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定罪不到24小時，特朗普求中方一件事，英首相要訪華討說法

禍港分子黎智英被判犯下三項重罪后，特朗普為何第一時間向中方發出請求？英國真要讓中方用釋放黎智英來換斯塔默訪華？黎智英還有機會活著走出監獄？

12月15日，一輛疑似載黎智英的囚車駛離法院

神話破了：從“民主斗士”到國安法下的罪犯

12月15日那天，押送囚犯的車從香港高等法院門口開出去，車上坐著的，是77歲的黎智英。

很多人說，這可能是他人生里最后一次以“新聞主角”的身份出現了。

按年齡算，他本該早就退休享清福，但等來的卻是一紙把他余生基本鎖死在監獄里的判決書。

法院認定他犯了“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發布煽動刊物”等三項罪名，這不是普通刑事案，而是國安法下的重罪。

基準刑期起步就是十幾年，最高能到終身監禁。

以他這個歲數，差不多就意味著“死在獄中”的結局。

要看懂這案子，就不能只盯著審訊那156天，而要往前多看幾年。

黎智英原本是搞生意的，靠做服裝、創辦壹傳媒、《蘋果日報》發家。

后來他把媒體當成政治工具，多次公開叫囂“攬炒”，給“占中”“黑暴”站臺，把《蘋果日報》辦成煽動仇恨、鼓動街頭暴力的平臺。

控方案件里列出來的東西很具體，他多次安排、參加與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等政要的秘密會面，鼓吹對中國、對香港搞制裁。

還主動替臺當局牽線，推銷“反中牌”。

這些不是單純的“發表意見”，而是聯合外部勢力對抗國家的實質行動。

國安法實施后，香港的底線變得很清楚，搞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勢力，這四類行為都不再是“打打口水戰”就能糊弄過去。

黎智英的行為，正正踩在這一條上。

審訊期間，他和辯方也試圖給自己貼回“言論自由”“民主斗士”的標簽，但大量通信記錄、會面安排、資金往來都擺在那兒，很難再用一句“我是辦報紙的”帶過去。

可以說，這場審判不僅是給他個人定性，也是對過去那些年“西方代理人”神話的一次總清算。

告訴所有人，不論你背后站著什么人、拿過多少外國獎，只要觸犯了國家安全底線，照樣要負法律責任。

美英“焦慮上頭”：嘴上喊得兇，手里卻沒牌可打

判決一出，最先坐不住的是大洋彼岸的幾位政客。

美國那邊，特朗普跳出來表態，說對判決“深感遺憾”，理由也不談什么案情，主要就抓著“黎智英年紀大、身體不好”這點，希望中方“網開一面”。

這話聽著像是在講人情，但仔細一想，其實是沒招可使了。

以前，大可以拍桌子簽涉港法案、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揮舞制裁大棒，那會兒口氣強硬得很。

結果幾年下來，中國頂住壓力，自己也打出了反制牌，連本來吵得很兇的對華關稅戰、301調查都不得不“按下暫停鍵”。

在這種現實之下，他再想用老路子施壓，效果有限，索性繞開事實不談，打一張“老人、病人”的同情牌，既能在國內安撫一下反華輿論，又不用真為黎智英去付出什么實質成本。

英國那邊的處境也挺尷尬，現任首相斯塔默一邊盤算著訪華、修補和中國的經貿關系，一邊又被黎智英兒子黎崇恩在倫敦滿城“拉橫幅”。

黎崇恩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喊話希望英國政府把“營救父親”當成訪華的籌碼，用訪問換“放人”。

這等于是逼著在公眾場合表態，于是你就看到，英國外相庫珀嘴上說了幾句“關切審判”“呼吁釋放”的漂亮話，算是對國內輿論有個交代。

很快，中國駐英使館就正面回擊：香港是中國的香港，司法獨立不容干涉，這起案件是堂堂正正的正義審判，“不容置喙”。

話說到這個份上，實際上已經把話挑明了，想拿司法主權做交易，門都沒有。

為什么美英這些國家，對一個七十多歲、已經“下不了牌桌”的人還這么上心？

說到底，不是心疼黎智英這個人，而是心疼他們在香港的一塊“輿論陣地”。

在他們的盤算里，香港長期被當成可以做文章的地方：既要把這里塑造成某種“自由燈塔”的樣板，又要通過各種NGO、媒體、政客去滲透、攪局。

黎智英這種角色，就是他們塑造出來的“典型”，一手拿西方獎項，一手拿媒體話筒，站在前臺沖鋒。

現在這個人被依法定罪、清楚地貼上“勾連外部勢力、煽動顛覆”的標簽，他們當然慌了，因為這等于告訴香港社會：這些年來你們看到的一部分“民主包裝”，其實背后是外部勢力的深度介入。

西方政客嘴上的“關切”越大聲，某種程度上恰好暴露出他們在這塊棋盤上失去抓手后的焦慮。

這案子還沒完

從司法程序上講，12月15日只是“定罪”，接下來在1月12日還有一個“求情”環節，也就是被告一方可以陳述個人情況、申請從輕處罰的階段。

這本來是法律上很正常的一步，用來保障被告權利。

但從輿論和政治角度看，這段時間，肯定會被美英等外部勢力當成最后的“操作窗口”。

各種聲明、社交媒體上的炒作、媒體的渲染，很可能會再集中打一輪，希望給法官施壓，給普通港人制造心理上的搖擺。

對香港來說，這一段反而是需要保持更清醒的時候，既要按法律程序走到最后，又要防止輿論場被那些帶節奏的人攪渾。

其實，這案子的意義早就不只是懲治一個“亂港頭目”那么簡單。

2019年那場風波，讓香港吃了大虧，街頭暴力、地鐵縱火、議會沖擊，一度把這座城市拖到邊緣。

國安法落地之后，社會秩序一點點恢復，但暗流還在。

黎智英案如果辦得扎扎實實、經得起推敲，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人心，樹起一條清晰的紅線。

這場審判的震動，也不只停在香港。

海峽對岸，那些曾經和黎智英把酒言歡、甚至以“好友”自居的臺政客，現在心里多半也不會太踏實。

像趙少康這種一邊喊著要整肅所謂“親中勢力”，一邊又和黎智英有私交的人，看到今天的結果，很難不聯想自己頭上有沒有“雷”。

信息時代，資金流向、聯絡記錄都不是輕易能抹掉的東西。

黎智英的下場，對所有試圖靠外部勢力謀“獨立”“謀私利”的人來說，就是一面擺得明明白白的鏡子。

當年被當槍使時，背后會有人給你撐腰，一旦形勢逆轉，這些“靠山”轉身比誰都快，最后真正要面對法律、背負后果的，只能是自己。

現在，香港高院的法槌已經敲下，接下來只是量刑幅度的問題。

對西方來說，他們還能做的，無非是繼續在外面喊幾句“釋放黎智英”“關注案情”，給自己國內的輿論一個交代。

但這些噪音改變不了一個現實，香港已經不再是別人可以隨便插手、操弄的地方。

對香港社會而言，這輛囚車開走的，不只是一個人，更是一個長期被外力綁架、被包裝的錯亂時代。

真正留下來的，是法治回歸后的秩序感，也是對未來少一點折騰、多一點踏實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