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我們是你的孩子。”
病房門被推開的那一刻,我以為自己又犯糊涂了。
腦梗后遺癥讓我經常認不清人,但這次不一樣。
這一男一女拿出戶口本、出生證明,上面清清楚楚寫著我的名字。
我盯著那幾張紙,手抖得厲害。
“不可能,我這輩子連婚都沒結過。”
“爸,媽讓我們來找你。她說,該還你一個真相了。”
01
住進醫院的第三天,我還在適應半邊身子不聽使喚的日子。
早上七點,護士進來量血壓,動作麻利得很。她一邊纏袖帶一邊問:“方大爺,今天有家屬來嗎?”
“沒有。”我說這話的時候很平靜,七十多年都是一個人,習慣了。
“那中午誰給你送飯?”
“食堂的盒飯就行。”
護士嘆了口氣,也不再多說。
這種事她見多了,獨居老人突發疾病,住院了也是孤零零一個人。
隔壁床的老張倒是熱鬧,兒子兒媳輪流來,孫子放學也跑來探望。
我躺在床上看著天花板,突然想起退休前的老同事老李。
前兩天他來看過我一次,帶了保溫杯裝的雞湯,說是他老婆燉的。
“老方啊,你一個人也不容易。”老李走的時候拍拍我的肩膀。
不容易什么,過了這么多年,早就過來了。
下午兩點多,病房門突然被敲響了。
我以為是護士來換藥,結果進來兩個陌生人。
男的四十多歲,穿著深藍色夾克,個頭不高,臉方方正正的。
女的也是四十出頭,扎著馬尾辮,說話聲音挺大。
“請問,這位是方逸方大爺嗎?”男的先開口。
“我是。你們找我有事?”
兩人對視一眼,然后齊刷刷喊了一聲:“爸。”
我愣住了。
“你們認錯人了吧?”我說,“我沒有孩子。”
“沒認錯。”女的走到床邊,從包里掏出一沓證件,“你看看這些。”
我接過來,一張一張翻。
戶口本、出生證明、身份證復印件。
戶口本上確實寫著戶主:方建勛,與戶主關系:之子。出生證明更清楚,父親欄填的就是我的名字——方逸。
“這是假的。”我把證件推回去,“我這輩子根本沒結過婚,哪來的孩子。”
“爸,這事說來話長。”
叫方建勛的男人拉了把椅子坐下,“我叫方建勛,這是我妹妹方惠娟。我們確實是你的孩子,這些證件都是真的,可以去派出所查。”
“你們到底想干什么?”我有點急了,“是不是看我一個人,想來訛錢?”
隔壁床的老張探過頭來:“哎呀,這是什么情況?”
方惠娟性子急,立馬說:“我們不要你的錢,就是想認回親爹。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已經三世同堂了?我們兩個人一共生了五個孩子,最大的都上大學了。”
我徹底懵了。
護士聽到動靜進來,問要不要報保安。
我擺擺手,讓她先出去。病房里一時安靜下來,就聽見墻上掛鐘滴答滴答的聲音。
“你們說的這些,我一個字都不信。”我看著兩個人,“我要是真有孩子,這么多年我會不知道?”
方建勛嘆了口氣:“爸,這事怨不得你。當年的事太復雜,我媽一直瞞著你,直到今年她去世,才讓我們來找你。”
“你媽是誰?”
“穗蕓。”
這兩個字像一道雷劈在我頭頂。
我張了張嘴,半天說不出話來。病房里的空氣突然凝固了,我聽見自己的心跳聲越來越快。
“穗、穗蕓?”我的聲音都變調了。
“對,就是當年落雁村支書的女兒。”方建勛說,“我媽說,你應該還記得她。”
記得。怎么會不記得。
那是1970年的冬天,我18歲,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車到云南,又轉了一整天的汽車,最后坐拖拉機顛簸了五個小時,才到落雁村。
下車的時候天都黑了。
村支書領著我去知青點,那是生產隊牛棚改的,里面住了七八個知青。
大家擠在一起,鋪的是稻草,蓋的是發霉的軍被。
02
第二天開始干活。
我被分配去幫生產隊記工分,每天拿著本子在田埂上走來走去,誰干了多少活都要記清楚。
穗蕓就是在那時候見到的。
她是婦女隊長,管著村里所有女勞力。
第一次見她,她正在田里插秧,挽著褲腿,彎著腰,動作麻利得很。我站在田埂上喊她名字,她直起身,沖我笑了一下。
那個笑容我記了一輩子。
“穗蕓她......”我聲音發抖,“她怎么樣了?”
