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挑動“二虎競食”、日本右翼欲“驅虎吞狼”，中國應固本待時

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亞太地區格局也正在經歷深刻且復雜的戰略重塑。美國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12月發布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標志著其全球戰略進行了根本性調整，其核心從全球干涉主義轉向“美國優先”指導下的戰略收縮與成本管控。與此同時，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自上任以來，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在對華與安全政策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激進姿態，特別是在臺海問題上頻頻發出挑釁言論并加速軍事部署。

美日兩國看似在遏制中國崛起的總體方向上存在交集，但其內在的戰略動機、風險偏好與終極目標卻存在深刻差異甚至潛在沖突。這一復雜互動，恰如中國古典謀略智慧中的“驅虎吞狼”與“二虎競食”之計，兩者在作用機制與最終訴求上迥然不同。剖析這兩種策略在現實地緣政治中的演繹，對于認清亞太安全困境的本質、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具有至關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2025年10月28日，日本橫須賀，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橫須賀海軍基地“喬治·華盛頓”號航母上歡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并向橫須賀海軍部隊發表講話。視覺中國 資料圖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中的日本與中國

特朗普政府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徹底重塑了美國的戰略優先次序，其核心邏輯是進行一場基于冷酷商業邏輯的成本/收益核算和相應風險管控的戰略收縮。而日本與中國的互動關系，則被置于這一“降本增效控風險”的新框架下重新定義。

該報告以毫不掩飾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為最高綱領，明確宣布“美國像阿特拉斯（Atlas，希臘神話中的擎天神）一樣支撐整個世界秩序的時代已經結束了”。這一宣言標志著美國放棄追求代價高昂的全球霸權，轉而聚焦于本土與西半球南北美洲的絕對安全，報告提出要重申并執行“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及其“特朗普推論”（Trump Corollary）從而恢復美國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這一“西半球優先”的轉向，必然導致美國在亞太地區資源投入的相對削減與戰略姿態的調整。

在此背景下，報告對日本及亞太盟友的角色進行了再定位。特朗普第二任期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可被概括為一種“二虎競食”之策。其核心要義在于，明面上對東亞盟友進行政治“松綁”，實質上是轉嫁成本與風險，從而以更低廉的代價維持對中國的遏制。報告明確指出，雖然需要建設一支“能在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任何地方拒止侵略的軍隊”，但“美國無法也不應獨自完成這一任務”，盟友必須站出來承擔更多。為此，美國敦促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增加防務開支，以威懾對手并保護第一島鏈。這一做法，本質上是將日本推向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前沿，鼓勵其發揮更積極、更激進的軍事作用，使中日兩國形成相互消耗、相互牽制的態勢，而美國則退居幕后，節約自身國力。

然而，美國的“二虎競食”策略帶有明確的風險管控上限。其根本目標是“降本”與“增效”，而非卷入一場災難性的直接沖突。報告在臺海問題上明確表示“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為”，并將“通過保持軍事優勢來威懾臺海沖突”列為優先事項。這表明，美國希望中日之間，乃至臺海兩岸保持一種“可控的緊張”狀態。

美國的確期待日本成為激化矛盾、消耗中國的急先鋒，但前提是日本或其他盟友的過激行動不能引發中美之間的直接軍事對抗。這種既要利用盟友制華，又要避免被盟友拖入戰爭的算計，構成了美國亞太戰略的內在張力。報告中對華措辭的所謂“緩和”，以及承認中美已是“近乎對等”（near-peers）的關系，其目的正是為了在經濟等領域進行更直接的競爭，并為這種高風險的前沿博弈安裝“護欄”。美國的算盤是清晰的：驅使日本這只“虎”去撕咬中國，但必須確保這場爭斗在自己的指揮棒下進行，且絕不能引火燒身。

