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有人說，命運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棋局；我卻覺得，它更像1998年夏天廣州的那場暴雨——來得毫無征兆，卻能在頃刻間改變一切。
那年我二十三歲，是廣州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的應屆畢業生，手里攥著一紙派遣證，心里揣著對「外貿」二字模糊而熾熱的向往。
我叫林遠舟，一個從粵北山區走出來的窮學生。
我以為那把傘不過是舉手之勞，卻沒想到，它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一扇通往深淵與黃金并存的大門。
那個中年女人留下的電話號碼，在三個月后，將我卷入了一場關于走私、海關、商業暗戰的驚濤駭浪。
而我，一個只會背單詞的窮書生，必須學會在刀尖上跳舞。
01
1998年7月的廣州，像一口被燒開的蒸鍋。
空氣里彌漫著潮濕和悶熱，天際線被烏云壓得低低的，仿佛隨時都會塌下來。
我站在天河體育中心旁邊的人才市場門口，手里攥著一沓被汗水浸軟的簡歷，看著告示欄上密密麻麻的招聘啟事，心里卻一片茫然。
按理說，在1998年，一個外語專業的本科生，應該是很吃香的。
可現實給了我一記響亮的耳光。
亞洲金融風暴的余波還在肆虐，出口訂單銳減，外貿公司紛紛裁員。
那些曾經在校園里瘋狂搶人的港資、臺資企業，如今連招聘攤位都撤了。
「英語專業？會粵語嗎？會日語嗎？有報關證嗎？有工作經驗嗎？」
每一個問題，都像一把刀，把我的自信一片片削下來。
我在人才市場轉悠了一整天，投出去三十多份簡歷，只換回來兩句「回去等通知」。
這種「等通知」，我太熟悉了——它的意思就是「沒戲」。
下午四點，天終于憋不住了，豆大的雨點砸了下來。
我躲在公交站的雨棚下，看著傾盆大雨把整個城市澆成一片模糊，心里也像被雨水泡爛了一樣。
口袋里只剩下二十三塊錢，是我這個月最后的生活費。
宿舍下個星期就要清退，我連下個月住哪兒都不知道。
雨越下越大，公交站擠滿了躲雨的人。
我縮在角落里，盡量讓自己不那么礙事。
就在這時，一個女人跌跌撞撞地沖進了雨棚。
她大概四十出頭，穿著一身剪裁得體的藏青色套裝，腳上是一雙黑色高跟鞋。
那雙鞋顯然不適合在暴雨天穿——她的一只鞋跟已經陷進了路邊的排水溝縫隙里，整個人踉蹌著，手里的文件袋被雨水打得透濕，幾張紙飄了出來，瞬間被雨水沖走。
「我的報告！」她驚呼一聲，想要去撿，卻被淋得睜不開眼。
周圍的人都往后縮了縮，沒有人上前幫忙。
我猶豫了一秒，還是撐開了我那把已經有些破舊的折疊傘，沖進了雨里。
那幾張紙已經被沖進了水溝，徹底沒救了。
我只能把傘舉到她頭頂，扶著她回到雨棚下。
「沒事吧？」我問。
她狼狽地抹了一把臉上的雨水，胸口劇烈起伏著，顯然還沒從剛才的慌亂中緩過來。
「謝謝你，小伙子。」她喘著氣說，「那幾張紙……算了，回去重新打印吧。」
她低頭看了看自己濕透的衣服，苦笑了一下：「今天真是倒霉透了。」
雨勢絲毫沒有減弱的跡象，公交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過，濺起半人高的水花。
她站在雨棚邊緣，焦急地張望著，顯然是在等出租車。
可在這種天氣，出租車比大熊貓還稀罕。
「您住哪兒？」我問。
「東山口。」她嘆了口氣，「本來約了人談事情，結果對方臨時取消了。我打車過來的，司機把我放在這兒就跑了，說前面路堵死了……」
東山口，離這兒少說也有七八公里。
這雨，一時半會兒停不了。
我看了看手里那把傘，又看了看她濕透的衣服和沾滿泥水的高跟鞋。
「大姐，傘您先拿著用吧。」我把傘遞了過去，「我……我住得近，淋一下沒關系。」
她愣住了，有些難以置信地看著我：「你把傘給我？那你怎么辦？」
「我年輕，扛得住。」我笑了笑，盡量讓自己的語氣顯得輕松，「再說了，這傘也不值錢，您要是覺得過意不去，以后有機會還我就行。」
她盯著我看了好幾秒，目光里有一種我讀不懂的東西。
最后，她接過了那把傘。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兒上學？」她問。
