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吉遺址看唐代至清代北京城的變遷

一

遺址概況

大吉遺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區南部，西鄰菜市口大街，北鄰騾馬市大街，東鄰原米市東胡同，南鄰原后兵馬街。為配合西城區大吉危改小區項目建設，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對該項目占地范圍實施全面考古勘探，并于2022年實施正式考古發掘。

△ 發掘區位置示意圖

大吉遺址文化層堆積可分5層，地層堆積關系清晰，遺跡豐富，共發現包括水井、灰坑和窯址在內的文化遺跡121處。不同遺跡間鮮有疊壓打破關系，灰坑間的打破關系繁多。根據地層層位關系及遺跡、遺物特征可把大吉遺址分為四個時期：第5層下遺跡為唐代遺存，第4層下遺跡為遼金遺存，第3層下遺跡為元代遺存，第2層下遺跡為明清遺存。

△ 地層關系示意圖

二

水井的年代與性質

大吉遺址共發掘水井33眼，均為圓形土壙磚砌井圈式，采用漢代以來的營造方法，即先開挖圓形土壙，在土壙內用青磚壘砌圓形井圈，井圈與土壙間用黃褐色花土填實。

第5層下開口水井13眼，形制相同，與成都市金牛區唐—五代水井等形制相近，為唐代常見形制。用磚均為泥質青灰色，單平面模印繩紋，形制與北京房山竇店鎮M5、M6等唐代墓葬用磚相近，為北京地區唐代常見青磚類型。出土遺物主要有陶器、瓷器、蚌器、銅釵、開元通寶等，器表多施黃釉是這批器物的典型特征，形制多具有明顯的唐中晚期風格，個別器物時代可延至唐末。綜合以上信息，可判斷第5層下開口的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唐代。結合井內遺物等特征，可判斷這批水井均為飲用水井。

△ J3及其井壁砌磚

第4層下開口水井6眼，形制相同，與北京通州區武夷花園二期遼金至清代水井等形制相近，為北京地區遼金至明清時期習見形制。出土遺物與第5層下的形制明顯不同，即黃釉器物銳減，白釉器物明顯增多，器形有盆、罐、瓶、圍棋子、骰子、銅錢等物，形制具有北京地區遼金文化特征。結合地層關系及井內出土至道通寶、景德通寶、祥符元寶、皇宋通寶、元豐通寶銅錢等信息，可判斷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唐代，延續使用至遼金時期。結合井內遺物等特征，可判斷這批水井均為飲用水井。

△ J11及其出土的石井圈

第3層下開口水井10眼，形制相同。出土遺物有陶盆、黑釉瓷罐、青釉高足杯、鈞瓷碗、骨簪、鐵器等，瓷器較第4層下出土器物新增豆青釉、鈞瓷，器物形制具有北京地區元代文化特征。綜合地層關系等信息，可判斷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遼金時期，延續使用至元代。結合井內遺物等特征，可判斷這批水井均為飲用水井。

△ J22及其出土的石井圈

第2層下開口水井4眼，形制相同。均有遺物出土，有陶盆、陶罐、陶杯、白瓷碗、青花瓷碗、青花瓷盤、帶系瓷罐等，青花瓷器數量急劇增加是本層器物的明顯特征，器物形制均具有明清時期文化特征。綜合地層關系等信息，可判斷這批水井的修建年代不早于元代，延續使用至明清時期。結合井內遺物等特征，可判斷這批水井均為飲用水井。

△ J25

三

灰坑的年代與性質

大吉遺址共發掘灰坑86座，其中圓形6座，橢圓形28座，弧角長方形21座，不規則31座。圓形、橢圓形、長方形灰坑均較規整，壁、底加工狀況良好，結合坑內堆積等跡象判斷這部分灰坑可能原為窖藏，廢棄后堆入垃圾；不規則形灰坑壁、底粗糙，坑內堆積均為生活垃圾或淤積土，判斷這類灰坑為垃圾坑或自然坑。

