅動、攻關核心技術、優化生產要素等方式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石建勛和徐玲認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需要持續健全科技創新體制、優化升級傳統基礎設施、以新型舉國體制攻關關鍵技術、發展數據要素市場、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胡洪彬強調，新質生產力的形成發展，不能僅僅局限于科技與產業層面的突破，必須同步調整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實現各環節的協調發展，從而為新質生產力的全面躍升開辟空間。

綜上所述，學界圍繞新質生產力已開展豐富研究并取得系列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缺少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背景下新質生產力發展所面臨挑戰的研究；另一方面，尚未構建契合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內在要求的新質生產力培育路徑，導致在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國際環境中，難以有效塑造我國發展的新動能新優勢。基于此，本文將闡釋當世界科技與經濟社會進入結構迭代、動能轉換的深刻變革期時，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先進生產力形態的必要性與所面臨的風險挑戰，并據此提出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路徑方向。相關探討不僅關乎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更是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新格局中贏得主動、塑造優勢的戰略關鍵。

1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性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既是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重大戰略舉措，也是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與關鍵抓手。其不僅助力我國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塑造國家競爭新優勢，更為破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經濟發展現實難題提供了有力對策。

1.1 來自“四個面向”的現實要求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旨在提升科技原創能力，搶占全球科技創新制高點。馬克思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立足新時代科技事業發展的總體方向，新質生產力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以全球視野布局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方面，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蓬勃發展，新質生產力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動態追蹤全球科技動向，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顛覆性領域，加強基礎研究與原始創新，著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另一方面，我國部分關鍵領域的“卡脖子”技術困境源于基礎理論研究滯后，新質生產力理論科學論證了通過提升勞動者素質、推進勞動資料智能化、拓展勞動對象創新邊界，可實現生產力要素的協同躍升，既闡釋了新質生產力的生成邏輯，更為我國突破關鍵技術依賴、掌握科技發展主動權提供了戰略指引。

面向經濟主戰場，旨在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緊密結合，強化科技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作用。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破壞”理論揭示了新技術如何打破既有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秩序，進而引發經濟結構的重組與再平衡。其精準映射了我國當下的經濟現實：勞動力成本持續上升，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優勢被逐步削弱；資源環境約束趨緊，“雙碳”目標下高耗能產業轉型壓力加劇；經濟循環中的“卡點”“堵點”尚未完全疏通，部分領域供需結構性失衡突出。因此，我國經濟要走高質量發展之路，亟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強化高水平科技供給。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標志在于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大幅提升，即通過技術進步、管理優化與制度創新系統性重塑經濟體系。具體而言，依托工業機器人、智能生產線等智能化改造，對沖勞動力成本壓力，助力制造業提質增效并保持競爭力；依托光伏、風電等相關新能源技術，推動高耗能產業實現節能減排突破；通過深化改革與資源優化配置，疏通經濟循環堵點，促進創新要素高效流動，全面提升生產效率和質量。可以說，新質生產力是破解當前發展瓶頸、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驅動力，其發展水平直接影響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成效與速度。

面向國家重大需求，旨在圍繞國家戰略目標和重大任務部署，開展有針對性的科技創新研究。科技創新研究方向的選擇關乎國家發展全局，必須堅持“問題導向”這一根本原則。隨著全球科技競爭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我國發展面臨外部壓力加大與內部困難增多的復雜局面。在此背景下，新質生產力發展必須立足國家急迫需要和長遠戰略需求，為重大戰略決策部署提供堅實的科技支撐。一方面，新質生產力通過優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布局，推進國家實驗室、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平臺建設，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前沿領域加速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通過補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民生改善、醫療保障等領域短板，為改善民生福祉注入強勁的科技動能。綜上，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響應了國家戰略需求，推動科技創新持續服務國家現實需要。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旨在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體現了對生命價值的崇高尊重。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在科技領域的體現，是民生科技供給與人民群眾高品質生活需求之間仍存在差距。對此，新質生產力發展聚焦提升民生科技供給的質量與水平，圍繞重大疾病防控、精準醫療、中醫藥傳承創新等方向，不斷加強生物制藥、醫療機器人等前沿技術研發，推動醫療資源均衡布局，促進優質醫療服務惠及更多群體，以更好地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從“四個面向”的現實要求來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給我國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將世界帶入英國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所言的“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危機的時代”。就外部環境而言，我國技術發展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表現為科技突破與創新頻率不斷加快，各國科技競爭日趨激烈；就內部環境而言，我國已轉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科技創新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須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而科技創新正是驅動這一系列變革的核心引擎。正如 Schumpeter所強調的，創新的革命性體現為新技術、新產品或新市場對現有經濟結構和產業格局的顛覆，進而催生全新的發展機遇和挑戰。因此，在當前這一關鍵歷史時期，立足“四個面向”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意義。唯有在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當下，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掌握更多核心技術和關鍵能力，方能在國際舞臺上占據主動，切實維護國家科技和經濟安全，也才能有力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堅實支撐。

