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兩年戰亂的破壞,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哈馬德城到處可見頹垣敗瓦,但在12月2日,54對身著巴勒斯坦白色傳統禮服的新娘與穿西裝打領帶的新郎,手牽手走過被戰火摧毀的建筑物與街道。
兩年里,因戰事而無法舉辦婚禮的新人們,在這片飽受戰爭蹂躪的土地上舉辦了一場集體婚禮,也為巴勒斯坦人帶來難得的快樂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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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在探望加沙婦女們
2025年10月10日,歷經兩年的戰火與流離,以色列與哈馬斯間的停火協議終于生效。陽光再次灑在以色列南部與加沙地帶的土地上,卻照出了滿目瘡痍。
據以色列官方統計,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造成以色列1200人死亡,另有251人被劫持為人質,其中133名存活的人質截至2025年10月14日全部獲釋。在兩年的戰火中有超過1200名以色列士兵陣亡。而加沙衛生官員稱,以色列兩年里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已造成超過6.8萬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戰爭結束后的日子里,數萬名加沙居民沿著被炸毀的公路返回家園。空氣中彌漫著塵土與焦糊味,孩子們牽著母親的手,腳邊是散落的磚石和扭曲的鋼筋。12月5日,美國媒體Axios援引美國官員的話稱,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在圣誕節前宣布加沙和平進程進入第二階段。但更多的人,仍在遠處觀望不敢回家。
持續兩年的戰爭,在這片土地和人們的心靈上都刻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心理健康危機在停火后進一步顯現。無國界醫生(MSF)加沙心理健康活動經理克拉拉·阿隆索·貝拉斯科表示,停火雖讓人們得以從“生存模式”中短暫喘息,開始面對自身的經歷與損失,卻也直接導致心理健康癥狀的嚴重程度和病例復雜性顯著上升。
她特別強調,尤其對兒童而言,學校等教育機構的缺失使他們長時間流落街頭,而父母們則全力應對食物、水、過冬準備等基本生存需求,難以提供充分照看與情感支持。缺乏安全的情感表達空間、持續的壓力與未被滿足的需求,正導致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問題日益凸顯。
無論是對于仍在加沙的民眾,還是那些已經逃離的巴勒斯坦人,甚或是經歷了戰事的以色列人而言,長期被忽視的心理健康問題正愈發值得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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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勒團隊探望受傷的加沙難民
加沙心理健康專業人員“耗竭”
在加沙,包括無國界醫生在內的許多國際機構正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盡力做著幫助民眾走出心理創傷的工作。
“所有類型的干預措施都是需要的,”貝拉斯科12月早些時候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采訪時強調,從預防性社區活動、心理健康意識普及,到兒童情感表達空間、個人心理護理乃至針對嚴重問題的全方位服務,都不可或缺。
無國界醫生在加沙為兒童設立的“嘉年華”活動,正是試圖通過游戲、繪畫、音樂和故事,為孩子們重建一個安全表達自我、重拾童年記憶的空間。
但她同時表示,心理健康最大的保護因素在于基本需求的滿足——安全、食物、住所、飲水。“沒有這些,我們可以預期心理健康需求將繼續增長。”然而,加沙的心理健康服務體系本身已遭受重創,此前存在的大多數心理健康護理設施已被摧毀,獲得服務的機會非常有限。
“當前一個關鍵的服務缺口是:嚴重缺乏能夠收容沒有家庭支持、癥狀嚴重且高風險個體的專門設施。”她說。
提供服務也面臨巨大挑戰。貝拉斯科特別提到當地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的“耗竭”問題:他們也是民眾的一部分,很多時候他們聽到的故事與自己的經歷相似。”