高市早苗執政以來對美、對華政策

與美國精于算計的離岸平衡策略不同，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則展現出更具主動性、冒險性的戰略企圖，其行為模式更接近于“驅虎吞狼”，即試圖引導甚至綁架裹挾美國（虎）的力量來擊垮中國（狼），并在此過程中實現自身國家“正常化”乃至重新崛起、制霸亞太乃至全世界的目標。

高市早苗上任僅兩月有余，但其言行足以清晰勾勒出一條以臺海問題為杠桿、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路徑。在戰略認知上，她公然違背中日兩國政治基礎，妄稱“臺灣有事可能對日本構成存亡危機事態”，甚至煽動所謂“臺灣地位未定論”。這些言論絕非偶然失言，而是為日本深度介入臺海、突破和平憲法約束制造法理與輿論借口。其政府緊隨其后推出的一系列強軍擴武舉措，包括提前兩年實現防衛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2%的目標、計劃在距離臺灣僅110公里的與那國島（Yonaguni Island）部署導彈等，都是這一危險路線的具體實踐。

這一系列挑釁行為背后的邏輯，正是“驅虎吞狼”。日本右翼勢力長期懷有掙脫戰后體系、成為“正常國家”乃至政治軍事大國的渴望。高市早苗等人深知，單憑日本自身力量無法實現這一目標，更無法單獨應對中國。因此，其策略的核心在于主動激化中美矛盾，特別是利用臺海這一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作為“抓手”，將美國牢牢捆綁在對抗中國的戰車上。其如意算盤是：一旦中美因臺海問題陷入持續對抗甚至沖突，日本作為美國前沿堡壘的地位將空前重要，屆時美國將不得不默許甚至公開支持日本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充軍備等一切“松綁”行為。

更進一步，部分日本右翼戰略家內心深處不排除隱藏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終極幻想。他們樂于看到中美兩個大國因長期戰略競爭而彼此消耗。如果最極端的情況發生，即中美之間爆發嚴重沖突，那么無論結果如何，兩國國力都將遭受重創。屆時，日本便有可能一舉擺脫戰后以來所有的束縛，徹底完成“國家正常化”。這種極端投機與冒險的心態，使得日本在臺海等問題上的拱火行為，比美國的“離岸平衡”更具不可預測性與破壞性，也引發了日本國內有識之士及國際社會的廣泛擔憂與批評。比如，《朝日新聞》在2025年11月17日的社論中指出“高市首相等人的臺灣相關發言引發日中對立，右翼政客的投機主義行為將加劇地域緊張”。

美日對華（涉臺）政策的底層邏輯比較

基于前述分析，美國與日本在亞太的對華戰略，雖表象上仍存在合作，但底層邏輯分別對應“二虎競食”與“驅虎吞狼”兩種古典謀略，二者在策略本質、作用機制、風險偏好和終極目標上存在微妙差異，這構成了雙方聯盟關系中的深層裂痕與地區穩定的重大風險。

從策略本質與作用機制看，美國的“二虎競食”更偏向于制造并利用中日之間的內部矛盾，使其相互消耗。美國通過認可日本更大的軍事角色，施壓其承擔更多防務成本，旨在激發日本與中國的地緣競爭，同時保持自身超然地位，坐收漁利。其策略核心是“離間”與“成本轉移”。

而日本的“驅虎吞狼”則是一場更為復雜的多邊“借刀殺人”與戰略綁架。它不僅要激化中美這對主要矛盾，還試圖在過程中誘發第三方（如臺海局勢）的連鎖反應，其目的是誘導或迫使美國親自下場與中國搏斗。高市早苗政府在臺海的挑釁，正是為了制造“事態”，將美國拖入其設定的沖突腳本，其策略核心是“引導”與“綁架”。

