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卡車發動時的轟鳴，像一頭被惹怒的鋼鐵野獸，幾乎要吞沒這黃土坡上的一切聲音。
她就是在這震耳欲聾的嘈雜里，突然擠開人群，沖到我的面前。那張揉得發皺的紙條，帶著她手心的汗和一絲決絕的溫度，被猛地塞進我上衣的口袋。
“謝謝你。”她的聲音壓得極低，像風中搖曳的火苗，微弱卻執拗，“回城后，去這個村里的紅星公社找我爹，他叫丁衛國，興許能幫上你。”
她沒給我任何追問的機會，說完便毅然轉身，像一片被風卷起的葉子，跳上顛簸的卡車。
車輪卷起漫天黃塵，我攥著口袋里那片薄如蟬翼的希望，心中卻只有一片迷惘。
一個普通的村莊，一個陌生的名字，這究竟是絕境中的救贖，還是一句禮貌而空洞的安慰？
01
1974年的夏天，陜北的太陽毒得像一盆潑下來的滾油，把黃土地烤得開了裂。知青點的空氣，比這天氣還要焦灼。
一個珍貴的回城名額，像一顆投入死水潭的石子，在我們這群遠離城市心臟的年輕人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所有人心頭都有一桿秤。論文化，我是點上唯一的高中畢業生，父親是大學教授；論勞動，我從不惜力，手上的繭子比窩窩頭還硬。可恰恰是“大學教授”這四個字，成了我的原罪，給我全家扣上了一頂沉重的帽子——“臭老九”。
這頂帽子，讓我在這片廣闊天地里，呼吸都比別人費力。
知青小組長高建民，在決定名額歸屬的群眾大會上，站得筆直，聲音洪亮。他通紅的臉上泛著激動的油光，手臂有力地揮舞著：“同志們！我們貧下中農的子弟兵，流血流汗建設新農村，為的是什么？難道就是為了把寶貴的回城機會，讓給一個‘臭老舊’的兒子，讓他回城里去享清福嗎？”
他的話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精準地捅在我最痛的地方。
“這是對貧下中農的背叛！這是階級立場的嚴重動搖！”口號聲一浪高過一浪，周圍那些平日里與我一同勞作、一同說笑的臉龐，此刻都變得陌生而狂熱。我站在人群中，像一棵被孤立的、搖搖欲墜的樹，百口莫辯。那些解釋的話語堵在喉嚨里，最終只能和著屈辱，一并咽進肚里。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氛圍里，公社大院的高音喇叭忽然響了起來。是丁秋云的聲音，公社廣播站的播音員。她的聲音一向清冷，像山間清泉，在這燥熱的午后有一種奇特的鎮靜作用。此刻，她正在字正腔圓地播報著學習材料。
突然，廣播聲中斷了。一陣短暫的沙沙聲后，是一個年輕郵遞員氣喘吁吁的聲音：“丁秋云同志，加急電報！”
所有人都愣住了，連高建民都暫時停止了他的慷慨陳詞。在那個年代，加急電報往往意味著天大的事。我們看見丁秋云從廣播室的小窗探出身子，接過那薄薄的一張紙。她當眾打開，只看了一眼，原本就沒什么血色的臉瞬間煞白如紙。
廣播在死寂了幾秒后，重新響起。丁秋云繼續播報著革命口號，可那清泉般的聲音，竟控制不住地帶上了一絲無法掩飾的哽咽與顫抖。
第二天，同樣的時間，喇叭里傳出的卻不是學習文件。丁秋云用她那帶著一夜未眠的沙啞嗓音，說今天要播讀一封聽眾來信。她沒有說寄信人是誰，也沒有說收信人是誰。
“……媽知道你在那邊苦，可你要照顧好自己。媽這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了，夜里總是咳，一咳就想起你小時候的樣子。你爸他……唉，不說他了。你別掛念家里，要聽組織的話，好好改造，爭取早日成為一個合格的革命接班人……”