「林遠舟，廣外英語系，今年剛畢業。」
她從濕透的手提包里摸出一張名片，遞給我。
名片也被雨水泡得皺巴巴的，但上面的字還能勉強辨認：「周雅琴，廣州市外貿局，科員。」
「林遠舟，」她念了一遍我的名字，「這傘我先借走了。過兩天雨停了，我還給你。你方便留個聯系方式嗎？」
我把宿舍樓的地址寫在了一張紙上，遞給她。
她小心地收好，撐開傘，走進了雨幕中。
「謝謝你，小林。」她回過頭，沖我點了點頭，「你是個好人。」
然后，她的身影就消失在了白茫茫的雨簾里。
我靠在公交站的柱子上，看著那把傘漸漸遠去，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那是我唯一的傘。
等雨小一點再走吧，我對自己說。
可那場雨，一直下到了半夜。
我是淋著雨回到宿舍的，第二天就發了高燒。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時候，我想，那把傘大概是要不回來了。
一個外貿局的干部，怎么可能真的跑到城中村來還一把破傘呢。
02
三天后，燒退了。
我拖著虛弱的身子，繼續奔波在求職的路上。
結果比我預想的還要糟糕。
唯一給我回復的一家公司，是羅沖圍的一家小型貿易公司，叫「鑫達進出口」。
老板姓吳，四十來歲，滿嘴跑火車，開口閉口就是「我們跟香港那邊關系很硬」「海關那邊都是熟人」。
公司就是一個兩室一廳的民房改的，客廳擺著幾張辦公桌，里屋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樣品。
「英語專業？好，好！」吳老板上下打量著我，眼睛里閃著精明的光，「我們正缺一個能寫英文合同的。底薪八百，提成另算，包一頓午飯。干不干？」
八百塊，在1998年的廣州，只能勉強維持生存。
但我已經沒有別的選擇了。
「干。」我說。
就這樣，我成了鑫達公司的「外貿專員」。
說是外貿專員，其實就是個打雜的。
翻譯合同、陪客戶吃飯、去海關遞材料、幫老板跑腿……什么活兒都得干。
第一周，我就隱約感覺到了不對勁。
公司的「出口業務」，似乎總是游走在灰色地帶。
報關單上的貨物名稱和實際貨物對不上，HS編碼明顯是故意選錯的，發票金額也跟實際成交價差了一大截。
「低報關稅，懂不懂？」吳老板大大咧咧地跟我解釋，「這叫'灰色清關'，行內都這么干。你以為那些大公司的貨是怎么進來的？老老實實交稅？那還賺什么錢？」
我沉默了。
我知道這是違法的，但我更知道，如果我現在辭職，明天就得睡大街。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去。
我白天在公司干活，晚上回到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翻看從舊書攤淘來的《海關法》和《進出口稅則》。
我告訴自己，這只是暫時的，我一定要弄懂這些東西，找到一條正路。
一個月后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翻譯一份「原產地證明」。
那是一份明顯造假的文件——貨物明明是從東莞的工廠出來的，卻要寫成「馬來西亞原產」，就為了享受東盟的關稅優惠。
我的手停在鍵盤上，遲遲敲不下去。
「小林，愣著干什么？趕緊啊！」吳老板在旁邊催促，「這批貨明天就要報關，耽誤了你負責？」
我咬了咬牙，繼續敲鍵盤。
就在這時，公司的門被人從外面推開了。
進來的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女人，穿著一件淺灰色的連衣裙，手里拿著一把黑色的折疊傘。
那把傘，我一眼就認出來了——雖然傘面已經舊得有些褪色，但傘把上那道被我用小刀刻上去的「林」字，清晰可見。
是她。
公交站那個淋雨的女人。
「小林？」她也認出了我，臉上露出驚訝的表情，「你在這兒工作？」
吳老板立刻湊了上來，滿臉堆笑：「哎呀，這位是……？」
「哦，我是外貿局的，周雅琴。」她隨口說了一句，目光卻始終停留在我身上，「路過這邊辦點事，順便來還個傘。」
外貿局？
吳老板的笑容僵了一瞬，隨即變得更加殷勤：「周科長大駕光臨，真是蓬蓽生輝！來來來，請坐，喝茶喝茶！」
周雅琴沒有理會他，而是走到我面前，把那把傘放在我的桌上。
