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的一個深夜,志愿軍后方醫院接到急電,電文只有寥寥幾行卻異常刺眼——敵軍疑似準備投放細菌彈,后方必須提前布防。值班軍醫心頭一緊,立即匯報司令部。
半年后,1952年7月初,警報終于變成現實。清晨的西線陣地傳來幾聲悶響,火光稀薄,空氣中彌漫奇怪的酸味。爆炸坑里散落著十幾枚金屬殼體,沒有引信,沒有彈片,看似“廢品”卻處處透著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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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師參謀長李水清盯著殼體發怔,越琢磨越不踏實,抓起電話直撥軍部。電話那端,67軍軍長李湘只丟下一句“我馬上到”,便疾步沖出指揮所。
李湘趕到現場后沒讓任何人靠近,他用木棍撥開殼口,發現內部殘留白色粉末,帶刺激性氣味,立即判斷“東西不簡單”。經過短暫商量,他決定向志愿軍總部呈報,并附上粉末樣本、坐標及現場素描,一絲不落。
彭德懷收到電報,隨即要求化驗部門全力檢測,同時叮囑各部保持警惕。化驗需要時間,而前沿卻已進入籌備春季攻勢的關鍵節點,部隊節奏絲毫不能放慢。
三天后,李湘面頰長出黃豆大的火癤,他當成普通上火處理,直接用指甲擠破。膿水剛擦干,作戰會議的電報又堆到桌上,他顧不上多想,繼續定計劃、排火力。
傍晚時分,火癤膨脹成核桃大小,他仍堅持在掩體里研究進攻方案。警衛員勸去醫院,他卻擺手:“打完這一仗再說。”語氣平靜,卻透著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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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潰爛已蔓延到臉頰,伴隨高燒。戰地醫院實施清創和抗生素輸注,效果極差。醫生在病歷上只寫下“原因不明”,因為常規細菌感染遠不至于惡化如此之快。
第七天凌晨,李湘高熱抽搐,血壓驟降,搶救無效,年僅三十八歲。死亡診斷書寫著“急性敗血癥”。報告送到司令部,彭德懷反復端詳,沉默良久,隨即下令:對外只報“因公犧牲”,死因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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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天后,化驗報告回到總部:空殼彈殘留綠膿桿菌、炭疽芽孢等高致病菌株,伴隨霧化添加劑,可經皮膚或呼吸道快速入侵。論文式的文字冷冰冰,卻把李湘的死因解釋得清清楚楚——在勘察現場時,他極可能吸入或接觸了高濃度細菌。
報告同時警告,戰地醫院當時使用的常規劑量抗生素不足以抑制如此濃度的復合細菌,這就是病情呈爆發式惡化的根本原因。
美軍為什么投放這種空殼彈?軍情部門給出的分析是:這是一場試探性細菌戰,目的在于制造輿論恐慌,迫使志愿軍前線指揮體系動搖。若公開李湘之死,對方完全可能借機炒作“志愿軍衛生條件落后、不堪細菌戰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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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敵情判斷,彭德懷采取雙線應對:第一,加緊采購大劑量磺胺、氯霉素等藥品,組建前沿噴灑隊,全面升級防疫;第二,對李湘犧牲一事嚴格限載,只公布職務、姓名、犧牲日期。敵軍未能捕捉到可操作的話題,輿論攻勢自然失焦。
同年12月,李湘的靈柩從朝鮮運抵沈陽,再轉送江西故里安葬。朝鮮新義州烈士陵園建立一座衣冠冢,碑文僅刻姓名、職務、年代,無人透露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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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美軍檔案解密出現一份“鞍山行動”記錄,時間、地點與67軍陣地高度吻合,為當年情報提供佐證。細菌彈事件最終沒有撼動戰線,卻直接促成了志愿軍野戰防疫體系的升級——噴灑消毒粉、口服疫苗、集中隔離,這些措施此后在全軍成為常態化流程。
李湘自1927年參加紅軍起,身負十九處戰傷,刀口槍痕遍布四肢,卻倒在肉眼無法捕捉的微生物面前。67軍官兵私下流傳一句話:“軍長替我們扛下了第一顆細菌彈。”短短十四字,成為該軍防疫教育中的固定口令,一直沿用到停戰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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