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本兵救十名中國婦女為何常說對不起

1938年那個河南血夜，鬼子兵用一張簡筆畫救了10個中國農婦，卻因沒救下第11個被折磨半生，這本日記后來成了打在右翼臉上的鐵掌

1938年那個燥熱的河南夏夜，如果不把這段歷史扒開看，你根本不敢信，救了11個中國婦女命的，居然是一個背著三八大蓋的侵華日軍上等兵。

當他的戰友都在像野獸一樣發泄獸欲時，這個叫東史郎的26歲日本兵，正滿頭大汗地拿著鉛筆，在一張皺巴巴的紙條上畫畫，試圖和死神搶時間。

但這真不是什么“好人有好報”的童話故事，結局甚至有點讓人窒息，因為那天晚上，他拼了命救走十個，卻眼睜睜看著第十一個被拖進深淵。

把時間線拉回到1938年夏天，東史郎所在的日軍第16師團剛在南京造完孽，一路殺到了河南。

這支部隊的名聲有多臭？

當地老百姓提起他們，那就跟提閻王爺沒兩樣。

那天掃蕩完了，東史郎在一個偏僻的大宅院里，撞見了那11個瑟瑟發抖的中國婦女。

按照當時日軍那個尿性，等待這些女人的下場不用我多說，懂的都懂。

那一刻，東史郎腦子里的“人”性和“鬼”性打了一架。

最后，人的那邊稍微占了點上風。

他沒開槍，反倒是找來一根鐵絲，把門死死擰住，搞出一副“這里搜過了，沒人”的假象。

但這事兒沒完。

到了晚上宿營的時候，這幫日軍就像瘋狗一樣。

帶隊的軍曹叫瀨谷，喝了點馬尿就開始不安分，嚷嚷著要去找“花姑娘”。

這下麻煩大了，那個大宅院離營地不遠，要是瀨谷親自帶人去搜，那個拿鐵絲擰住的門根本就是個笑話，搞不好東史郎私放“敵國平民”這事兒敗露，他自己都得吃槍子兒。

就在那幫兵痞哄笑著準備出發的時候，東史郎腦子一熱，干了件把腦袋別褲腰帶上的事：他主動請纓，說自己去“找”。

這簡直就是在賭命。

他必須在那幫畜生失去耐心之前，把人弄走。

東史郎一路狂奔回那個宅院，氣喘吁吁地推開門。

屋里那十幾雙眼睛盯著他，全是恐懼和絕望。

那時候語言根本不通，他指著后門哇哇大叫，可在那些婦女眼里，這鬼子指不定又要搞什么花樣。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營地那邊的怪叫聲好像越來越近了。

急得滿頭大汗的東史郎，掏出了那個后來震驚世界的記事本，借著月光，在那張發黃的紙上畫了一個女人抱著孩子從后門跑的草圖。

這恐怕是戰爭史上最諷刺的一張戰術示意圖：一個侵略者，在畫圖指導受害者怎么逃命。

當那些婦女終于看懂了圖，一個個跪在地上磕頭的時候，東史郎也沒空受這個禮，擺手讓她們趕緊跑。

看著那十幾個背影消失在夜色里，他覺得自己好像把良心從狗肚子里往外拽了一點。

可是吧，老天爺有時候就是喜歡開這種殘酷的玩笑。

當東史郎以為自己完成了一次救贖，甚至帶著點沾沾自喜回到營地時，現實直接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瀨谷那幫人已經抓到了一個女人——正是那11個人里面的一個。

可能是跑慢了，也可能是慌不擇路撞上了巡邏隊。

借著火堆的光，那個女人認出了東史郎。

那一瞬間，她眼里的求助變成了絕望，那種眼神像刀子一樣扎了過來。

東史郎整個人都僵住了。

這就是現實版的“電車難題”，而且是地獄難度的：如果他這時候站出來求情，不僅這個女人救不下來，之前放跑其他人的事也會露餡，甚至會引來日軍對周邊村子更瘋狂的報復；如果他閉嘴，他就是幫兇。

在冰冷的體制和保命的本能面前，東史郎慫了。

他選擇了沉默。

那天晚上，那個女人的慘叫聲響了一整夜，東史郎就縮在角落里聽了一整夜。

他覺得自己的靈魂在那一刻被徹底撕成了兩半，一半在慶幸自己活著，另一半在陪著那個女人死去。

那晚的月光有多亮，人心里的陰影就有多黑。

這事兒咱們怎么看？

這絕不是給侵略者洗地。

正好相反，東史郎這段經歷，把那場戰爭的殘酷性給扒得底褲都不剩——它不僅消滅肉體，更是把活生生的人變成鬼。

在那樣一個集體發瘋的環境里，想保留一點點人性，竟然得冒著掉腦袋的風險，而且就算你冒了險，結局依然是一地雞毛。

幾十年后，那個曾經的“皇軍”成了白發蒼蒼的老頭。

晚年的東史郎頂著日本國內右翼罵他是“叛徒”、“賣國賊”的壓力，一次次跑到中國謝罪，一次次站在法庭上跟那些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人對質。

支撐他這么干的動力是啥？

或許就是那個河南夏夜的夢魘。

那10個逃走的背影給了他面對真相的勇氣，而那個死在營地里的女人的眼神，成了他在余生里怎么也掙脫不開的枷鎖。

這本日記之所以珍貴，不光是因為它是鐵證，打腫了那些企圖篡改歷史的人的臉，更因為它記錄了一個侵略者在從“鬼”變回“人”的路上，流了多少血，留了多深的疤。

那個沒能救下的女人，成了他一輩子都在念叨的那個“對不起”，也成了我們回頭看那段歷史時，心里必須扎著的一根刺。

二零零六年一月三日，九十三歲的東史郎在京都的一家醫院里咽了氣，那個糾纏了他六十八年的噩夢，終于結束了。

參考資料：

東史郎，《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

步平，《東史郎日記案審理始末》，《抗日戰爭研究》，2000年。

新華社，《東史郎及其日記案》，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