第5層下開口的灰坑有6座，僅存在一組打破關系。出土遺物有泥質灰陶盆、陶缽、陶豆、黃釉陶罐、黃釉瓷罐、黑釉瓷罐、黃釉瓷瓶等，與第5層下水井出土器物形制特征相近，具有唐代文化特征。綜合地層關系等信息，可判斷這6座灰坑時代為唐代。

△ 唐代釉陶罐（H4:1）；唐代陶盞（H4:2）

第4層下開口的灰坑25座，存在5組打破關系。出土遺物有陶盆、陶瓦當、瓷碗、瓷盤、瓷罐、三彩俑等，形制與第4層下水井出土器物相近。綜合地層關系、遺跡打破關系等信息，可判斷部分灰坑時代為遼代，部分灰坑時代為金代，其余的不能確定其確切年代，只能大致判斷為遼金時期。

△ 遼代陶缽（H1:1）；遼代陶盆（H1:2）

第3層下開口的灰坑13座，存在打破關系的僅兩組。出土遺物有瓷盞、黑瓷罐、瓷爐等，形制與第3層下水井出土器物相近，具有元代文化特征。綜合地層關系等信息，可判斷這13座灰坑時代為元代。

△ 元代瓷盞（H39:1）

第2層下開口的灰坑42座，該層灰坑間存在打破關系的可歸納為17組。出土遺物有陶盆、陶杯、白瓷碗、青花瓷碗、青花瓷盤、有系瓷罐等，青花瓷器數量急劇增加是本層器物的明顯特征，青花內容有“纏枝花卉”“拆枝花卉”“麒麟”“繡球”和“松、竹、梅”紋等，部分瓷碗底部還繪有青花“大明年造”“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等款識，均具有明清時期文化特征。

△ 明代瓷盤（H19:2）

四

唐代至清代北京城的變遷

水井、灰坑多是大吉遺址的顯著特點。水井、灰坑是判斷一個區域人口密度和人類活動頻繁程度的重要依據，水井、灰坑的多寡更替，折射出了該區域興衰更迭的歷史場景。

唐代，大吉遺址位于幽州城外東側，遺址發現唐代水井13眼、灰坑6座，彰顯出唐代此處人口十分密集、人類活動相當頻繁。唐代幽州城與蒙古及東北地區接壤，處于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的交接地區，人口內遷，大量人口流入幽州城內，發掘情況與文獻記載“唐天寶年間，北京地區的人口接近48萬人”這一歷史背景相符。

遼代，大吉遺址位于遼南京城外東側，遺址發現遼金時期水井6眼、灰坑25座，相比唐代數量銳減，這與唐末唐勢式微、戰亂頻繁，以及契丹民族迅速崛起，大量劫掠人口至塞外，北京地區人口銳減、僅余約10萬人的歷史背景相符。

金代，大吉遺址位于金中都的東隅、施仁門街與宣曜門街之間，遺址發現可以確定為金代的遺跡僅有煉鐵爐Y1和J6、部分灰坑等少量遺跡，這一情況說明金代該地人口居住數量相對較少。

元代，大吉遺址位于元大都城外南側，遺址發現元代水井9眼、灰坑13座。元初，元世祖忽必烈詔改燕京為中都，后改元大都，元大都城建立后，元世祖令居民遷入大都新城，此后元大都人口不斷增加，成為全國第一大城市。而發掘的較多水井也說明元代該地居住人口相對較多，大量人口在此生產生活。

明清時期，大吉遺址位于明清城西南隅，遺址發現明清水井5眼、灰坑42座。因元末戰亂，北京城人口銳減，后為了控制全國政局，方便抗擊蒙古人的南侵等，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城，北京城也成為明清時期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因而在北京城居住生活的人口也逐漸增多。從發掘的較多灰坑及水井也能反映出明清時期在北京城有大量人口生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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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大吉遺址考古發掘報告》

ISBN 978-7-03-081549-1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編

張智勇 著

定價：298元

本文由王蕾、王國洪，摘編自《西城大吉遺址考古發掘報告》第一章、第四章，內容有刪節、調整。

（審核：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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