那封信不長，語句樸實得就像村口的老槐樹皮。可那字里行間壓抑不住的思念和對病痛的無奈，卻像無數根細密的針，扎在每個背井離鄉的知青心上。高亢的口號聽得人熱血沸騰，可這封信，卻聽得好幾個女知青都偷偷地轉過身，用粗糙的手背去抹眼淚。
我攥緊了口袋里前幾天收到的家信，信紙已經被手心的汗浸得發軟。上面是我妹妹歪歪扭扭的字跡，她說，爸爸的咳嗽也越來越重了。
02
公社書記站 在正中間，高建民坐在他旁邊，像一只要即將捕食的狼，眼神灼灼，充滿了戰斗的欲望。
“梁文昭同志的勞動表現，大家有目共睹，確實不錯。”高建民先是假惺惺地肯定了一句，隨即話鋒一轉，聲音陡然拔高，“但是！同志們，我們選拔回城青年，首要看的是什么？是政治思想！是階級成分！”
他把那本紅色的語錄本“啪”地一聲拍在地上：“梁文昭的父親，是還在接受勞動人民再教育的大學教授，是典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能把寶貴的名額，交給一個思想上可能存在問題，家庭背景如此復雜的人嗎？我堅決反對！”
“我提議，應該把機會留給我們貧下中農出身的同志，留給那些政治上更可靠的同志！”
他的話擲地有聲，在場的幾位貧協代表立刻點頭附和。氣氛壓抑得像暴雨前的天空，每一秒都像在被拉長。我低著頭，看著自己那雙因常年勞作而粗糙變形的手，緊緊地握成了拳頭。指甲深深地嵌進掌心的肉里，傳來一陣尖銳的疼痛。
我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入骨髓的無力感。我想到了我那同樣病弱的父親，一個教了一輩子書，清高又迂腐的老知識分子，如今卻要在掃廁所時被人指著鼻子罵。一種強烈的共情，讓我心如刀絞。
書記清了清嗓子，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宣布最終的決定了。我幾乎能預見到結果，那扇回城的大門，正在我面前緩緩關上。
“我……”
就在公社書記開口的一瞬間，我猛地站了起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我深吸了一口氣，壓下胸口翻涌的情緒，用一種連自己都感到意外的平靜語氣說：“書記，各位代表，我請求組織，把這個回城名額，讓給丁秋云同志。”
整個環境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能感覺到高建民錯愕的目光，他張著嘴，仿佛聽到了什么天方夜譚。
我繼續說道，聲音不大，但清晰地傳到每個人耳朵里：“昨天廣播里的那封信，我相信大家都聽到了。丁秋云同志的母親病重，她的家庭比我更需要她。我們革命隊伍，不能讓自己的同志流血流汗又流淚。她需要回到親人身邊，照顧她的母親。”
我沒有提自己的父親，也沒有為自己的家庭成分辯解半句。在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被一種更深沉的情感所取代。或許是因為那封信，或許是因為丁秋云播報時那無法控制的哽咽，我覺得她比我更需要這個機會。
這番話說完，滿座皆驚。
高建民臉上的錯愕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毫不掩飾的、勝利者的笑容。他看我的眼神，像在看一個主動繳械投降的傻瓜。公社書記的臉上也露出了如釋重負的表情，這無疑是解決眼下這個燙手山芋的最好方式。
一直默默坐在角落里的丁秋云，此刻緩緩抬起了頭。她的目光越過眾人，直直地落在我身上。那眼神極其復雜，有震驚，有感激，甚至還有一絲我看不懂的、難以言說的悲哀。
她張了張嘴，似乎想說什么，但最終什么也沒說。她沒有推辭，只是默默地、深深地低下了頭，肩膀微微地顫抖著。