方惠娟眼眶紅了:“我媽去年查出癌癥,今年三月走的。”
病房里又安靜下來。
我閉上眼睛,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
這么多年了,我一直以為她過得很好,嫁了人,有了孩子,一家人熱熱鬧鬧的。我從來沒想過去找她,因為我覺得去了只會打擾她的生活。
“她是什么時候去世的?”我問。
“三月十五號。”方建勛說,“走之前她把我們叫到床邊,說了很多事。”
“她說什么了?”
“她說,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睜開眼睛,看著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燈管有點舊了,閃著微弱的光。
“你們慢慢說,從頭說。”我說,“我想知道當年到底發生了什么。”
方建勛點點頭,從包里拿出保溫杯,擰開蓋子喝了口水。
他說話的樣子很像穗蕓,慢條斯理的,每個字都說得很清楚。
“爸,我媽說,你們是1972年認識的。”
“不,是1970年。”我糾正他。
“認識是認識了,但真正在一起是1972年春天。”方建勛說,“我媽說你在山上摔傷了腿,是她背你下來的。”
這事我記得。
那年開春,生產隊要上山砍竹子。我跟著去了,結果腳下一滑,從山坡上滾下來,左腿摔斷了。
是穗蕓背我下山的。她個子不高,但力氣大,一路背著我走了兩個小時。到了村衛生所,她渾身都濕透了。
“你這人怎么這么笨。”她當時這么說我。
我躺在衛生所的木板床上,看著她擦汗,突然覺得心里暖暖的。
那段時間,穗蕓每天都來看我。
有時候帶點吃的,有時候就坐在床邊說話。她講村里的事,講山里的草藥,講她小時候的事。
我聽著她說話,覺得日子過得特別快。
腿好了以后,我去田里干活,經常能碰到她。她教我怎么插秧,怎么薅草,怎么分辨稻子有沒有病。
夏天的時候,我跟她表白了。
那天晚上,村里放露天電影。我和她坐在人群后面,我說:“穗蕓,我想跟你在一起。”
她沒說話,過了很久才說:“你知道村里有人說我的閑話嗎?”
“什么閑話?”
“說我早就被定給隔壁楊家了,說我爹收了人家的彩禮。”
“那你答應了嗎?”
“我什么時候答應過?”穗蕓看著我,“我爹是答應了,但我沒答應。”
“那你現在答應我嗎?”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說:“等你返城了,你還會記得我嗎?”
“會。”
“那等你返城了,你能帶我走嗎?”
“能。”
她笑了:“那我就信你一次。”
方建勛說到這里停了下來,看著我:“爸,后面的事你應該都記得吧?”
