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道玉：功利化是教育的病根

深切緬懷劉道玉先生

（1933.11.24—2025.11.7）

功利化是教育的病根

文 | 劉道玉

教育活動在人類史前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它有著與人類進化一樣久遠的歷史。

在教育界，關于教育起源有各種學說，比較公認的是勞動起源說，其代表人物是蘇聯(lián)時期的教育學家米丁斯基。

但是，籠統(tǒng)地說教育起源于勞動并不全面，嚴格地說教育應當是產生于人們的勞動、生活和社群交往之中。

只有了解教育的起源，才能對教育的功能有正確的認識，從而自覺地抵制教育功利化的傾向。

01 學校教育與閑暇

從分類來說，教育可以劃分為自發(fā)教育（自學）、社會教育和學校教育，它們彼此互相聯(lián)系又相互補充。

在西方國家，學校教育最早出現(xiàn)在古希臘，英文中school（學校）是由希臘文schoole演變而來的，而schoole在希臘語中是閑暇的意思。

在古希臘人看來，從事勞作、戰(zhàn)爭和政治的人是很辛苦的，只有在閑暇時才能讀書學習，享受學習的輕松與樂趣。

直到現(xiàn)在，歐美國家的初級教育仍然秉持著這種自由教育的傳統(tǒng)，主張教育必須順應人的自然本性，既不要求學生背誦枯燥的知識，也不把考分作為學生奮斗的目標。

中世紀被稱為歐洲的黑暗時期，卻在意大利誕生了早期的博洛尼亞大學，給人類送來了光明。大學是怎么誕生的呢？

一些有真才實學的學者，他發(fā)現(xiàn)了某個真理，于是就到教堂或是大街的廣場宣傳自己的新發(fā)現(xiàn)，一些追求真理的青年聚攏來聽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演講者與聽眾群體。

有時遇到下雨天，演講就遷移到室內，慢慢就有了固定的教室和學生，最早的大學就這樣形成了。

那些發(fā)現(xiàn)真理的學者，既不需要保密，也不用專利壟斷發(fā)明。所以，那時大學是學術共同體，既沒有任何功利目的，也沒有任何屬于物質性的校產，完全是為了追求真理。

02中國古代教育的實用特征

中國教育的發(fā)展，走著完全不同的道路，功利化是最鮮明的特征。在奴隸社會鼎盛時期的西周，官辦學校就出現(xiàn)了，當時流行的說法“學在官府”就是證明。

到春秋時期，孔子率先興辦私學，雖然積累了某些先進的教學方法，但“學而優(yōu)則仕”卻是他教育觀的集中體現(xiàn)，也帶有鮮明的實用性。

自隋朝開始實行科舉制，更是把孔子的“學而優(yōu)則仕”制度化、普及化了。

物極必反是事物發(fā)展的一條規(guī)律，鑒于科舉制的種種弊端，清末維新派喊出了“廢科舉，興學堂”的口號，使之成為洋務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針之一。

洋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全面詮釋了洋務教育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在19世紀末，自西方國家引進的各類學堂多達四十余所。

在語言類學堂方面，有京師同文館（1862）、上海方言館（1863）、廣州同文館（1864）、湖北自強學堂（1893）等。

在學習西方技藝方面，如福建的馬尾船政學堂（1867）、上海制造局附屬的機械學堂（1869）、天津電報學堂（1879）、天津水師學堂（1881）、上海電報學堂（1882）、天津軍備學堂（1886）、廣州萬木草學堂（1891）、天津軍醫(yī)學堂（1893）、湖北武備學堂（1895）、南京陸軍學堂（1895）等。從這一批學堂看出，它們都是技藝性的，而且都是中等專科學校，充分體現(xiàn)了實用主義的辦學思想。

在19世紀末，歐美國家的大學已經(jīng)存在了近八百年的歷史了，可是那時居然沒有引進一所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大學，以至于后來一些大學把校史溯源到這些學堂，遭到人們的質疑。

03近代以來的功利傾向

自進入近現(xiàn)代以來，教育的功利化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越來越嚴重。

1952年，大學院系調整，調整前我國有211所大學，大學模式是現(xiàn)代綜合大學，而調整后的大學數(shù)目降低到183所，變成了蘇聯(lián)式的文理小綜合大學和單科學院。

這次調整撤銷了教會大學和私立大學，造成理工分家，社會科學遭受重創(chuàng)。

后來，我國大學又經(jīng)歷了一股大專學校合并的浪潮。上一次院系調整是剝離，這一次是合并，似乎是對院系調整的一次“反動”。

再看當今每年一度的高考。中國的功利教育，形成了一道“陪讀”“陪考”和“配送”的風景線。

這是古今中外從來不曾有過的怪現(xiàn)象。每看到這些，我都痛心疾首，如果一般農民、市民采取這些做法是蒙昧，大學里的年輕博士和教授們也都搞陪讀，這就不可理喻了，說明功利性具有極大的誘惑力，幾乎把學校、學生、家長都裹挾進去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追問，為什么1950年代、1980年代沒有這種怪現(xiàn)象。那時的教育猶如平靜清澈的湖水。

