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王光美逝世，臨終前向女兒交代：我還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1954年春，北京中南海燈光通明，劉少奇伏案疾書，隔壁的小屋里，王光美正核對一份外事電報。她放下鋼筆，寫信告訴父母：“北平的花開了嗎？我在這里一切都好。”那封信如今仍收藏在王家舊宅，泛黃的紙張見證了這位名門閨秀徹底投入共和國建設的決心。人們往往記住她在國際舞臺上的端莊，卻忽略了她出入陜北窯洞、奔走田間地頭的早年經歷。

再把時間撥回1946年2月，軍調部急缺一名通曉英語的翻譯。22歲的王光美手握密歇根大學錄取通知，卻在最后一刻拉上行囊奔赴延安。那里，她第一次聽到槍聲從山谷回蕩，第一次和康克清聊起“舞步也能跳出革命的節奏”。半年后，她成了土改工作隊的一員，蹲在呂梁老鄉家炕沿上，用生澀的山西話解釋“按人口平均分地”的政策。也正是在這一年，她與劉少奇在窯洞里長談，那碗清水煮面條讓兩顆心靠得很近。

1948年8月21日夜，西柏坡的油燈搖曳。50歲的劉少奇推開門，對身邊警衛說：“去，把王同志請來。”晚風吹進土屋，毛澤東和周恩來帶著戰士們自發做了一個簡單蛋糕。儀式里沒有戒指，卻有前線傳來的佳音。那天之后，王光美告別翻譯崗位，更多時間跟在丈夫身邊處理文件、核對數字，并細心準備那一小把花生米幫助他的胃病。有人感嘆：“她像秘書，又像軍醫，更像主心骨。”這種評價并不夸張。

新中國成立初期，劉少奇工作強度陡增。深夜兩三點，燈下常見夫妻二人對坐——劉少奇修改報告，王光美查閱數據。外事場合，她一襲白旗袍出訪東南亞，把“東方的優雅”三個字刻進許多外國記者的記憶；回到北京，她換上深色布衣，騎自行車穿梭在中南海幾棟平房之間，守著厚厚一摞文件。不得不說，這種角色切換，她做得自然又利落。

1966年風暴驟起，劉少奇蒙冤，家庭驟然陷入低谷。王光美被隔離審查，長達八年看不到子女。她靠數算磚縫里螞蟻的來回，維持心理平衡；偶爾記筆記：“身處暗夜，更應守好原則。”那本小冊子后來被她自己撕毀，她解釋：“怕浪費組織時間。”如此冷靜，恐怕也是出自她學生時代的理性訓練。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王光美恢復自由。她謝絕幾乎所有職務邀請，唯獨答應擔任“幸福工程”組委會主任。籌款的第一站，她拿出女兒寄回的500美元：“先墊底，買張辦公桌總得有地方坐吧。”很多朋友勸她保重身體，她笑說：“做事才是最好的康復。”項目七年募集1.84億元，直接幫助數萬名貧困母親自力更生，這個數字在當時不算小；更重要的是，它讓“扶貧先扶母親”成為社會共識。

1997年10月17日，人民大會堂外秋雨淅瀝，被救助的婦女代表排隊合影。一位來自貴州的母親握著王光美的手，激動到顫抖：“要不是您，我家的娃就輟學了。”王光美只是點頭：“把地種好，把孩子教好，比什么都強。”現場很多人流淚，她卻保持一貫的沉靜。

2006年9月，北京305醫院病房，王光美病情突然加重。一天深夜，她輕聲對守在床邊的女兒劉亭亭說：“我還有一件事放心不下。”劉亭亭俯身回道：“幸福工程我來接，您安心。”母女只此一句對話。次月13日凌晨，王光美停止呼吸。靈車駛離醫院時，走廊燈光剛好熄滅又重新亮起，護士低聲念道：“老夫人走得很安詳。”

10月21日，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儀式，沒有哀樂大作，只能聽到工作人員的腳步聲。來自各地的貧困母親自發排隊鞠躬，她們手里的粗布帕子被雨水和淚水打濕。劉亭亭站在人群中宣布：幸福工程不會停。簡短的誓言，沒有煽情，卻讓在場許多人心里一震。

傳奇往事至此落下帷幕。王光美留給后人的，不只是前半生的光環，也不是后半生的坎坷，而是一條清晰的坐標——在國家與家庭的交匯點上，始終把責任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