她分享了一個令人心碎的場景:在一次繪畫活動中,一名兒童將自己的畫作描述為“被毀的家”,隨即開始哭泣,引發了在場約十名6至12歲孩子的集體痛哭。“這件事讓我想到,我們的同事暴露在怎樣的情境中,以及我們多么需要在前線人員中加強良好自我護理的實踐。他們需要狀態良好,才能幫助他人好起來。”
而那些早些時候南下經西奈半島抵達埃及邊境,或是已進入埃及的巴勒斯坦人,已更早受到了關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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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給婦女們送物資
當埃及開羅卡斯爾·杜巴拉教堂的法烏茲·哈利勒與伙伴在沖突發生后約4個月的2024年初驅車七八個小時到達西奈地區的埃及與巴勒斯坦邊境時,眼前的景象超出了他們的想象:一個被改成野戰醫院的體育中心里,“成堆的年輕人手腳斷裂、身上布滿燒傷,母親在地上為孩子哭泣。幾乎沒有床位,護士非常少。每五分鐘就有一輛救護車送來更多的傷員,把他們放在地上。我以為自己到了地獄。想象一下,這還是那些能從加沙逃到埃及的人,那在(加沙城)里面的人呢?”他說。
哈利勒從一張床走到另一張床,禱告、安慰、交談。他和加沙人說著同樣的語言,有著同樣的背景。“我們非常了解這些人,我們對他們來說并不陌生。”
于是他們啟動了緊急救援計劃:籌集物資、組織志愿者、與聯合國和地方機構協調通行。第一批救援物資在三天內抵達邊境。此后的近兩年時間里,哈利勒和同伴們每周前往邊境,為不斷抵達邊境的人們提供所需的食物、藥品、毯子、床墊等。此外,隨著戰事的延宕,這些抵達邊境的人員也逐漸被轉移到開羅和埃及各地,哈利勒與團隊成員便繼續探訪、安慰和幫助這些人。
據估計,截止到2024年,埃及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人數達到約10萬人,但哈利勒認為,目前的實際人數是這個數字的兩倍。
戰爭爆發初期,一位加沙記者聯系他,請求他幫助五個搬到開羅的家庭。沒想到一周后,他收到了五十個家庭的名單和聯系方式。他們立即行動,幫助他們支付房租、購買藥品、分發食品、提供交通援助。
“埃及沒有開放的難民營,所以他們只能租房住。一個有六七個孩子的寡婦,每月要花上百美元。”哈利勒解釋。
哈利勒的團隊目前共有約六百名志愿者,兩年來在開羅各區分發食物、衣物和床墊。“我們幫助的人總計接近三萬人,大約五六千個家庭。除了一個家庭外,所有人都是穆斯林。”哈利勒說,“我們傾聽他們的故事,看見他們的創傷和噩夢。每次探訪,我們都告訴他們:你被愛,你被接納,你現在在安全的地方。”
在最初幾個月的救援行動中,哈利勒和他的團隊意識到,加沙難民真正的需要遠不止物質上的救助。“他們不僅需要面包,還需要有人聽他們說話。”負責探訪女性和孩子的奧黛特·瓦迪說。
“所以我們決定不再集中分發物資,而是逐家逐戶探訪。”在一次次探訪中,哈利勒和伙伴們與一些家庭逐漸建立起信任。
“當我們時隔一周再去探訪那些婦女時,她們告訴我們:‘你們知道我們遇見你們那天嗎?那天我們平靜入睡,沒有做噩夢。因為我們感覺到有人愛我們,有人接納我們。你們對我們來說是安全的。’”瓦迪回憶道。
哈利勒說,這樣的回應讓他們意識到,“愛”本身就能帶來醫治。于是,他們開始定期組織聚會,邀請這些婦女來到位于開羅的“安全之家”——一個專為巴勒斯坦流離者設立的庇護空間。
“她們說,這里是一個讓她們可以大聲說話、感受到自己是人的地方,”哈利勒說,“她們在這里被接納,感受到被愛。她們需要的,就是愛。”
哈利勒的團隊還關注到流離失所兒童的教育問題。
“在邊境,孩子們沒有學校,只能在家里學古蘭經或數學。”瓦迪說,“他們在街上玩‘戰爭游戲’,模仿槍擊和殺戮。”當下,他們開始籌備兒童中心,邀請老師加入,教授生活技能與和平價值觀。“我們想幫助他們成為未來的‘和平締造者’,而不是延續暴力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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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團隊探望婦女們,一起祈禱。
防空洞里的陰霾
與巴勒斯坦人同樣經歷了兩年戰爭陰霾的,還有以色列人。
2023年10月7日那天清晨,波赫特在阿什杜德30樓的家中被火箭彈的呼嘯聲驚醒,天空被硝煙與火光映照得通紅。那一天,他親自開車將小兒子送去軍事基地,在士兵的臉上他看到了不同往日的恐懼。
隨后,他30歲的長子也被征召入伍。不久后,幼子的好友在加沙附近犧牲,女兒最好的朋友——一位正準備婚禮的21歲女孩也不幸遇難。“這場戰爭在許多方面變得如此個人化和沉重。”波赫特描述,戰爭第一年,尤其是頭幾個月,沒有正常的生活,城市空曠,商店關門,人們被困在家中,火箭彈持續飛來。關于人質及其家庭的消息撕扯著每個人的心,許多人質家屬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街頭呼喊,甚至有人因創傷而自殺。