這個無聲的決定，就這樣被定了下來。
03
丁秋云走的那天，天陰沉沉的，黃土坡上的風刮得人格外冷。
送行的場面很冷清，沒有敲鑼打鼓，甚至沒有幾個人來。這在知青點是不尋常的，每一次有人離開，都像是節日。但這一次，氣氛卻格外詭異。
我遠遠地站著，心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我為她高興，卻又為自己感到一種無法言說的失落。她好像刻意在躲著我，從收拾行李到等待卡車，始終沒有看過我一眼，更沒有走過來說一句謝謝。
這讓我心里那點殘存的“自我感動”顯得尤為可笑。也許在她看來，我的“高風亮節”只是一種愚蠢的沖動，甚至是別有用心的施舍。
來接她的軍綠色解放卡車停在公社大院門口，司機是個不耐煩的中年男人，一個勁地按著喇叭。高建民正滿臉堆笑地跟司機說著什么，好像這個名額是他爭取來的一樣。
丁秋云提著一個簡單的帆布包，最后回頭看了一眼廣播室那小小的窗口，眼神里充滿了留戀。
她要上車了。我攥了攥拳，準備轉身離開。我不想讓她看到我臉上可能流露出的任何情緒，那會讓我顯得更加狼狽。
就在此時，卡車發動了，引擎發出一陣巨大的轟鳴，黑色的濃煙從排氣管里噴涌而出。
“等等！”
一聲清脆的喊聲穿透了引擎的噪音。是丁秋云。
她突然擠開了擋在身前的人，像一只受驚的鹿，飛快地沖到我的面前。周圍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
我愣住了。
她不由分說，以一種不容拒絕的力道，抓住了我的手。她將一張被手心汗水浸得有些濕潤、揉得發皺的紙條，迅速地塞進我上衣的口袋里。整個動作快得像怕被人看見，充滿了某種不祥的緊張感。
她的聲音壓得極低，幾乎被嘈雜的引擎聲完全覆蓋，但我還是聽清了。
“謝謝你。回城后，去這個村里的紅星公社找我爹，他叫丁衛國，興許能幫上你。”
說完，她便毅然轉身，用盡全身力氣跳上了顛簸的卡車。她沒有再回頭，嬌小的身影很快被高高的車廂擋板吞沒。
卡車怒吼著絕塵而去，留下漫天黃沙和一臉錯愕的我。
我下意識地伸進口袋，指尖觸碰到了那張薄薄的紙條。我把它拿出來，小心翼翼地展開。上面用鋼筆寫著一個地址，字跡清秀而急促：“XX省XX縣紅星公社三隊，丁衛國。”
“紅星公社”……這個名字在當時太普通了，幾乎每個縣都有那么幾個。而讓她去一個陌生的村里找她的爹，一個聽起來像是普通農民的人，這能幫上我什么？
幫我開一張“貧下中農”的證明？還是幫我寫一封推薦信？
一股被敷衍的失落感涌上心頭。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句走投無路之下，為了表達謝意而許下的客套安慰，而非一個真心實意的承諾。
我苦笑著搖了搖頭，將那張輕飄飄的紙條重新折好，放回口袋。它那么輕，卻又仿佛有千斤重，壓得我心中充滿了無盡的困惑與茫然。
04
我的善舉，并沒有換來哪怕一絲善報。
高建民似乎把我這次的“退讓”視作了軟弱可欺的證明。他以一種勝利者的姿態，對我展開了變本加厲的打壓。
第二天出工，分派農活的時候，他把所有人都分派完了，才慢悠悠地走到我面前，用手里記工分的本子敲了敲我的肩膀。
“梁文昭同志，”他故意拉長了聲音，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過來，“看你思想境界高，覺悟也高，挑水的活兒就交給你了。咱們知青點的水缸，可不能空。”
挑水是公認的苦差，來回幾里山路，全是崎嶇的土坡。但這不是關鍵。
另一個知青小聲提醒：“組長，那兩只好的水桶昨天不是讓二隊的借走了還沒還嗎？就剩下那對漏的了。”
“漏的？”高建民眼睛一瞪，“漏的就不能用了？我看是某些人的思想漏了！有困難要克服，沒有條件要創造條件！梁文昭同志，你不會連這點革命困難都怕了吧？”