1.2 新質生產力為后發國家提供“換道超車”的機遇

回顧人類社會發展歷程，每一次技術革命的重大突破都引領了產業變革浪潮，為世界各國帶來重大歷史機遇，并推動部分國家實現整體經濟實力、工業化程度和現代化建設水平的大幅提升。當前，人類社會正處于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歷史交匯期，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為后發國家實現跨越式趕超提供了重要的機會窗口。相較于歷史上的技術擴散，當前知識流動與技術轉移更為迅速，后發國家可主動借鑒發達國家在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領域的經驗成果，從而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因此，新質生產力的形成與發展為我國重塑國際競爭新優勢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

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開辟了新路徑。新質生產力的出現標志著我國正在經歷一場深刻的經濟轉型，未來將更多依靠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實現高質量發展。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較短時間內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但也引發了自然環境可持續性問題，威脅經濟長期發展。馬克思曾指出，生產力發展會減少可利用的自然資源，要重視森林、礦產等資源的枯竭問題。因此，立足我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的戰略全局，必須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經濟體系，推動經濟社會綠色化、低碳化轉型，最終實現高質量發展。基于此，新質生產力更注重培育綠色化、智能化且附加值高的新興產業，依靠科技創新提升生產效率，降低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協同的可持續發展。2024年數據顯示，全國可再生能源發電新增裝機 3.73 億千瓦，同比增長 23%，占電力新增裝機的 86%，充分體現了綠色科技對能源結構的重塑作用。由此可見，具備高科技、低碳化特征的新質生產力已超越傳統生產力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模式，通過技術創新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同，進而推動高質量發展。同時，傳統工業文明以征服自然、大規模生產與消費為核心邏輯，而新質生產力則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價值底色，本質上實現了對傳統工業文明的超越。

另一方面，新質生產力為我國占據國際競爭制高點、提升綜合國力和全球影響力提供了歷史機遇。Schumpeter從經濟學視角指出，創新是生產要素創造性重組的過程與結果，為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等理論的持續演進奠定了基礎。發達國家通過對全球主要創新資源的高度掌控，在國際競爭中享有話語權，并形成了遠超其他國家的科技競爭力。俄羅斯學者格倫·迪森認為，科技始終賦予掌握技術以實現經濟、軍事和政治目標的國家以權力。因此，大國競爭本質是具有決定性的高科技競逐，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我國贏得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主動權的關鍵。新質生產力以前沿科技革命性突破為引擎，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先進制造技術、綠色低碳技術等新興技術集群，與數據、知識、高端人才、新型基礎設施等新生產要素深度融合，進而催生具有顛覆性的科技創新成果。當前，我國已積累堅實的物質基礎，擁有持續創新形成的系列成果，部分領域接近或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具體來看：在量子科技領域，我國在量子通信與量子計算原型機的研發與應用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九章”光量子計算原型機等成果標志著我國進入全球量子競爭第一梯隊；在 5G 通信領域，我國不僅在專利數量上全球領先，更建成了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 5G 網絡，并成功將相關技術標準融入國際體系；在新能源領域，我國光伏組件、風電設備和動力電池的產能與技術輸出均處于領先地位，為全球能源轉型提供了關鍵技術支撐；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國在自然語言處理、計算機視覺等方向的論文發表量與專利申請量穩居世界前二；在生物技術領域，我國在基因編輯、細胞治療等方向的科研實力也已躋身國際先進行列。可以說，我國盡管在前幾次工業革命中處于后發追趕狀態，但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依托新質生產力，必將建成世界科技強國，進而推動我國穩步邁向全球科技創新高地，搶占未來發展的戰略制高點。