面對社區的困境,波赫特在17年前創立的貝特哈雷爾教會迅速行動起來。“我們動員所有人起來幫助家庭,特別是那些丈夫被征召、帶著年幼孩子留守的母親。由于火箭彈襲擊,她們無法外出購買食物。”他和伙伴們前往防空洞和住所,送去食物、水、風扇等基本物資和安慰與鼓勵。
在以色列,防空洞體系是民眾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線。波赫特解釋道,根據建筑法規,新建筑均配有內置防空洞,而老城區居民則需依賴公共防空洞。導彈來襲之際,生死往往取決于以秒計算的預警時間。
波赫特透露,在他居住的阿什杜德,預警時間僅有約45秒。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老人和帶小孩的家庭難以奔跑躲避,這迫使許多人不得不長期棲身于陰暗、擁擠的防空洞里。
波赫特描述了防空洞中的情景:在狹小的避難所中,有人哭泣,有人沉默,人們的眼神里充滿恐懼。“我們能做的,就是陪著他們,讓他們知道他們并不孤單。當人們受傷、痛苦、破碎、經歷磨難時,他們需要安慰。這就是我們通過祈禱、話語和實際行動來幫助他們的機會。”他說,在防空洞里,他們不僅送去食物,更帶去希望。“我們看到了人們的眼淚,看到了感激和感謝,因為那時非常沉重和艱難。”
和平期待是從心而生的改變
眼下,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向加沙派遣國際穩定部隊的決議正在討論中,未來該地區的政治局勢依然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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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團隊探望流離失所的孩子
停火協議生效后,以色列剩余幸存的人質大多數仍深受創傷后應激障礙困擾。一些以色列人想要搬回兩年前遭到哈馬斯槍手襲擊的以色列南部基布茲,但他們仍然擔心戰火可能重燃,那里不再安全。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認為以色列可以與巴勒斯坦和平共處的以色列人比例已經從2013年的約50%下降到今年的21%。
在以色列,波赫特同樣在思考重建的意義。“戰爭結束并不意味著創傷消失。真正的重建要從心開始。”他和團隊正在幫助那些失去親人的家庭,支持退伍士兵的心理輔導,也為被摧毀的社區提供重建援助。“我們有許多志愿者,他們在做食物、修房子、安慰人。”
談及未來和平的可能性,波赫特相信,真正的和平不是政治協定,而是從心而生的改變。“只有當人心被改變,戰爭才會真正結束。”波赫特表示,如果將來有機會進入加沙,他會去幫助那些受苦、饑餓、受傷的人。他與許多阿拉伯牧師關系密切,家庭之間往來頻繁,也與以色列境內的穆斯林醫生、護士和平共處。
哈利勒也持相同的信念。他的團隊預計邊境開放后,將迎來大量需要醫療救助的人,以及最終要返回加沙廢墟的民眾。他們正為加沙流離者規劃三項具體的重建與關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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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在探望加沙婦女們
首先是孤兒——他希望能在戰后建立一所大型孤兒院,把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聚集起來,讓他們有一個安全的家園。
其次是寡婦——他們打算為那些失去丈夫、身處孤立與絕望的婦女建造庇護所,使她們能夠在那里接受系統的創傷醫治課程,學習新的技能,重拾生活的意義。
他們還將關注失學的孩子們——在西奈半島的阿里什,哈利勒的團隊計劃建立一所教育與成長中心,為從加沙逃出的兒童提供學習與陪伴的場所。“我們要幫助他們獲得技能、生活技能和新的價值觀,打斷暴力的循環。”哈利勒說,“這是幫助他們從童年創傷中痊愈的機會——讓他們成為新一代的和平締造者。”他們也提到期盼在基建方面有強大實力的中國是否有可能提供一些人道主義的幫助。
波赫特和哈利勒都表示,走出加沙戰爭的陰影,不僅是清理廢墟、重建房屋,更是修復關系、醫治心靈,這個過程需要超越政治與族群的愛與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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