我什么也沒說，只是默默地走向墻角那對桶底已經滲出水漬的破舊木桶。我能感覺到背后射來的無數道目光，有看好戲的，有幸災樂禍的，還有一絲轉瞬即逝的同情。
我挑起水桶，空桶的重量就讓我肩膀一沉。可以預見，等裝滿了水，那一路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水會順著裂縫灑掉，那意味著我要比別人多跑好幾趟，才能完成同樣的任務。
果然，從河邊回來的路上，清涼的河水不斷地從桶底滲出，浸濕了我的褲腿，在干燥的黃土路上留下一串斷斷續續的、嘲諷般的水印。等我氣喘吁吁地把水挑回知青點，倒進水缸時，兩桶水只剩下了一桶多一點。
高建民就靠在門框上，抱著胳膊，冷冷地看著我。
“梁文昭，你這勞動效率不行啊。是身體不行，還是心里不樂意啊？”
我放下扁擔，胸口劇烈地起伏，汗水順著額頭流進眼睛里，一陣刺痛。
“桶是漏的。”我平靜地回答。
“哦？桶是漏的，”他學著我的語氣，陰陽怪氣地重復了一遍，“那丁秋云同志家里的困難，是不是也是‘漏’的？你補得上嗎？我看你就是同情心泛濫，階級立場模糊！”
他又開始上綱上線了。這是他最擅長的武器。
我不再說話，轉身又挑起空桶。在他咄咄逼人的言語攻擊下，任何辯解都是蒼白的。沉默，是我唯一的鎧甲。
幾天后，隊里收割麥子，一把鋒利的鐮刀突然找不到了。在那個年代，農具是集體財產，丟失是大事。高建民立刻停止了所有人的工作，把大家召集到田埂上開現場會。
“同志們！我們正在熱火朝天地支援三夏，卻有人在這個時候搞破壞！一把鐮刀不見了，這不是小事，這說明我們隊伍里，有人的思想出了問題！”他的目光像探照燈一樣，緩緩掃過每一個人，最后，定格在我的臉上。
“今天上午，是誰最后一個用這片地的工具的？”
一個叫李娟的女知青怯生生地舉起手：“是我……但是我用完就放回原處了。”
高建民立刻追問：“你放回去之后，誰離工具最近？”
李娟的臉漲得通紅，她看了一眼我，又迅速低下頭，聲音細若蚊鳴：“……好像是梁文昭同志，他剛才在那邊歇腳喝水。”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又集中到了我身上。
“梁文昭！”高建民厲聲喝道，“你有什么要說的？”
“我沒拿。”我的聲音干澀。
“沒拿？它自己長腿跑了？”高建民冷笑一聲，“我看你是對組織給你安排的勞動任務有抵觸情緒，故意藏匿工具，破壞我們集體生產！走，都跟我去知青點，搜！我就不信，找不出來！”
一群人浩浩蕩蕩地回到宿舍。高建民一馬當先，直奔我的鋪位。他粗暴地掀開我那床破舊的被褥，在我的枕頭下翻找著。
然后，他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一樣，從我堆在床頭的幾本舊書底下，拿出了一樣東西。
正是那把丟失的鐮刀。
我腦子里“嗡”的一聲，血一下子沖上了頭頂。這是栽贓，赤裸裸的栽贓。我喝水的地方離工具點有幾十米遠，我根本沒有回去過。
“人贓并獲！你還有什么話說！”高建民舉著鐮刀，像舉著一面勝利的旗幟。
“不是我放的！”我攥緊了拳頭，指甲深深陷進肉里。
“不是你，難道是鐮刀自己跑到你書里去的？梁文昭，我早就看你思想有問題！讀的都是些什么亂七八糟的書，現在還學會偷盜集體財產了！這件事，我必須向公社匯報！你，今天下午就在這兒寫一份深刻的自我檢查！”
周圍的知青竊竊私語，沒有人站出來為我說一句話。他們看我的眼神，已經從單純的疏遠，變成了鄙夷和戒備。我像一個被貼上了“危險”標簽的孤島，徹底與所有人隔絕。
日子在無盡的勞作和壓抑中一天天過去，回城的希望，被徹底磨滅了。