「林遠舟，」她壓低聲音，「出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
我跟著她走出了公司，來到樓道里。
她靠在欄桿上，點燃了一根煙，深深吸了一口。
「你怎么會在這種地方？」她開門見山。
「找不到別的工作。」我苦笑，「能有個地方收留，已經不錯了。」
「你知道這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嗎？」她盯著我的眼睛。
我沉默了。
「低報、瞞報、偽造原產地……」她一樣一樣數出來，「這些事，你都參與了？」
我的臉漲得通紅。
「我只是……翻譯文件。」我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
「翻譯文件？」她冷笑了一聲，「你翻譯的每一份假文件，都是走私鏈條上的一環。你以為你的手是干凈的？」
這句話，像一把刀，狠狠地扎進了我的心里。
我想辯解，卻發現自己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因為她說的，是事實。
周雅琴吐出一口煙，目光變得復雜起來。
「我不是專門來找你的。」她說，「但既然碰上了，我就多說一句——這家公司，遲早要出事。你要是還想有個前途，趁早離開。」
「可是……」我張了張嘴，「我沒有別的地方可去。」
她沉默了一會兒，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下一串數字。
「這是我丈夫的電話。」她把紙條遞給我，「他在海關緝私處工作。你要是真想做外貿這行，三個月后打這個電話。記住，三個月后。」
三個月后？
我愣住了：「為什么是三個月后？」
周雅琴沒有回答，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好好想想，你到底想要什么。」
說完，她掐滅煙頭，轉身離開了。
我站在樓道里，攥著那張寫滿數字的紙條，心里亂成一團麻。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第二天，鑫達公司被海關緝私局查封了。
吳老板連夜跑路，公司賬戶被凍結，我連最后一個月的工資都沒拿到。
我拎著自己的東西，站在貼滿封條的辦公室門口，想起周雅琴昨天說的話：「這家公司，遲早要出事。」
她是怎么知道的？
或者說——她本來就是來「辦事」的？
無論如何，我失業了。
而口袋里那張紙條，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03
接下來的日子，比之前更難熬。
我搬出了城中村的出租屋，住進了更便宜的地下室。
每天的生活，就是泡面、白開水、在街頭巷尾找零工。
搬貨、發傳單、在夜市幫人看攤……什么活兒都干。
唯一沒變的，是我每天晚上都會翻看那本從舊書攤買來的《海關法》。
不是為了別的，就是不想讓腦子閑下來。
三個月的時間，像一道漫長的刑期。
我無數次想撥打那串號碼，又無數次放下了電話。
周雅琴說「三個月后」，一定有她的道理。
我不能讓自己顯得太急切，太卑微。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時間想清楚一件事——我到底想要什么？
在鑫達的那段日子，讓我見識了外貿行業最黑暗的一面。
低報、瞞報、陰陽合同、行賄海關……這些手段，幾乎是公開的秘密。
我厭惡這些東西，但我也清楚，想要在這個行業立足，光有英語是不夠的。
我需要懂報關、懂稅則、懂HS編碼、懂海關法規。
我需要找到一條「正路」。
三個月后的那天早上，我洗了一個澡，換上自己最體面的一件白襯衫，走進了街角的公用電話亭。
我撥通了那串號碼。
電話響了三聲，那邊接起來了。
「喂？」是一個男人的聲音，威嚴而疏離。
「您好，我是林遠舟。」我的聲音有些發緊，「周雅琴周姐給了我這個號碼，讓我三個月后打給您。」
電話那邊沉默了幾秒。
「哦，我想起來了。」那個男人說，「那個借傘的小伙子。」
「是的。」
「你現在在做什么？」
「……待業。」我老實回答。
又是一陣沉默。
「明天下午三點，黃埔海關家屬院，7棟302。」他說，「不要遲到。」
然后，電話掛斷了。
我攥著話筒，心跳如鼓。
第二天下午兩點半，我就到了黃埔海關家屬院門口。
