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1949年2月11日，當服務人員推開廣州東山的招待所房門時，發現前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已沒有了生命體征。
60歲的戴季陶面色平靜，他的枕邊散落著安眠藥，桌上留著幾句潦草的字跡，既沒有悲壯遺言，也沒有對世事的怨懟，唯有對時局的失望。
他被蔣介石尊為“國師”，執掌考試院二十年，卻選擇以自殺的方式，結束了一生，對于正處于崩潰邊緣的國民黨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然而，關于戴季陶的死因，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他的主治醫生認為，戴季陶長期患有嚴重的神經衰弱，需要依賴大量的安眠藥才能入睡，此次是服藥過量意外身亡，并非“自殺”。
可更多的史料卻顯示，戴季陶的死，并不是簡單的醫療事故。
1949年，當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逼的下野時，曾多次催促戴季陶撤往臺灣，卻被他明確拒絕了：
“不去了，愿回四川老家以竟終年，伴父母于九泉，盡人子之責。” 。
他也曾在國軍危亡時，對秘書說道：“看來，國軍難以據守西南了，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甘當他們的階下囚。” 。
那么，戴季陶是誰？他的死，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究竟做了什么，又為何會說不愿淪為階下囚呢？
反清斗士
戴季陶原名戴良弼，出生于四川廣漢。
年少時，他就表現出了過人的聰慧，14歲就考入了成都留日預備學堂，此后赴日留學，學習法律。
在東京時，他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結識了孫中山、宋教仁等革命黨人，又迅速投身到反清革命運動中。
1911年，20歲的戴季陶回國不久，就出任上海《天鐸報》主筆，以“天仇”為筆名，撰寫評論文章。
“天仇”二字，不僅意味著他和滿清王朝不共戴天，也體現出了戴季陶作為青年革命者的激進態度。
事實上，他的文筆犀利、觀點鮮明，直指封建腐朽，在當時的思想界引發了強烈的反響，許多青年人因為讀他的文，從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然而，由于戴季陶的言論實在過于激進，因此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緝，他也不得不選擇流亡海外。
辛亥革命爆發后，戴季陶返回國內，創辦各類宣傳革命的報刊，成為民國初年思想界的重要旗手。
此時的他，思想極為活躍，不僅鼓吹民主共和，還接觸并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
瞿秋白就曾說過：“我們的前輩陳獨秀同志，李漢俊先生，戴季陶先生，胡漢民先生以及朱執信先生，都是中國第一批的馬克思主義者?！?/p>
可見，戴季陶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作出了貢獻。
不僅如此，戴季陶還曾用大量的篇幅報道世界工人運動，分析中國工人的斗爭狀況，嘗試用馬克思主義解釋社會問題。
此外，他還翻譯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對當時的進步思想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可以說，盡管戴季陶立場激進，卻滿懷救國救民。他的思想進步，是資產階級革命派中少有的能夠接受新思想，關注底層民眾的知識分子。
甚至，戴季陶還積極推動工人運動，協助創辦工人補習學校。他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籌備工作，和陳獨秀、李達也過從甚密。
然而，就在即將成立之際，他卻因顧慮以及對孫中山的忠誠，選擇了退出共產主義小組，轉而繼續留在國民黨。
此后，在追隨孫中山的歲月里，戴季陶逐漸成為了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他不僅負責重要文件的起草，還多次陪同孫中山出訪，深得孫中山的信任。
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孫中山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實現了國共的第一次合作。
而作為國民黨元老戴季陶，雖已在廣州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可在思想上，仍沒有穩定的信仰。
他認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又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抱有好感。他希望通過國共合作推動革命事業發展，又對階級斗爭心存疑慮。
如此矛盾，在孫中山逝世后，隨著局勢的變化逐漸顯現出來，并最終導致戴季陶走上了反共道路。
戴季陶主義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民黨失去了凝聚力，左右兩派的分歧，日益尖銳。
當時，以廖仲愷、宋慶齡為代表的左派堅決維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而以胡漢民、蔣介石為代表的右派則企圖爭奪革命領導權。
在如此關鍵的轉折點上，戴季陶卻選擇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理論旗手。
不久后，在國民黨全會上，戴季陶為了反對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竟提出了“純正三民主義”。
他聲稱孫中山的思想完全是正統思想的復活，是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思想，否認了三民主義的進步性。
同時，他還攻擊階級斗爭，認為中國社會沒有階級對立，主張用仁愛代替斗爭。
而在政黨問題上，戴季陶也堅持“純粹國民黨”，明確表達了反對國共合作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