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不花錢了，養孩子的錢哪里來

生孩子的醫療負擔持續降低，新生兒的父母們發現，現在生孩子基本不花錢了。國家有關部門正全面提升住院分娩醫療費用保障水平，積極推動政策范圍內生育醫療費用全額保障，持續降低生育費用負擔，助力更多家庭敢生、愿生。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上半年，我國新生兒數量約為400萬，比去年同比減少7%—8%。10月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則首次明確了要“建立全國育兒補貼制度，逐步推開免費學前教育”。這是在“投資于人”的基本理念之上，致力于人口結構優化的政策轉變。

刺激人口增長的政策方向，正在經歷一場兼顧“多”與“優”的轉型。

一切都在相對短的時間窗口內進行著。2025年7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明確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生育的3周歲以下嬰幼兒發放補貼，至其年滿3周歲，每生育一個孩子可以領取3600元。

這是中央層面第一次以現金方式獎勵生育的政策，不是減免稅收，也不是發消費券，而是直接發人民幣。

育兒補貼主要通過全國統一的育兒補貼信息管理系統線上申領，也保留了線下辦理渠道和人工服務/圖源：央視新聞

據11月中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中國人口與發展論壇，自9月至11月，全國累計已提交3170多萬條申領育兒補貼的信息。

其實在此之前，已有地方著手通過直接發放金錢補貼的方式來鼓勵生育。比如2021年6月，四川攀枝花市最早開始對按政策生育第二個及以上孩子的當地戶籍家庭發放500元/月的育兒補貼金，直至孩子3歲。

自2016年、2021年陸續全面開放兩孩及三孩以來，適齡婦女生育率逐年走低。2023年，全國總和生育率跌破1.1，人口負增長成為現實。

這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過去五年內，全球許多國家的生育率都持續下降，遠低于維持人口穩定所需的更替水平。聯合國預計，到2050年，全球人口平均總和生育率將下降到1.8%。

《坡道上的家》劇照

從完善生育相關稅收政策到直接發放金錢補貼，過去5年來，我國生育支持政策也在逐步完善。2024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推動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若干措施》，提出要鼓勵夫妻共擔育兒責任，推動形成社會主義家庭文明新風尚。

一年后，2025年10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了要完善生育保險制度、落實生育休假制度、開展托育服務補助示范試點，發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體化服務等等相關制度。

一場由上至下的生育革命，正在發生。

生育成為公共事務

在2025年，生一個孩子需要花多少錢？

廣州媽媽柳依于今年5月在某三甲醫院通過剖宮產生下一個孩子，總花費5400元左右，職工醫保與生育保險統籌加起來支付了超過95%，個人只需要自費59.87元。生下一個孩子，只花了兩頓飯錢，“低到我難以置信”，柳依說。

這還不是住院分娩成本的最低限度。2025年9月，一名產婦在深圳婦幼保健院生孩子，剖宮產住院5天，生育險加上統籌醫保，全部報銷下來，個人只支付了6毛錢。

11月初，一網友在“國家醫保局”微信公眾號評論區稱，自己前不久生產時，住院、分娩，全過程個人只花了3.7元。

生產前，柳依與丈夫的預算是2000—3000元，手術時的腰部麻醉，術后的鎮痛泵，“這些項目如果自費需要5000—6000元”，但柳依沒想到，“居然全都能報”。術后，她在雙人間病房住了三天，也全都能報銷。

《今生也是第一次》劇照

在醫療保險和生育津貼的幫助下，如今，從懷孕到生產的確可以維持在一個極低的開銷范圍。

自2025年9月以來，江西、安徽、陜西等省陸續在全省推出生育津貼直接發放至個人。據國家醫保局消息，到11月1日，全國已有25個省份（含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近九成統籌區實現生育津貼直接發放至個人。

而在此之前，生育津貼多由單位代發，長期以來，難免存在拖延甚至截留的風險。“直付個人”直接降低了政策執行過程中的效率損耗，增強了育齡群體的安全感。

作為影響不少家庭與個人生育決策的重要因素，減輕經濟負擔，成為近年來不少為鼓勵生育的國家與地方政策的出發點。

2023年1月，國務院發布了一則《關于提高個人所得稅有關專項附加扣除標準的通知》，決定提高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等三項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將3歲以下嬰幼兒照護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子女教育專項附加扣除標準與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標準，分別提高1000元。

圖片由稅務總局新媒體、中國稅務報社聯合制作

需注意的是，任何針對減輕開支或繳稅負擔的政策，都要結合全國客觀人口基數和人均收入情況來看待。網絡上的討論里，認為3600元育兒補貼杯水車薪的聲音不在少數。對這部分人來說，這個數額也許不及他們月工資的零頭，的確難以根本觸動個體的生育意愿。