這是一個軍事化管理的小區，門口有崗亭，進出都要登記。
我報上了「7棟302」的門牌號，門衛打了個電話進去，才放我進去。
小區里很安靜，綠樹成蔭，一排排紅磚小樓整齊地排列著。
走在里面，能聞到一股淡淡的桂花香。
我找到了7棟，爬上三樓，在302室門口深吸了一口氣，敲了敲門。
門開了。
開門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身材瘦削，目光銳利得像鷹。
他穿著一件白色的圓領T恤，腳上是一雙老式的回力球鞋，渾身上下沒有任何多余的裝飾。
但就是這樣一個樸素的男人，站在那里，就有一種讓人不敢造次的威壓感。
「林遠舟？」他上下打量著我。
「是我。」
他側過身，讓我進去：「進來吧。我叫鄭國平。」
屋里的陳設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簡陋。
一張舊沙發，一臺老式的彩色電視機，墻上掛著一幅「寧靜致遠」的書法。
茶幾上擺著一壺茶，茶杯的邊緣有些缺損。
「坐。」鄭國平指了指沙發。
我拘謹地坐下，屁股只敢沾一半。
他給我倒了一杯茶，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靠在對面的椅子上，盯著我看。
那目光像是在打量一件貨物，冷靜、審視、不帶感情。
「你之前在哪兒工作？」他開門見山。
「一家小貿易公司，叫鑫達進出口。」我如實回答。
「鑫達？」他的眉毛挑了一下，「那家公司，上個月被我們查封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你知道他們是做什么的嗎？」他問。
「……知道。」
「你參與了嗎？」
我低下頭，沉默了好幾秒。
「我……我翻譯過一些文件。」我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原產地證明、報關單……」
鄭國平沒有說話。
沉默在空氣中彌漫，像一只無形的手，掐住了我的喉嚨。
「你知道，」他終于開口，聲音冷得像冰，「你翻譯的那些'文件'，是什么性質嗎？」
「我知道。」
「那你為什么還要做？」
我抬起頭，看著他的眼睛：「因為我沒有別的選擇。」
鄭國平冷笑了一聲：「沒有別的選擇？這就是你給自己找的借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著我說道：「林遠舟，我太太心善，那天淋雨回來，一直念叨你這個借傘的小伙子。說你是個'好人'，讓我有機會幫幫你。」
他轉過身，目光如炬：「但我這里不是慈善機構，也不是扶貧辦。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這句話，像一根針，扎進了我的心里。
原來，這個世界的規則，從來都是一樣的。
「你想做外貿？」鄭國平問。
「是。」
「憑什么？」
「憑我的英語，憑我愿意學，憑……」我頓了頓，「憑我不想再走歪路了。」
鄭國平盯著我看了很久，久到我幾乎要支撐不住。
最后，他嘆了口氣。
「這樣吧，」他說，「黃埔港那邊有家報關行，叫'永信'，正缺一個跑單的。每天在海關、船務公司、貨代之間來回跑，遞材料、蓋章、排隊。一個月六百塊，風吹日曬，又臟又累。你愿意干嗎？」
從一個貿易公司的「外貿專員」，到一個報關行的「跑單員」。
六百塊，比之前還少兩百。
我攥緊了拳頭。
「我干。」
04
黃埔港的碼頭，是我見過的最繁忙的地方。
巨大的集裝箱像積木一樣堆成山，龍門吊在空中緩緩移動，重型卡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進駛出，汽笛聲、喇叭聲、吆喝聲混成一片。
空氣中彌漫著柴油味、海腥味和貨物的霉味。
「跑單員」是這個生態系統里最底層的存在。
每天早上七點，我就要趕到報關行，領取當天需要處理的單據。
然后，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海關大樓、海關監管倉庫、船務公司、貨代公司之間來回穿梭。
遞材料、蓋章、排隊、催單、補材料、再蓋章、再排隊……
一天下來，少說要跑上七八趟，腳踏車的輪胎被曬得發軟，我的后背被汗水浸透。
最難熬的是在海關大廳排隊。