2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挑戰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深刻重塑全球經濟版圖和創新格局，為我國帶來重要發展機遇。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國實施“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等舉措，導致我國新質生產力發展面臨多重挑戰。

2.1 關鍵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

縱觀人類文明進程，每一次劃時代的科技革命都深刻重塑了生產力發展路徑，驅動國家興衰與全球權力格局演變。當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試圖在科技競爭中遏制我國發展：美國商務部通過實體清單切斷華為等中國企業的技術供應鏈，并禁售高端 AI 芯片；荷蘭受美國施壓限制阿斯麥對華出口EUV光刻機，試圖阻斷我國相關技術裝備的供給來源；美國組建“芯片四方聯盟”，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體系之外，并通過“美歐貿易與技術委員會”干擾中國參與信息通信技術等關鍵領域的國際標準制定。在此背景下，我國關鍵核心技術突破迫在眉睫。新一輪科技革命以顛覆傳統知識體系為特征，高度依賴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積累。然而，我國國家創新體系仍待完善，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生成式人工智能、基礎算法與高端裝備制造等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突破不足。《2025 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雖首次躋身全球前十，但仍受制于原始創新能力薄弱、基礎研究系統性不足等問題，新興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關鍵共性技術協同攻關效能偏低，關鍵產業難以擺脫對外部技術體系的依賴，進而面臨“卡脖子”封鎖與產業鏈供應鏈斷鏈等多重風險。

2.2 拔尖創新人才相對不足

人才是國家發展的基石，對新質生產力形成具有重要支撐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為高端人才支撐新質生產力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我國雖擁有規模宏大、素質優良的人才隊伍，但仍存在明顯短板。

一方面，高端人才特別是拔尖創新人才儲備不足。從人才結構看，能夠引領學科方向、突破“卡脖子”技術的戰略科學家數量有限，基礎研究領域缺乏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領軍人物；從能力結構看，兼具學科素養與跨領域整合能力的復合型人才供給不足，難以滿足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交叉學科的創新需求；從發展可持續性看，培育戰略科學家的頂尖導師隊伍規模有限，人才梯隊建設存在斷檔風險。

另一方面，人才隊伍的地域和行業分布不均。例如，長三角、珠三角等東部沿海地區聚集了大量互聯網、金融科技領域的高端人才，且由于人工智能算法工程師、集成電路設計師等崗位供給充足，甚至出現局部人才過剩的現象；而中西部農業主產區既缺乏掌握數字農業技術的專業人才，也難以吸引農產品深加工領域的研發人員；東北老工業基地雖積累了傳統裝備制造領域的技能型人才，但新能源、數字經濟等新興行業的人才密度明顯低于東部地區，且本地培養的年輕技術人才持續向沿海高端制造業流動。

2.3 發達國家地緣技術較量日趨激烈

伴隨科技革命深化與全球科技格局演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著力強化高科技領域競爭力，以維系自身全球領先地位。對美國而言，科技優勢不僅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引擎，更是鞏固其國際主導地位的戰略支撐。在此背景下，美國科技競爭戰略的“排他性”特征日益凸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單方面挑起中美貿易戰，對中國輸美高新技術產品加征懲罰性關稅，標志著美國轉向以“脫鉤”為核心的科技遏制戰略——既限制競爭對手科技、數據、資本等關鍵要素的自由流動，更試圖通過進出口管制削弱其經濟與科技發展能力，從而維持全球科技霸權。至此，美國的核心關切已從中國傳統產業的貿易順差轉向全球科技標準和產業規則主導權。拜登政府時期，這一戰略進一步演化為更具針對性的“小院高墻”策略：將科技領域劃分為“核心保護區”與“有限開放區”兩類，前者聚焦先進芯片、生物技術、關鍵礦產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點領域，通過技術封鎖和供應鏈重構建立壁壘；后者則在普通消費品和傳統制造業領域維持有限開放，以緩解全面脫鉤對美國本土經濟造成的沖擊。可見，“小院高墻”戰略的形成，既源于相關科技領域存在的規則缺位和治理赤字，也體現了圍繞技術主導權的系統性博弈。2024 年 5 月，拜登政府宣布將對進口的中國電動汽車征收四倍關稅，從 25% 提升至 100%；對中國太陽能電池的進口稅翻一番，從25%上調至50%。自2025年1月1日起，太陽能多晶硅和硅片的關稅稅率也將提高至 50%。綜上，日益加劇的科技競爭將持續壓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對我國科技創新的節奏與效能構成嚴峻挑戰，并沖擊國際科技合作的信任基礎。