但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5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09元，即每月平均3612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686元，每月平均為1965元。3600元的育兒補貼，足以覆蓋平均線以下居民的一個月可支配收入。

此外，近年來，越來越多地方甚至陸續開始通過經濟補助獎勵結婚與生育。從2023年開始，浙江常山縣第一個宣布結婚即獎勵1000元，緊接著，紹興、山西呂梁、東莞橫瀝等地紛紛開始直接為登記結婚的新人當場發放紅包或消費券。雖然補貼標準和形式各有不同，但總方針都指向減輕居民婚育的經濟負擔。

在人口基數與流動率較小的二三線及以下小城市，婚育困境的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但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更為靈活，直接發錢鼓勵結婚，也似乎更能解婚育率走低的燃眉之急。

而在一線、超一線城市，更常見的政策方向，是建立更為整體性的全社會支持系統。

2025年8月，上海提出推行“生育友好崗+產假社保補貼”的聯動，明確產假社保補貼要按照“屬地管理，先繳后補”原則，采取“一次申領，打包發放”，完善經辦系統、申請與審核步驟，試圖最大限度破除生育女性的就業壁壘。

上海再推重磅生育支持政策，實施女職工產假社保補貼/截圖自上海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

同樣在8月，北京市也正式開始實施生育補貼、生育休假等方面的15項新政策措施，除了完善嬰幼兒專項附加稅、提高生育保險報銷標準等，還強調了要“提高社區服務中心兒科服務能力”“擴大托育服務供給”，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

在北京、上海、廣深等地區，為促進生育的系列舉措，多是旨在建立由政府、社會、企業共同參與的生育成本共擔機制。而這也往往能在全國范圍內發揮示范和領頭作用。

比如，2023年7月，北京成為第一個正式開始將輔助生殖納入醫保的城市。之后的兩年，全國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陸續將輔助生殖納入醫保，已惠及超100萬人次。

所謂“生育友好”，即盡力消解乃至破除人與環境之間的落差。不論范圍與程度如何，主動改進婚育環境，回應適齡年輕人的需求和顧慮，宏觀層面，的確是值得鼓勵與期待的積極之舉。

總之，過去三五年逐步推出的具體政策，都在告訴我們這樣一個趨勢：從現在開始，生育逐漸不僅是家庭領域的私人事務，而是成為國家與社會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公共事務。

生育負擔的解放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4年，我國全年出生人口954萬人，出生率為6.77‰。新生兒數量比2023年增加了52萬人，雖然是自2017年以來首次回升，但總體而言，生育率距離預期仍有一段距離。

不甚樂觀的數據反映了一個事實：生孩子不是一個能被機械提高的經濟學公式，而是關乎社會經濟文化、個人觀念等諸多切身要素的復雜行為。對此，一部分政策也想到了從生育行為的前、后兩方入手，吸引或鼓勵適齡女性生育。

2025年5月10日起，全國正式推行取消婚姻登記地域限制、無需戶口本的新規。這進一步弱化了傳統習俗里家庭締結的性質，將婚姻進一步“歸還”給個體決定。

在傳統觀念與社會文化里，生育是與婚姻嚴格綁定的。因此，設法提高結婚率，亦成為近年來不少“催生”政策的著力點。各地紛紛出臺的結婚鼓勵舉措，均是生育鼓勵的前奏和預演。

更進一步，對非婚生育的保障也在一些地方得到了某種程度的探索。最早在2020年12月，上海市民政局就正式宣布取消計生審核表，即開放對未婚女性申領生育保險的限制。2023年2月，四川省開始實施《四川省生育登記服務管理辦法》，將“夫妻應當在生育前進行生育登記”更改為“凡生育子女的公民，均應辦理生育登記”，即取消了對生育登記對象是否結婚的限制條件。

這被解讀為“允許非婚生育子女上戶口、允許非婚生育的女性”可正常領取生育津貼，其本質，是試圖將生育與婚姻、家庭解綁，通過向非婚女性開放生育保障公共服務體系，減輕她們在做生育決策方面的負擔。

這種負擔，包含社會性與生理性兩方面。就前者而言，程式上的解綁，松動的是社會普遍對“未婚生子”的觀念。就后者而言，承擔生育生理與心理壓力的主體，更多是女性。如何在這方面進一步為生育主體減負，也是政策的發力點之一。