那里永遠人滿為患，每個窗口前都排著長長的隊伍。
夏天沒有空調，風扇吹出來的都是熱風，聞著周圍各種混雜的汗味，我經常有種要窒息的感覺。
有時候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好不容易輪到你了，窗口的工作人員看一眼材料：「格式不對，重填。」
然后，從頭再來。
我從來沒有抱怨過。
因為我知道，這個位置雖然卑微，卻能讓我接觸到外貿的全流程。
報關單怎么填、HS編碼怎么歸類、關稅怎么計算、哪些貨物需要商檢、哪些需要許可證、查驗是什么流程、放行是什么流程……
這些東西，在學校里學不到，在貿易公司也學不到，只有真正趴在最底層，才能看得清楚。
我白天跑單，晚上回到出租屋里，翻看那本已經被我翻爛的《海關法》和《進出口稅則》。
稅則是一本磚頭一樣厚的書，密密麻麻都是數字和代碼。
每一種商品，都有一個對應的HS編碼。
編碼不同，稅率就不同，適用的政策也不同。
差一個數字，可能就是天壤之別。
我開始把白天接觸到的真實案例，和書上的條文對照起來。
漸漸地，那些枯燥的數字，在我眼里變得鮮活起來。
我開始能一眼看出報關單上的漏洞，開始能判斷某個HS編碼是否合理，開始能預判海關可能會在哪個環節設卡。
報關行的老板姓陳，是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在碼頭混了一輩子，什么風浪都見過。
他最開始對我沒什么印象，畢竟跑單員來來去去，能干滿一個月的都不多。
但兩個月后，他開始注意到我了。
因為我跑單的效率越來越高，出錯率越來越低。
別的跑單員一天跑五單，我能跑八單，還幾乎不出錯。
「小林，」有一天，陳老板把我叫到辦公室，「你小子是不是學過這行？」
「沒有。」我說，「我就是每天晚上看書。」
「看書？」他瞪大了眼睛，「看什么書？」
我從包里掏出那本已經快要散架的《進出口稅則》：「這個。」
陳老板愣住了。
他從業三十年，還是第一次見到有跑單員會去啃這種「天書」。
「你……你真能看懂這東西？」
「差不多吧。」
他沉默了好一會兒，然后從抽屜里拿出一份報關單，扔在我面前。
「這單有問題，但我看不出來。你來看看。」
我拿起報關單，仔細看了一遍。
這是一批從德國進口的機械設備，申報的HS編碼是「8479.89」——其他未列名的機器。
我皺了皺眉。
「這個歸類有問題。」我說，「根據貨物描述，這應該是一臺自動貼標機，正確的編碼應該是'8422.30'——裝瓶、封口及貼標簽機器。這兩個編碼的稅率差了五個百分點，海關如果查驗，肯定過不去。」
陳老板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他抓起電話，打給了貨主，一番確認之后，臉色變得非常精彩。
「還真讓你說對了。」他放下電話，看我的眼神完全變了，「從明天起，你不用跑單了。我給你漲到八百，你來幫我審單。」
就這樣，我從跑單員變成了審單員。
工作內容是在報關行接單之前，先對貨主提交的材料進行審核，確保沒有明顯的錯誤和漏洞。
這個位置，讓我能接觸到更多的案例，學到更多的東西。
三個月的時間，我審核了上千份報關單，處理了幾十個疑難雜癥。
我的名字，開始在碼頭的報關員圈子里傳開了。
「永信那個小林，年輕是年輕，但確實有兩把刷子。」
而我知道，真正的考驗，還沒有開始。
05
轉機發生在第四個月。
那天下午，我正在審核一批從德國進口的機械設備的報關材料。
貨主是一家臺資企業，叫「宏達精密制造」，老板姓蔡，在東莞開了三家工廠，是我們報關行的大客戶。
這批設備的申報價值高達兩百萬美元，光關稅就要交幾十萬人民幣。
我翻看著材料，眉頭越皺越緊。
問題太多了。
HS編碼歸類有爭議，合同金額和發票金額對不上，原產地證明的格式也不對……
最要命的是，這批設備里有幾臺「CNC加工中心」，根據當時的政策，屬于進口許可證管理的商品。
但貨主提供的材料里，根本沒有許可證。
「陳老板，」我把材料拿給他，「這單有問題，不能接。」
陳老板看了一眼，臉色變了：「這可是蔡老板的單子，我們行里的大客戶。你確定？」
「確定。」我說，「沒有進口許可證的CNC加工中心，就是走私。海關查到了，我們報關行也要吃掛落。」
陳老板沉默了。
他在這行干了一輩子，當然知道我說的是對的。
但他也知道，得罪了蔡老板這樣的大客戶，報關行的日子會很難過。