我點點頭。
1973年到1975年,我們倆的關系穩定了。
我每個月都把家里寄來的錢票省下來,偷偷給她家用。她也經常給我送吃的,補衣服。
那時候的日子很苦,但我覺得有盼頭。我想著等返城的政策下來,就馬上辦手續,把她娶回城里。
03
1976年夏天,檔案結果出來了,沒問題。我高興壞了,馬上去找穗蕓,想跟她說這個好消息。
結果村里人告訴我,穗蕓要嫁人了,嫁給隔壁村的楊家,婚期就在下個月。
我不信,跑去她家。穗蕓父親站在門口攔著我,說:“方逸,這婚事早就定了,你別再來了。”
“我要見穗蕓。”
“她不想見你。”
“我不信,讓她出來跟我說。”
穗蕓父親推了我一把:“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人了。”
我站在門口喊穗蕓的名字,喊了很久,她都沒出來。
晚上,我又去了她家。這次我沒敲門,繞到后窗,想看看她在不在屋里。
窗戶沒關嚴,透著光。
我往里看,看見穗蕓坐在屋里,旁邊還有一個男人,正拉著她的手說話。穗蕓低著頭,沒有掙開。
我當時腦子嗡的一聲,什么都不記得了。
后來怎么走回知青點的,我不知道。我只記得自己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一夜沒睡。
第二天,村里到處都在說穗蕓要嫁人的事。有人說楊家給了很多彩禮,有人說穗蕓早就和那個男人有來往。
我什么都不想聽,什么都不想說。
1976年秋天,有人告訴我穗蕓已經嫁過去了。我病了大半個月,發燒,說胡話,整個人瘦了一圈。
老村長來看我,說:“小方啊,人家姑娘都嫁人了,你就別想了。”
“我沒想。”我說。
“那就好。好好養病,等返城的政策下來,你就回去。回城了,找個好姑娘,成個家,日子還長著呢。”
1979年,返城政策下來了。我第一批報名,第一批走。
臨走那天,村里很多人來送我。我看了一眼村支書家的方向,穗蕓沒有出來。
我坐在拖拉機上,看著落雁村越來越遠,最后消失在山路盡頭。
回城以后,我進了印刷廠,當了一名排字工。廠里有女工看上我,托人來說媒,我都推了。
同事問我為什么不結婚,我說習慣一個人了。
就這么過了幾十年。我從排字工干到車間主任,再到退休。一個人住在單位分的房子里,一個人買菜做飯,一個人看電視。
有時候晚上睡不著,我會想起穗蕓。我想她現在過得怎么樣,孩子有沒有長大,丈夫對她好不好。
我以為她過得很好,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去找她。
現在聽方建勛說,我才知道,原來這些年,她也是一個人。
“爸,你當年看到的那個男人,不是我媽要嫁的人。”方建勛說,“那是我媽的堂哥,是我外公特意找來演戲的。”
“演戲?”我不明白。
“對,演戲給你看。”方惠娟說,“外公當時怕你和我媽的事辦不成,又怕連累你的返城資格,就想了這么個辦法,讓你以為我媽嫁人了,你就能死心,安心回城。”
“那穗蕓呢?她答應了?”
“我媽不知道這事。”方建勛說,“那天晚上外公把我媽堂哥叫來,說有事要商量。我媽以為真是商量事,結果被人看了去,就成了那個樣子。”
我閉上眼睛,眼淚又流下來了。
“我媽后來知道了這事,氣得跟外公吵了一架。”方惠娟說,“但事已至此,她也沒辦法。她想去找你,但外公說你肯定已經不信她了,去了也沒用。”
“那后來呢?”
“后來我媽就生下了我們倆。”方建勛說,“一對龍鳳胎,我是哥哥,她是妹妹。”
“村里人怎么說?”
“外公對外說我媽嫁了人,丈夫在外地干活,很少回來。后來又說丈夫在外頭出事了,我媽守寡。”方建勛說,“村里人也就信了。”
“穗蕓她......”我不知道該說什么,“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日子肯定很難過。”
“是很難。”方惠娟紅著眼睛說,“我媽白天干農活,晚上還要做副業,養豬、養雞、編竹筐,什么都干。我們小時候穿的衣服都是她一針一線縫的,吃的菜都是她自己種的。”
“她有沒有改嫁?”
“沒有。”方建勛說,“村里有人提過親,我媽全拒了。她說她這輩子就守著我們兩個了。”
我聽著這些,心里像被刀剜一樣疼。
“你們小時候,有沒有問過穗蕓,你們爸爸是誰?”
“問過。”方惠娟說,“我媽每次都說等我們大了再告訴我們。”
“那她什么時候告訴你們的?”
“去年。”方建勛說,“我媽查出癌癥,她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就把我們叫到床邊,把所有事都說了。”
方建勛說著,從包里拿出一個舊信封,遞給我。
“這是我媽臨終前寫給你的信。她說如果有一天我們找到你,就把這封信給你。”
我接過信封,手抖得厲害。信封很舊,紙都發黃了,上面用鋼筆寫著“方逸親啟”四個字。
我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抽出里面的信紙。
信紙上是穗蕓的筆跡,一筆一劃,很工整。我展開信紙,第一行字就讓我愣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