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醉等特赦戰犯分配工作，結果頂頭上司曾上過軍統黑名單

1961年冬末，北京西郊的雪尚未融化，駐地管理干部便開始為第二批特赦人員的去向做最后統計。名單里最扎眼的名字，依舊是當年軍統“紅人”沈醉。從蘇州聽候分配到進京報到，只隔了兩個多月，速度之快讓不少同批戰犯暗自吃驚。有人私下嘀咕：“看來中央真是說話算數，不耽誤人辦正事。”

過完陰歷年，正式任命文件下達。沈醉、范漢杰、羅歷戎等人被派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待遇一百元。和大多數同伴不同，沈醉并不滿意，他更想留在北京市政協，既能離家近，也少些尷尬。當晚，他在舊宮招待所的小炭爐旁踱來踱去，最后搖頭苦笑：“服從吧，再挑三揀四，又要落人口實。”

抵達政協機關當天，他領到兩張證件：一張是文史專員醫療證，另一張是進出禮堂俱樂部的小綠票。看似普通的證件，對特赦人員卻是一紙信任。可真正讓沈醉緊張的，是即將見到的那些昔日受害者。軍統時期，他主持審訊、簽發逮捕，留下的仇怨太多，擔心重逢時場面難堪。這份顧慮，在走進禮堂側門的那一刻達到頂點。

正午十二點左右，走廊里傳來腳步聲。政協副主席高崇民先出現，后面跟著常委閻寶航。高崇民身材高挑，手里還攥著一本剪報。閻寶航見沈醉先是一愣，隨即主動打招呼：“沈先生，到機關安頓好了？”短短一句，把彼此的身份推到明面。沈醉忙不迭鞠躬：“多謝關心。”只這一秒，往昔重慶情報處的影子全浮上來——那時的高崇民曾被軍統監視，而閻寶航干脆列在“東北特別工作組”的黑名單首位。

高崇民并未流露不悅，他把剪報遞給沈醉，語速平緩：“我讀了你寫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有些線索值得追溯。再寫時，別忘記交代背景，更方便后人。”說完，點頭離開。對話不過十幾秒，卻像一盆溫水，先讓沈醉尷尬，又迅速冷靜。原本準備好的歉意和自責，全卡在喉嚨。他轉身去了機關食堂，只點了碗青菜面，席間一句話沒說。

回到辦公室，沈醉翻看往日卷宗，不禁回憶。1941年秋，自己初到重慶，聽說戴笠給東北救亡總會送過巨款。同僚議論紛紛：高崇民是左翼人士，為什么“瘋子”戴笠反倒送錢？沈醉帶著疑惑幾次旁敲側擊，得到的答案只有五個字：“上峰另有用。”直到1946年初，重慶較場口國共舊政協慶祝大會被破壞，多名愛國人士被打，高崇民差點受傷，沈醉才讀懂“送錢”背后那張更大的漁網——拉攏、監控、再逮捕。

事與愿違。特務隊伍風聲鶴唳，高崇民在王化一幫助下脫身。追捕令連夜下達，卻撲了空。多年后，主角成了自己的上司。命運的反差，沉甸甸壓在沈醉心口。

閻寶航和沈醉真正坐下來，是在文史委員會一間小會議室。閻寶航打開話匣：“較場口那一天，我印象太深。有工人擠進主席臺救人，特務拿著木棍亂砸。要真是流血沖突，后果不堪設想。”沈醉低頭記錄，末了還是抬頭硬著頭皮說：“那是我難以洗刷的污點。”閻寶航擺手：“個人情緒放一邊，史料最重要，寫客觀事實。”語調平靜，卻把界限畫得分明——贖罪靠行動，不靠辯解。

往后一年，沈醉幾乎每天埋在資料室，整理舊檔、撰寫自述。他給自己列了清單：1940至1945年重慶軍統內部結構、行動代號、文件編號，一個不漏。政協檔案處工作人員半打趣：“你這比口供還詳細。”他回一句：“越詳細，越讓后人看清曾經的黑暗。”言語簡單，卻透出決心。

另一方面，中央對特赦人員的管理政策也在磨合。經濟上發放生活補貼，政治上安排見學、座談，思想上定期談心。不可否認，這套組合拳的成效，正通過沈醉們的變化顯現出來。幾位老民主人士對他態度緩和，某次飯后還邀一起聽評劇；而機關年輕干事則把沈醉當“活字典”，遇到重慶史料就去問。氣氛逐漸正常化，日常相處無須處處拘謹。

1963年春，沈醉完成《沈醉日記（1937—1949）》初稿，交呈文史委。審核過程中，高崇民批注了一行字：供參考，可再充實。態度平和，沒有一句舊賬追究。沈醉長松一口氣，也對接下來的修訂有了動力。書稿定稿后，很快分發給各省文史館，成為研究軍統史的重要參考。

同批特赦人員里，有人走上文史崗位，有人被安排到博物館、出版社。盡管單位不同，可核心任務一致：還原歷史、提供資料。退去昔日戾氣，他們對外界的感謝不再張揚，更多體現在筆端、在案卷、在細致交代的一個名字、一段時間、一個地點。

值得一提的是，特赦制度的實行并不意味著“既往不咎”。相關部門三個月一次思想匯報、半年一次勞動鑒定、必要時的社會訪談，環環緊扣。對涉案重大者，還設有補充調查。政策溫和，并非毫無底線，這一點沈醉心知肚明。他常跟同事嘆：“制度在，才有安全感；規矩在，才有公平。”直白卻準確。

1965年秋，沈醉初次以政協代表身份赴地方調研，足跡遍及遼寧、吉林、黑龍江，行程安排由閻寶航親自批示。這條走線，象征意義巨大——誰能想到昔日黑名單上的候補“要犯”，如今牽頭整理東北近代工業史？外地報紙短評一句：“特赦人員在建設中找到定位。”句式簡單，卻映射出國家態度的轉變和包容。

回看1962年那張分配通知，短短幾十字，卻改變了若干人的路線。對沈醉來說，真正的考驗不是是否被原諒，而是能否持續提供有價值的史料。直到晚年，他仍在修訂回憶錄，自嘲“以補過的心態整理舊賬”。同僚評論：這位前軍統高官在紙上和自己較勁，算得上別樣的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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