2.4 領軍企業的基礎研究普遍缺失

新質生產力作為以科技創新為主導的先進生產力形態，其發展依托企業等基礎研究主體的能動性與創造性。胡潤研究院發布的《2024全球獨角獸榜》顯示，全球共有 1 453 家獨角獸企業，中國以 340 家位列第二，僅次于美國的 703 家。我國雖在獨角獸數量上成績顯著，但與領先國家仍存在差距。就投入強度而言，我國企業基礎研究投入比例僅為 9% 左右，遠低于發達國家 35%以上的平均水平；就創新激勵而言，國內領軍企業普遍推行強 KPI 考核與敏捷開發模式，致使研發人員傾向于選擇短期見效的項目；就成果轉化而言，我國領軍企業技術成果主要服務于自身主營業務，未能有效將技術紅利轉化為生態紅利，反映出企業在創新價值鏈運營方面存在不足。究其原因，我國領軍企業研發資源配置呈現鮮明的實用主義傾向，資源高度集中于可快速實現產品化與商業化的應用研究，這種過度投入擠壓了面向長期價值與未知領域的基礎研究。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天然規避基礎研究所帶來的技術不確定性、長周期性和高風險性，投入意愿普遍不足；加之，中國風險投資市場對短期高回報項目的偏好，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趨勢。從市場結構看，大量風投資本高度聚集于商業模式創新與應用型技術研發等“短平快”領域；從資本屬性看，銀行理財、保險資金等風險規避型資金占比較高，其對流動性與短期收益有剛性需求；從退出機制看，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仍在完善中，并購市場不夠活躍，致使投資機構偏好短期內可上市退出的成熟項目。因此，全鏈條的短期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資本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成為制約新質生產力培育中原創技術、底層技術突破的瓶頸之一。

3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下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路徑選擇

當前，新質生產力已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初步形成，標志著人類社會將邁入以其為核心驅動力的新發展階段。面對這一歷史機遇，如何精準把握時代趨勢實現“換道超車”，已成為亟待破解的重大現實命題。為此，必須以高度的歷史自覺和強烈的使命擔當，加快推進新質生產力發展，從而在全球科技與經濟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

3.1 健全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新型舉國體制

傳統舉國體制作為特定歷史階段的戰略選擇，曾憑借其強大的資源集中能力，為我國工業體系快速構建發揮了關鍵作用。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其計劃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新發展階段的要求，主要表現為投入與產出失衡、微觀主體創新活力不足、區域間同質化競爭加劇等，制約了社會生產力的持續提升。而新型舉國體制實現了對傳統模式的創新超越，突破了過去單一依賴行政指令或完全放任市場的局限，著力構建政府、市場與社會力量多元協同的治理格局，推動優質資源精準、高效地流向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關鍵領域。我國應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動員與組織優勢，積極引導多元主體參與科技頂層設計，以推動顛覆性技術突破，加速新質生產力發展。

一是立足國家發展的戰略導向。堅持黨的統一領導，圍繞“十四五”規劃確定的重大戰略需求，強化科技創新的頂層設計和系統布局，重點聚焦集成電路、人工智能、能源裝備等關鍵領域，建立政府引導與市場驅動深度融合的創新機制，破解我國科技發展面臨的全局性、方向性難題。

二是構建產學研深度融合機制。政府須強化頂層設計，搭建共性技術平臺，推動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建立合作共贏關系，通過科研項目資金支持、研發基地共建等方式，為企業等創新主體提供硬件保障；發揮國有企業在核心技術攻關中的主導作用，支持民營企業成為新技術孵化載體，最大限度釋放社會創新創造活力；通過契約明確各方權責，建立貢獻導向的評價體系，增強產學研合作的內生動力，推動科技創新成果向新質生產力轉化。

三是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堅持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通過政府和市場協同發力，構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與社會資源高效對接機制，凝聚全社會創新力量，形成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合力。