那之后，我的信件也成了被特殊關照的對象。每次郵遞員送信來，高建民都會第一個接過去，把我的信單獨抽出來，拿在手里翻來覆去地看，甚至對著太陽光照，仿佛想看穿信封里面寫了什么。
“梁文昭，又是你家來的信啊，”他會當著所有人的面，把信輕飄飄地扔給我，“家里成分那么復雜，可得好好跟組織匯報思想動態，別讓外面那些不好的風氣吹到我們革命隊伍里來。”
那封信被他捏過的地方，仿佛還殘留著他指尖的油膩和輕蔑，讓我感到一陣生理性的惡心。我拿回信，一言不發地走開，把所有的屈辱都吞進肚子里。
我像一頭被孤立出狼群的狼，獨自在荒原上舔舐著傷口。
直到深秋，一封從老家輾轉寄來的信，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信是鄰居代寫的，上面說，我父親的肺病急劇惡化，已經咳得直不起腰了，醫院下了幾次病危通知。信的末尾，是妹妹用鉛筆畫上的一個哭泣的臉。
我握著那封信，蹲在光禿禿的田埂上，看著西邊血紅的落日，第一次感覺到了什么是絕望。我仿佛能看到父親那張蒼白而清瘦的臉，聽到他壓抑而痛苦的咳嗽聲。我被這片廣袤而貧瘠的黃土地牢牢地困死了，像一只被蛛網纏住的飛蟲，無論如何掙扎，都逃不出去。
寒冷的冬夜，我縮在冰冷的土炕上，借著窗外慘白的月光，翻來覆去地睡不著。無意間，我摸到了上衣口袋里那張早已被汗水浸透、又被體溫烘干了無數次的紙條。
上面的字跡已經有些模糊了。
“紅星公社，丁衛國……”
一個瘋狂的念頭，像一棵從絕壁縫隙里鉆出來的野草，在我心中滋生、蔓延。
與其在這里坐以待斃，眼睜睜地看著父親離我而去，不如去賭這最后一次。哪怕這只是一句空洞的安慰，哪怕這注定是一趟徒勞的旅程，我也要去試一試。
第二天，我用身上僅有的一點積蓄，跟公社請了一個長假，理由是回家探親。高建民一臉嘲諷地批準了，他大概覺得我撐不了多久就會灰溜溜地回來。
我踏上了去往那個偏遠“紅星公社”的火車。
幾十個小時的硬座，車廂里混雜著汗臭、煙味和方便面的味道。幾經周折，當我終于根據地址找到那個叫“紅星公社三隊”的村莊時，我的心涼到了底。
這是一個比我們知青點還要破敗、還要偏僻的山村。土坯墻搖搖欲墜，村道泥濘不堪，幾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在村口玩著泥巴，看到我這個陌生人，立刻躲到了大人身后。
我懷著最后一絲希望，向村民打聽“丁衛國”這個人。可一聽到這個名字，那些原本還算和善的村民，臉上立刻露出了警惕又畏懼的神情，連連擺手，說不認識，然后匆匆走開。
我的心，一點點地沉了下去。
我被徹底愚弄了。我拖著灌了鉛似的雙腿，走到村口一口枯井旁，頹然坐下。冷風吹在臉上，像刀割一樣。我準備在這里歇歇腳，然后就買票返程，回去接受我那被注定了的命運。
就在這時，一陣雜亂的腳步聲從村里傳來。村里的民兵隊長，一個滿臉橫肉的壯漢，帶著兩個年輕人氣勢洶洶地圍了上來。
“你是什么人？來我們村干什么？”為首的男人聲音冰冷，眼神像在審視一個階級敵人。
我連忙站起來，從口袋里掏出那張皺巴巴的紙條，遞了過去，想解釋我的來意：“同志，我找人。我找丁衛國。”
民兵隊長一把奪過紙條，看了一眼上面的字，臉色瞬間大變。
“你找丁衛國干什么？”他的聲音變得冰冷刺骨。
我連忙解釋：“我是丁秋云同志的朋友，她讓我來找她父親……”
兩個年輕人立刻撲了上來，用粗糙的麻繩將我反綁起來。我腦子里嗡的一聲，一片空白。
我從未想過，那張代表著最后一絲希望的紙條，竟然成了一張將我徹底拖入深淵的羅網。
“丁秋云？”民兵隊長冷笑一聲，眼神變得更加兇狠，仿佛抓到了什么重要的把柄，“好啊，原來是同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