我思前想后得出的結論是，1990年代初是一個拐點，由大學合并、升格、改名和擴招掀起了一股形式主義、功利主義和攀比風，進而又波及教育的各個領域。

嚴重的是，功利化的思想已經(jīng)滲透到人們的血液和骨髓中，無論是辦學者、求學者和勸學者都是以功利來衡量教育的價值。

就拿勸學而言，古時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鐘粟”勸誡，然而當今某些中學校園出現(xiàn)的勸學口號更牛，如“陪讀戰(zhàn)高考”“就算撞得頭破血流，也要沖進一本線大樓”“扛得住給我扛，扛不住，給我死扛”“只要學不死，就往死里學”……

教育功利化與教育產業(yè)化是孿生姊妹，對教育的破壞作用絕不可以輕估，也決不能等閑視之。

功利化最大的危害是導致國人形而上思維的缺失，致使形而下的思維成為人們行事的準則。這里的“上”與“下”表示道與器或學與術，對于二者的關系，清末著名思想家和翻譯家嚴復先生曾作過精辟的界定，他說：“蓋學與術異，學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術者據(jù)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學主知，術主行。”

正因為形而上思維的缺失，才導致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誕生。這是英國著名科學史學家李約瑟于1976年提出的“難題”，也被稱為“李約瑟之問”，國內外的科學史學家都致力于回答這個問題，但至今仍然沒有破解。

更為嚴重的是，除了中醫(yī)學以外，在自然科學領域里，幾乎沒有一個理論是由中國人創(chuàng)立的。

在諾貝爾科學獎和自然科學一級學科領域的世界大獎都與中國人無緣，直到2015年，我國才實現(xiàn)了諾貝爾生理與醫(yī)學獎零的突破，但從本質上說這個獎項只是技術，而算不上是科學。

我始終認為，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先進科學理論的儲備，那是不可能有顛覆性的原創(chuàng)重大發(fā)明，到頭來我們只能尾隨追趕西方發(fā)達國家。

例如，我國最近十多年，在高新技術領域有很多項目都做得非常之大，如個人計算機、太陽能電池板、納米材料、超導材料、石墨烯材料、機器人、無人飛機等，但這些頂尖的技術，沒什么是我國原創(chuàng)發(fā)明的，我們是利用資金和人多勢眾，從數(shù)量上把它們做成世界第一。

但是，到頭來我國還只能是制造大國，而不能成為創(chuàng)造大國。

04中國需要幾所真正的精英大學

教育與科學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沒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才，哪里會有重大原創(chuàng)性的成果？

大學要培養(yǎng)出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才，必須要鏟除功利化對教育的影響。

中國需要少數(shù)幾所精英大學，其中要有一批清心寡欲、心無旁騖和安貧樂道的學者，以窮究終極真理為己任。

漢娜·阿倫特是德裔美國最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哲學家，她曾經(jīng)尖銳地指出：“當大學決心于經(jīng)常為國家、社會利益集團服務的方針的時候，馬上就背叛了學術工作和科學自身。

大學如果確定了這樣的目標，無疑等同于自殺。”

雖然我們不能籠統(tǒng)地把她的觀點推廣到所有的大學，但對于那些極少數(shù)的精英大學而言，她的觀點無疑是有參考價值的，我國那幾所庇護得像寵兒的大學，也提出要上“經(jīng)濟主戰(zhàn)場”，這也是功利化的表現(xiàn)，他們不應當從事應用技術研究，而必須肩負起基礎理論研究，以顛覆傳統(tǒng)理論和創(chuàng)立科學學派為目標，其成果將成為傳承數(shù)百年的經(jīng)典。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國功利化的教育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根源，要清除功利化的影響，非動大手術是不可能奏效的。

眾所周知，現(xiàn)在全國有幾十所所謂的超級“高考工廠”，就是這種功利化教育的“活樣板”。它們不是正常的學校，而是心靈的“屠宰場”，是在摧殘青少年們的身心。這些青少年沒有自己的選擇權，身不由己被父母脅迫而來這些學校學習。

他們有苦難言，過的是“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這些“高考工廠”，公然抵制素質教育，把應試教育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這些學校就在有關教育行政部門的眼皮底下，為什么不予以制止？

教育主管部門應當追究有關領導的責任，整頓和改造這些學校，決不能遷就某些學生家長的虛榮心和功利思想。如果徹底整頓了，將會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有力地遏制教育及其他領域的功利思想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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