3.2 培養技術創新的高層次人才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孕育興起，變革突破的能量持續蓄積。“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揭示了高端人才培養是我國科技實力不斷增強的源頭活水，更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根本支撐。為此，必須將人才培養擺在科技創新全局的核心位置，努力打造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創新人才隊伍。

一是加強拔尖創新人才的自主培養，為我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提供人才支撐。堅持黨管人才原則，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系的制度優勢，激發拔尖創新型人才的創新潛能和愛國熱情；完善青年科技人才全鏈條培養機制，暢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環，優化高校學科設置和人才培養模式，構建與國家戰略匹配的人才供給體系，夯實戰略科技人才基礎。

二是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將其作為應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舉措。須健全人才管理法規政策體系，明確培養目標和路徑，構建科學化人才培養機制，為高層次人才培養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建立以貢獻為導向的評價激勵體系，聚焦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高精尖缺”需求，培育高水平科技人才隊伍，確保人才供給與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相匹配。

三是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新質生產力的國際競爭本質上是頂尖人才和創新平臺的競爭。要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引進政策，引進培養一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及高水平創新團隊。

3.3 培育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科技領軍企業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持續強化對我國科技發展的戰略遏制，試圖阻斷我國在關鍵領域的技術迭代路徑，進而維護其全球科技壟斷地位。對此，須著力提升我國科技領軍企業的基礎研究能力，夯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根基，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筑牢技術創新基礎。

一是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實施階梯式稅收減免政策，對研發投入達到行業領先水平的企業，按年度研發總額的一定比例減免所得稅；設立“國家科技突破獎”“產業創新領軍企業”等榮譽獎項，對突破“卡脖子”技術的企業予以研發補貼，并通過公開表彰和宣傳，提升其社會認可度和品牌影響力，構建全方位的創新激勵機制。

二是健全科技成果轉化體系。支持以華為、中車、大疆、航天科技等為代表的科技領軍企業聯合高校、科研院所，圍繞新能源、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重點領域組建創新聯合體，構建“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全鏈條協同機制，持續推動研發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

三是營造開放包容的創新生態。打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科研環境，健全創新風險分擔機制與科研免責備案制度，對基礎研究和前沿探索實行包容審慎監管。同時，搭建跨領域協同創新平臺，促進人才、技術、資本等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實現資源共享與協同攻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3.4 積極推動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在經濟全球化縱深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創新資源正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高效流動，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加強國際化科研環境建設已成為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然選擇。

一是凝聚國際科技合作共識。當前，部分西方國家推行“脫鉤斷鏈”“小院高墻”策略，將科技問題政治化，阻礙我國科技發展。國際格局演變加劇了各主體間的價值異質性、沖突性和排他性。在此背景下，須秉持多元共存原則，尊重各國發展路徑，構建支撐國際科技合作的價值基礎，推動新質生產力全球可持續發展。

二是構建高水平國際科技合作平臺。建設國際科技創新園、聯合實驗室及技術轉移中心等載體，有效匯聚全球頂尖科研力量，整合智力、設施、資金等資源，通過跨國技術互補與協同攻關，為各國提供突破性創新所需的系統化支撐。

三是健全全球科技創新治理體系。在 2023 年首屆“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上，中國主動提出《國際科技合作倡議》，彰顯了推動全球科技共同發展的責任擔當。要在數據跨境流動、人工智能倫理、知識產權保護等新興領域，積極構建規則清晰、競爭公平、監管透明的國際合作新秩序，以良性的全球科技創新生態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

4 結語

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科技已成為競爭的核心。新質生產力概念的提出，正是順應了科技發展和產業變革的時代要求。本文從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和熊彼特創新理論的內在邏輯出發，分析了當前我國發展新質生產力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并提出了兼具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的破解路徑。

未來，可聚焦以下幾方面進行系統研究：一是完善區域科技創新體系，因地制宜探索差異化的創新發展路徑，形成各具特色的區域科技創新模式，以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二是結合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戰略，包括新發展格局、數字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新舊動能轉換等，明確新質生產力發展重點。三是加強新質生產力的實證研究，從量化層面檢驗新質生產力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產業競爭力提升等的邏輯關系，為國家和區域層面的政策制定與資源投入提供可靠的決策支持與量化基準，實現從宏觀戰略到精準施策的有效傳導。

本文來源于《創新科技》2025年第11期。張鷟，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白羽，天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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