在風險控制與沖突意愿上，兩者呈現出鮮明對比。美國策略的特征是“降本增效控風險”。特朗普版《國家安全戰略》反復強調避免被拖入無關美國核心利益的沖突。其對臺海問題的表述，強調“威懾”和“維持現狀”，清晰地劃定了不希望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風險底線。換言之，美國希望中日“斗”，但必須可控，自己則避免卷入。相反，日本右翼勢力的“驅虎吞狼”策略則隱含更高的風險偏好。為了達成國家“松綁”乃至漁翁得利的目標，日本政策精英有意愿將地區緊張推向更高水平，甚至不排斥在邊緣玩火。其策略成功的前提是中美矛盾必須持續惡化，這使得日本成為地區內一個主動、不穩定的“拱火者”，而非被動的“避險者”。這種風險偏好的錯配，意味著日本可能采取超出美國預期和容忍范圍的挑釁行動，從而引發誤判。

兩者的根本矛盾在于終極目標的南轅北轍。美國的最終目的是維持一個美國主導、但自身成本更低的亞太霸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日本應是一個被美國牢牢控制、既能出力制華又不會反噬自身的“可控之虎”。美國新版戰略中對歐洲盟友“文明消亡”的尖刻批評及對北約未來的懷疑，清晰地表明了其對任何可能脫離控制的盟友都懷有深刻戒心。

而日本的終極目標，恰恰是要最終掙脫美國套在其身上長達八十年的“枷鎖”，成為一個完全自主、擁有完整戰爭權的“正常國家”。這注定了美日同盟并非鐵板一塊，而是一個充滿相互算計的權宜組合。日本試圖利用美國，美國則意圖工具化日本，兩者同床異夢。這種戰略互信的脆弱性，不僅使聯盟效率大打折扣，更可能因為一方的戰略投機而將整個地區拖入不可控的危機。

固本待時：中國的政策選擇

面對美國“二虎競食”的成本轉嫁與日本“驅虎吞狼”的戰略冒險，亞太和平穩定面臨嚴峻挑戰。中國的應對之策，并非在美日設定的博弈框架內被動應對，而應秉持“固本待時”的智慧，即堅定不移地鞏固自身發展根基、維護戰略定力，同時敏銳把握時機、積極塑造有利的戰略環境，以破解外部連環計謀，捍衛國家主權與地區和平。

“固本”是應對一切復雜局面的基石。這意味著必須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持續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提升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等綜合國力。二十屆四中全會已經勝利召開、“十五五”規劃已獲審議通過，新一輪國家建設方案即將付諸實施。一個繁榮、穩定、強大的中國本身，就是抵御任何外部風險挑戰最堅固的屏障。

具體而言，需加速科技自立自強，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深化改革開放，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只有自身根基深厚，才能無懼任何形式的“競食”或“吞狼”之策。同時，必須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也是中日關系的政治基礎。對于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動和外部干涉，都必須予以清晰、堅定的回應，展現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不可動搖的意志與能力。

“待時”則體現在高超的戰略耐心與主動的外交塑造上。首先要保持充分的戰略定力，避免跌入美日設下的“斗則兩傷”的陷阱。應清醒認識到美日戰略的內在矛盾與脆弱性，不隨其挑釁節奏起舞，不被其拱火行為激怒而采取非理性行動。時間站在發展的中國一邊，保持和平發展本身就是最大的戰略主動。

其次，中國要善于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圍堵聯盟。美國赤裸裸的“美國優先”及其對盟友的頤指氣使，已在其聯盟內部制造了深刻裂痕。中國可以擴大與歐洲、韓國、東南亞國家等在維護多邊主義、自由貿易和地區穩定上的共同利益，構建更加包容合作的地區伙伴關系網絡，這能在很大程度上對沖美日同盟的遏制壓力。

最后，中國應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做亞太和平穩定的堅定維護者。通過參與和引領地區多邊安全對話與合作機制，提供更多公共安全產品，與地區國家一道，共同反對任何引入集團對抗、制造緊張分裂的行徑。通過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國能夠向世界證明，自己追求的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與某些國家謀求霸權、制造對抗有著本質區別，從而贏得廣泛的國際理解與支持，為最終破解各種謀略困局、實現地區長治久安創造最有利的條件。

（王鵬，華中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華中科技大學分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