近年來，各地紛紛推出了為減輕孕產婦心理與生理負擔的政策嘗試，比如對分娩鎮痛技術的科普與普及。2025年6月5日，國家衛健委聯合國家疾控局共同發布的《關于全面推進分娩鎮痛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到2025年底，全國開展產科醫療服務的三級醫療機構將全部能提供分娩鎮痛服務。到2027年，開展產科醫療服務的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將全部能夠提供分娩鎮痛服務。

自2018年國家啟動分娩鎮痛試點以來，全國近千家醫院已陸續開展相關服務。據國家衛健委分娩鎮痛試點公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全國900多家試點醫院普及率已達53%，但仍有調研數據顯示，全國實施分娩鎮痛的整體普及率只有30%。目前，仍有不少人對分娩鎮痛技術有認知誤區，比如認為其會傷害胎兒。

《玫瑰的故事》劇照

人類的生育，從來不只是一個社會問題，同時兼具了生物性和社會性兩個基本層面，為促進生育率而出臺的政策，既需要關注普遍的物質支持、社會支持，也需要在生理層面，為女性提供真切的身心減負支持，這才能補全“社會生育力”呵護體系的短板。

生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不僅是在醫院里完成的一項活動，而是深深嵌套進社會制度、個人生活與文化觀念的永久性決定。鼓勵生育的措施大刀闊斧，但旗幟的另一面，是本該被重點考慮進整個結構調整計劃里的，真實的個體訴求。

實踐告訴我們，任何單一的舉措，都很難帶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結構性變化。國家政策對生育的社會支持，必然是全方位的、細致入微的，如此才能讓生育主體有切實之感。因為政策往往是宏大的，而生育決策卻是具體而微的，個體的動念，往往在潤物細無聲中生發。

孩子生下來之后

2025年8月，就在“育兒補貼”政策正式推出的一個月后，半歲女孩的母親阿珍忽然發現，她不少常用的嬰兒日用品竟然悄悄漲價了。她常買的一種國內品牌奶粉，在原價基礎上“漲了十幾塊”。某品牌紙尿褲的單價也有微妙上浮。

這也并非孤例。社交平臺上，寶媽們紛紛曬出自己購買的奶粉品牌以及漲價幅度，其中不乏飛鶴、海普諾凱等大牌，均在2025年7月后漲價30—200元不等。

根據2024年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法》，目前，我國大多數嬰幼兒用品如奶粉、衣物、玩具等，在銷售時適用13%的基本稅率。電商平臺的價格浮動與諸多因素相關，但巧妙的時間點重合，難免讓人心生聯想與疑竇。

新華社記者曾就此現象進行走訪調查，發現雖然因為經銷商、品牌、平臺規則等不同，漲價并未成為不同商家、品牌和消費者之間的共性，但一直以來，母嬰用品市場都存在著如“返利縮水，實付增高”“跟風提價”“監管不足”等問題。

由于嬰幼兒用品直接與生育行為掛鉤，補貼與消費兩種看似無關的經濟單項，對個體和家庭而言常常是放在同一時間段內發生的。以奶粉為例，未滿周歲的嬰幼兒每個月需要喝掉7—8罐奶粉，即便按每罐漲價30元計算，每個月也會多出210至240元的花費，一年3600元的育兒補貼，奶粉就可以花掉大部分。

對決定要生育的群體而言，生育補貼無疑是具備鼓勵性質的利好，但孩子生下來之后呢？當“產婦”變成“媽媽”，發生在她們身上的，生育帶來的其他需求，是否也能被看見？

今年1月，24歲的陳雨在江蘇常州生下一個孩子。除去私立醫院的生產費用，孩子出生之后，才是“花錢如流水”的開始：28天的月子中心7萬元；大宗嬰兒用品和洗護用品等共計約4萬元；35罐奶粉約1萬元；生產完第三個月，陳雨開始上班，請了育兒嫂住家，小半年共計花費6萬元；孩子的早教課2萬元。

此外，陳雨因產后貧血住了4天院，住院費是5000元，不能報銷。由于產后損傷嚴重，她還花了3萬元做產后康復。她是“疤痕體質”，去醫院打疤痕針、疤痕護理，又花去6000元左右。再加上產前產后的各項護理，算下來，從懷孕到生產，陳雨一共花掉了30多萬。

陳雨知道，這些開銷并不是每一個產婦、每一個家庭都能選擇和承擔的，“生育成本豐儉由人”。但她深刻地感受到，養育一個孩子，“生”只是最基礎的起步。在養育、恢復母體等方面所需的經濟、時間與精力面前，分娩幾乎不值一提。

《今生也是第一次》劇照

只要生育的主體仍然是女性，社會便不能不優先考慮女性群體的需求。按照傳統分工，育兒照料的勞動主體、被生育打斷職業計劃的主體，多數仍是家庭中的女性。這是一個無法從私人領域拓展到公共領域的慣性。

