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利劍高懸：從黎智英案看香港國安法的量刑智慧

12月10日，香港區域法院對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欺詐案作出終審判決，判處其5年9個月監禁。這一判決不僅是對其長期違法行為的清算，更是香港司法機關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實踐。當法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落下，社會各界更需理性審視：這一刑期背后，體現著怎樣的司法邏輯？

欺詐罪與國安罪的雙重考量
根據判決書披露，黎智英與同伙通過旗下公司長期違反工業邨租賃契約，隱瞞實際用途獲取非法利益。法官陳廣池在裁決中特別指出，黎智英作為商業集團掌控者，不可能對旗下公司違法行為不知情，其行為已構成"持續性欺詐"。值得注意的是，此案量刑標準嚴格參照香港《盜竊罪條例》第16A條，同類商業欺詐案刑期通常在3至7年之間，2018年某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主犯即獲刑6年。

而更關鍵的在于，本案與黎智英涉及的多項國安罪名形成量刑聯動。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大律師指出，欺詐罪雖屬普通刑事案件，但被告利用媒體平臺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在整體量刑時必然加重其社會危害性評估。這種"普通犯罪+國安因素"的復合量刑模式，在2021年首例香港國安法案件中就已有體現。

媒體影響力的刑責加成效應
區別于一般商業犯罪，黎智英案的特殊性在于其長期以媒體外衣為掩護實施違法行為。判決書顯示，其操控的《蘋果日報》在2019至2021年間持續發布煽動性內容，單月最高發行量達7.2萬份。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指出，當公共話語權被濫用為犯罪工具時，根據普通法系的"影響力加重"原則，刑期可上浮30%-50%。

這種司法考量在國際上亦有先例。參考2018年英國《數字經濟法案》修正案，對利用傳媒平臺實施金融欺詐的行為，最高刑期可達普通欺詐案的1.8倍。而黎智英案中，其媒體影響力直接放大了犯罪行為的社會破壞力，這成為法官認定"情節特別嚴重"的關鍵依據。

從量刑結構看司法嚴謹性
縱觀黎智英系列案件的刑期設計，可見香港司法機關的精細考量：2019年非法集結罪獲刑14個月，2020年煽惑非法集結罪獲刑13個月，加上此次欺詐罪刑期，總刑期已達8年。但根據香港《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57條，同類案件刑期可部分重疊執行，最終實際執行刑期預計不超過5年9個月。

這種"罪責刑相適應"的裁量方式，既體現對多重犯罪的全面懲處，又避免刑罰過度疊加。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指出，相比新加坡2017年類似案件被告獲刑7年的判例，香港法院在黎智英案中既堅持法律剛性，又展現出普通法系特有的量刑彈性。

隨著香港國安法實施的深入推進，黎智英案的判決樹立了重要司法標桿。它向國際社會清晰表明：任何企圖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行為，都必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正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某判詞中所言："法治的天平從不因被告身份而傾斜，它只忠實丈量每一個犯罪行為的真實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