「我跟蔡老板解釋一下吧。」他嘆了口氣，「你說得對，這單不能接。」
然而，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
第二天，陳老板被請去「喝茶」了。
請他的人，是黃埔海關緝私處的一個副處長。
兩個小時后，陳老板回來了，臉色煞白。
他把我叫到辦公室，關上門，壓低聲音說：「小林，出大事了。」
原來，那批德國設備的事情，已經被海關盯上了。
不是因為我們拒絕接單，而是因為——宏達精密的蔡老板，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被海關緝私局立案調查了。
他被舉報走私電子元器件，涉案金額高達兩千萬。
而那批德國設備，只是冰山一角。
更要命的是，海關在調查中發現，蔡老板之所以能長期「灰色清關」，是因為他在海關內部有「保護傘」。
而這個「保護傘」，據說……和鄭國平有關系。
「鄭國平？」我愣住了，「緝私處的鄭處長？」
「不是他本人。」陳老板搖了搖頭，「但他以前帶過的一個徒弟，現在在負責這個片區的監管。據說蔡老板每個月都給那人送'茶葉費'。」
我的心沉了下去。
鄭國平是周雅琴的丈夫，也是間接把我介紹到這個行業的人。
如果他跟走私案扯上關系……
「小林，」陳老板盯著我，「我知道你跟鄭處長有點淵源。現在這事兒，你最好離遠點，別沾邊。」
我點了點頭，但心里卻在想另一件事。
鄭國平到底是什么樣的人？
他是那天在家里冷冰冰地教訓我「不收好人，只收有用的人」的嚴厲長輩？
還是一個跟走私集團暗中勾連的腐敗官員？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我需要搞清楚。
三天后，我接到了一個電話。
「林遠舟？」是鄭國平的聲音，「明天下午，老地方。」
電話掛斷了。
第二天下午，我準時出現在了黃埔海關家屬院7棟302室門口。
這一次，開門的是周雅琴。
「小林，進來吧。」她的臉色有些疲憊，「老鄭在等你。」
我走進客廳，看到鄭國平坐在沙發上，面前的茶幾上攤著一堆文件。
「坐。」他指了指對面。
我坐下，目光落在那些文件上。
都是些復印件，有報關單、有發票、有銀行流水……
「認識這些東西嗎？」他問。
我仔細看了幾眼：「宏達精密的案卷？」
「你倒是眼尖。」他淡淡地說，「聽說你拒絕了給他們做那批德國設備的報關？」
「是。」
「為什么？」
「沒有進口許可證，HS編碼歸類也有問題。」我說，「接了就是幫人走私。」
鄭國平盯著我看了幾秒，然后點了點頭。
「很好。」他說，「你小子，確實學了點東西。」
他站起身，走到窗邊，背對著我說道：「林遠舟，我問你一個問題。」
「您說。」
「宏達精密的蔡老板，被舉報走私電子元器件，涉案兩千萬。但他的辯護律師聲稱，那批貨物是'半導體器件'，不是'集成電路'，不需要進口許可證，海關的認定是錯誤的。」他轉過身，目光如炬，「你怎么看？」
我愣了一下。
這是一個技術性很強的問題，涉及到HS編碼的歸類和相關政策的解讀。
「能讓我看看案卷嗎？」我問。
鄭國平把茶幾上的文件推到我面前。
我花了半個小時，仔細翻看了那些報關單、發票和商檢報告。
貨物的描述是「電子元器件，型號：ABC-123，用途：手機主板」。
海關的認定是「HS8542.31——集成電路」，關稅是0%，但需要進口許可證。
蔡老板的辯護律師主張應該歸入「HS8541.29——半導體器件」，關稅5%，不需要許可證。
沒有許可證進口需要許可證的商品，就是走私。
如果歸類錯誤，整個案子就要翻盤。
我閉上眼睛，在腦海里快速檢索著這幾個月學到的所有知識。
「我需要一點時間。」我說，「能給我一個晚上嗎？」
鄭國平看著我，似乎在評估什么。
「好。」他說，「明天上午十點之前，給我一個答案。」
那天晚上，我沒有睡覺。
我把手頭所有能找到的資料都翻了一遍——《進出口稅則》《HS編碼歸類總規則》《WTO信息技術協議》……
一直到凌晨四點，我終于找到了突破口。
關鍵在于——「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器件」的定義，在WTO框架下進行了更新。
海關的認定依據的是1992年的舊標準。
但根據1997年中國簽署的《WTO信息技術協議》，對這類產品的分類標準已經發生了變化。