近年來，也陸續有部分地區出臺相關政策，嘗試通過完善托育服務、為寶媽提供崗位等措施，分擔女性的育兒壓力，減輕她們在生育處境下的顧慮與掣肘。

據11月中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中國人口與發展論壇，目前，全國已有托育服務機構12.6萬家，托位總數達到665.7萬個。其中，普惠托位數明顯增長，每千人口的托位數已達4.73。“普惠托育”意味著將育兒負擔納入公共服務體系，育兒事務也從家庭拉到公共領域。

但僅僅是擴大托育范圍，對年輕人的生娃“誘惑性”也許還不夠。近年來，部分地區開始推出“媽媽崗”，即為在家撫養兒童的婦女提供的就業機會，工作時間、管理模式相對靈活。

不過，“媽媽崗”在輿論層面引發了一番爭議：鼓勵母親參加工作，但同時依然兼顧家庭，是否在變相要求母親們變得更“全能”？即便承擔了家庭里的照料育兒工作，閑暇時仍然不能休息，而是要拿著一份相對低的薪酬繼續勞動。

《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社會輿論與真實情況之間，并不是嚴絲合縫的，從情緒到問題之間，還存在著許多無法彼此耦合的微小罅隙，它們也許滲透了社會真正的痛點和難題。

為了解決這些難題，讓年輕人更有生育意愿和積極性，各界專家學者也提出了不少切實的建議。譬如，人大代表吳金筆就曾建議，將稅收、醫保、購房政策向“三孩家庭”傾斜。

其余諸如減免多孩家庭教育費用、高考加分、推出公辦托育服務等等，本質思路都是動用社會公共力量減輕孩子出生后的養育問題。也有人呼吁降低法定結婚年齡，北京大學的章永樂副教授，甚至在2021年公開鼓勵女性在本科期間結婚生子。

從“人口”到“人”

就經濟支持而言，不論哪一種方法，對國家而言，必然都是一筆不小的財力和物力支出，背后扭轉生育意愿的決心，不可謂不小。

但僅僅是經濟補貼，對生育率的促進其實也有限，不僅是中國，放眼全球，都是如此。

日本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就進行了長達30年的生育補貼。如今，在日本，一個孩子從出生直到高中畢業，政府要補貼幾十萬元人民幣。然而，到了2023年，日本全國的生育率也僅為1.2，新生兒數量降至1899年政府開始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少子化危機最嚴重的另一個東亞國家韓國，亦從2005年就開始發放育兒補貼，但在過去十年內，韓國的生育率一路下跌，2023年直接跌到了在全球人口規模較大國家中墊底的0.72。

1981年~2023年韓國出生人數走勢/圖源：MacroTrends

社會福利體系和經濟補貼，的確能在短期內止住“自由落體”的生育率，但總體下行似乎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不過，由此也不難看出，所有力挽狂瀾的政策，如果能做到延緩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已經可以看作是積極的成效了。

因此，人口危機恐怕不能被單一地理解為“養育成本太高”，而是現代化到一定階段后幾乎必然要經歷的挑戰。

如今，所有政策都圍繞一個關鍵概念，“生育友好型社會”，所謂“友好”，不是指通過“利誘”，讓原本不生的人選擇生，而是讓生育主力群體對環境產生更多安全感，相信時下周遭是一個適宜生育、發展的環境。

更容易地結婚、更早被允許生育，年輕人對生育的真正關切，遠不止這些。一個對自己與他人生命負責的人，會認真考慮未來至少20年內的養育環境。在這方面，生育也不僅僅是女性的事，鼓勵措施也不該只針對女性作出。譬如，男性產假的落實標準與情況、社會對家務育兒勞動的承認情況、與生養相關消費的價格監督，林林總總，都滲透了適齡人群的細微關切。相比起利誘，消除恐慌與擔憂，是更需要做的。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經濟學者楊凡在接受采訪時曾指出，生育補貼的本質是一項“民生工程”，其核心價值，遠不止于追求生育率數據的回升，更在于切實緩解家庭經濟壓力，并通過釋放生育友好信號重塑社會預期。

當生育變成一項公共事務，與人類生產活動有關的一切細致而微的要素，應該被更多納入考慮，而非被簡化排除。正如波蘭人類學家馬利諾夫斯基所說的，“社會制度是人類活動有組織的體系……任何社會制度都建筑在一套物質的基礎上，包括環境的一部分以及種種文化的設備”。

本文首發于《南風窗》雜志第25期

作者 |肖瑤

編輯 | 何承波

值班主編 | 吳擎

排版 | 阿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