鄔峭峰：左右手的擺放

四十多年前，母校中文系的男生，住在第一宿舍。底樓內廊北端，有小門，推開，門外兩米內的蒿草旺盛得極妖，應是月黑風高下常有人圖了快捷。此地，土層深厚，各路根系走得也遠，異味的消解能力超強。我曾問過本篇男主大其，當年是否也助推過那些草葉的瘋長？他笑著說，無論是否，眼下概無旁證。

大其1954年出生，上海1969屆中學生，江西插兄，專業職銜一級作家。我沒想過要把鄰班的他當作話題，但一年前，他不幸中風，出醫院就住進了閔行一家有康復治療功能的福利院。我去探望過他，從落下后遺癥的大其及其周圍的垂垂老者身上，獲得一些領悟。

學長病了，寫他，怕不妥當。我在電話里對他夫人說，若你反對，就不寫了。大其夫人是一名詩人，當年母校詩社，大其是領袖之一，被他鉚定的小學妹，應屆來自重點中學，是詩社之花。周圍那些青睞她的同齡人，縱有年歲優勢，且才華奕奕，但他們的光芒被大其遮蔽。大其同樣富有才情，要緊的是，還多了一種成熟男人才有的分量感。貌美的學妹，后成大其夫人，是再自然不過的。現在面對本人作文申請的，是約四十年后的大其夫人。她說，他不反對，就沒問題。

訪客在福利院大門口登記時，保安會提供一把主樓大門鑰匙，這是為防止療養中的老人溜號。我和老朱不約而同想到，某一天，我倆也可能成為屢次開溜未遂而神情失望的老人。

進入室內的閱覽空間，遠遠看見大其面對靠墻的一排長桌，孑然坐在輪椅上冥想。閔行的秋陽穿透南側大塊玻璃，富有溫感地覆蓋住他。大其刮過臉，儀容整潔，像正沉浸于某個課題。走近，老朱問他是否記得我，大其的語言能力尚未恢復，右手也不能握筆，他以左手執筆在筆記簿上寫下我的姓氏，字體工整。桌面上，有一部長篇小說，一部有關詩歌的論文合集，這些是他的部分著作。翻開的筆記簿上寫有四個字：主力監測。患病前，大其就熱衷證劵，此刻或在回顧往日的博弈。

老朱，也是同屆中文系學長，生于1952年。以往，在各種場合，大其每見老朱必稱朱局。該稱謂本無不妥，但從大其嘴里說出，便成一款交深言淺的打趣。老朱常弱弱一笑，成全大其的開心。

現在，輪椅上的大其注視著老朱，眼眸里有孩提般的愉快。他或明白，此生，老朱是對他最友善的大學同學。本次，沒見大其動用朱局這個稱呼，那種親密的方式，已屬過往？我確實不希望如此。

大其雖不能說話，情緒倒并不低沉。突然，他挺起胸板放聲哼起歌曲，沒有歌詞。明顯，大其是把五六首歌曲的旋律攪拌在一起輸出的。你剛聽到《紅旗頌》的調調，他嘴里已有《洪湖水浪打浪》的味道，接著又扎向《烏蘇里船歌》或《紅星照我去戰斗》了。聽者不笑也難，但我和老朱都看見淚水在彼此鼻側靜靜滑落。一群常駐的垂垂老者，動作遲緩地圍了過來，陽光把他們的身影投射在墻上。各式各樣的老先生，都笑著，但大多并不清楚自己和他人因何而笑。

老朱提議我和大其拍張合影，大其對中風后右手落下的形狀，是不滿的。按快門前，我想拉過他的左手，合在右手上面，大其懂的，極配合。他的左臂也有些僵硬，我幫著他發力，讓左手盡量伸過來，以完整地覆蓋形狀欠佳的右手。

沒有語言交流，三人笑咪咪地坐了很久。

我們有個共識，如果把初生看得絢爛，也應對其他的生命階段和景象予以平和的接納。說是這么說，真要把生命的無常視若平常，其實很難。無論如何，你的悲憫之心會在暗中顫栗，并影響理性。

跨出福利院大門，我和老朱選擇先步行一段。

記憶去了1981年寒假，我沒有回家。那幾天極冷，我是擅自把上鋪同學的被子，加蓋在我的被子上的，他回安徽金寨了。

凌晨，我還在五百綠格的稿紙上謄寫，有斯文的敲門聲，來人上身只穿本白色圓領棉毛衫，雙臂交護胸前，凍得嘴里嘶嘶作響，此人正是大其。他從廁所返回，宿舍門被風關上了，里面沒人。他決定到我這里先過一夜。他鉆進我指定的蚊帳，蓋好被子后，奇怪地把自己褲腰上的皮帶解下來，束縛在棉被的尾端，像是為了保暖。這讓我想到，他在江西鄉村的那幾年，或許冬夜睡在很冷的土屋里，連人體自產的那么一丁點熱量都舍不得揮霍。

他用皮帶箍住棉被尾部的畫面，以及剛才他盡力用左手遮掩右手的畫面，無不表明在任何狀態下，大其都極其細膩地珍愛著自己。

語言和行動能力遭到破壞，對大其而言，傷害嚴重；但在他身上看不到頹唐。可以感受到有種天賜的剛性，支撐著他的平衡和淡定。我和大其相識于1978年，沒想到，四十多年后，彼此會以這樣的方式見面。記得1981年，大其曾寫過如下詩句：

“我是山，我，

不能不是一柄巨劍。”

我和老朱在一家飯館坐下，老朱提議喝點白酒。

原標題：《鄔峭峰：左右手的擺放》

欄目編輯：郭影

文字編輯：華心怡 蔡瑾

本文作者：鄔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