按照新標準，這批貨物確實更接近「半導體器件」，而不是「集成電路」。
但問題是——新標準和舊標準之間存在銜接的模糊地帶，而且目前還沒有正式的法規文件明確這一點。
換句話說，蔡老板的辯護律師抓住了一個真實存在的法律漏洞。
可這真的意味著他是「被冤枉」的嗎？
我繼續往下挖。
在商檢報告的附件里，我發現了一份隱藏很深的技術參數表。
上面記錄的芯片參數，跟報關單上申報的「型號」完全對不上。
申報的是低端的二極管，實際進口的卻是高端的CPU芯片。
這不是「歸類爭議」的問題。
這是赤裸裸的「低報品名、瞞報規避」。
蔡老板不是被冤枉的。
他是一個老練的走私犯，用一個真實的法律漏洞作為掩護，企圖蒙混過關。
而他的辯護律師，正在利用海關對新標準不熟悉的弱點，試圖翻盤。
如果我把這個分析告訴鄭國平……
我會成為這個案子的關鍵證人。
但我也會徹底得罪蔡老板，以及他背后那張盤根錯節的關系網。
我想起鄭國平在第一次見面時說的話——「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現在，是證明自己「有用」的時候了。
06
第二天上午十點，我準時出現在了鄭國平的辦公室。
這一次，不是在他家里，而是在海關緝私處的正式會議室。
房間里除了鄭國平，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個是面容嚴肅的中年女性，自稱是緝私處的科長；另一個是戴著金絲眼鏡的年輕人，手里拿著錄音筆。
「林遠舟，」鄭國平開口了，「說說你的結論。」
我深吸一口氣，把那份熬了一夜寫出來的分析報告放在桌上。
「結論是——蔡老板的辯護律師，只說對了一半。」
我把報告翻到第一頁：「關于'半導體器件'和'集成電路'的歸類爭議，確實存在。海關沿用的是1992年的舊標準，而根據1997年中國簽署的WTO信息技術協議，分類標準已經更新。從這個角度看，蔡老板的貨物，確實有可能被歸入'半導體器件'。」
鄭國平的眉頭皺了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海關認定有問題？」
「不是。」我搖了搖頭，翻到報告的第二頁，「因為這批貨物真正的問題，不在歸類，而在品名。」
我指著那份商檢報告的附件：「請看這里。報關單上申報的貨物是'二極管，型號ABC-123'，但商檢報告附件里記錄的芯片參數——頻率、功耗、封裝尺寸——跟ABC-123完全對不上。根據這些參數，這批貨物實際上是高端的CPU芯片，市場價值至少是申報價值的十倍。」
會議室里陷入了沉默。
「換句話說，」我繼續說道，「蔡老板不是在'歸類爭議'上鉆空子，而是在'品名申報'上做手腳。他用一個真實的法律漏洞作為掩護，把走私的本質問題掩蓋掉了。辯護律師拋出'歸類爭議'的煙霧彈，就是想讓海關陷入技術細節的爭論，從而忽略真正的問題。」
「你怎么發現的？」那個中年女科長問。
「我仔細比對了商檢報告和報關單。」我說，「申報的型號和實際參數不符，這在正常貿易中是不可能出現的。除非——有人故意造假。」
鄭國平站起身，走到我面前，盯著我看了很久。
「林遠舟，」他的聲音很沉，「你知道你在說什么嗎？」
「知道。」
「你知道蔡老板背后站著誰嗎？」
「我不知道。」我直視著他的眼睛，「但我知道，法規就是法規。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鄭國平盯著我，眼神里有一種我讀不懂的東西。
過了很久，他突然笑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笑。
「好。」他說，「很好。」
他轉向那個戴金絲眼鏡的年輕人：「把林遠舟的分析整理一下，作為補充證據提交。」
然后，他看向我：「林遠舟，后天上午，這個案子要開聽證會。蔡老板請了香港最頂尖的律師。如果你的分析是對的，我需要你作為技術證人，出庭作證。」
我的心跳陡然加速。
「我……可以嗎？」
「不是'可以'。」鄭國平的目光銳利如刀，「是'必須'。你敢嗎？」
我想起了四個月前，在那間簡陋的客廳里，他說的那句話——「我不收好人，我只收有用的人。」
現在，到了證明自己的時候了。
「我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