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這句話乍一聽好像是句廢話,誰不認自己是誰?
但是轉過頭來看一看歐洲就明白了,一些語言和文化差異可能遠小于我國南北方的地方,在歐洲卻是作為獨立主權國家而存在的。
中國民族眾多,各地方的方言迥異,南方一些省份的地方甚至隔了一個鎮講的話就不一樣了,可奇怪的是,無論說哪種方言的人,都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我是中國人。
這便引出了一個讓許多外國朋友感到困惑的問題:為什么在幅員遼闊、文化多樣的中國,人們對“中國人”這一身份的認同如此牢固和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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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個問題,不能只看現在,得把目光投向幾千年的歷史長河。
中國的首次統一起點并非秦始皇的千軍萬馬,而是一種更早、更深層的觀念——“大一統”思想的萌芽。
早在三千年前的西周時期,“天下”的概念就已經出現。
周天子被認為是“天之元子”,代表天統治著“溥天之下”的土地和人民。
這種將世界視為一個整體、需要一個中心來統領的觀念,像一顆種子埋在了中國文化的土壤里。
后來儒家學者更明確地提出“大一統”,認為這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老百姓在經歷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戰亂后,也深深渴望“定于一”的安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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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秦完成了統一中國的偉業,秦朝雖然短命,但它打下的制度框架影響深遠,因為它確立了一個觀念:天下可以是一個整體,而且這個整體應該由一個中心來治理。
后來漢朝接棒,把這套理念用儒學包裝起來,變成了一套有道德支撐的政治秩序。
這個時候,“中國”不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種文明秩序的代名詞。
誰掌握了這套秩序,誰就代表“中國”。
哪怕你原本是邊疆部族,只要接受這套規則,推行禮樂制度,尊孔讀經,那你也可以是正統。
反過來,如果你占據中原卻不施仁政,不守禮法,那就算你坐了龍椅,也被視為“僭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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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邏輯,在歷史上反復上演。
五胡亂華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這些族群紛紛入主中原,但他們沒有試圖另立新國,而是爭相宣稱自己繼承了華夏正統。
北魏孝文帝甚至主動漢化,遷都洛陽,改姓元氏,穿漢服,說漢語,目的就是要證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中國”。
到了唐朝,出身關隴集團的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鮮卑血統,但沒人質疑他們是中國人,因為他們在文化上完全融入了中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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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雖然軍事上弱勢,但在文化輸出上極強,周邊的遼、金、西夏、高麗、日本都以學習宋朝制度為榮。
哪怕打仗打得你死我活,文化上還是認這個“中國”的招牌。
元朝和清朝更是典型,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雖然一開始對漢人實行等級制度,但很快就開始修史、開科舉、設行省,試圖把自己納入中國王朝的譜系里。
清朝就更不用說了,滿清入關后迅速接管了明朝的官僚體系,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個個熟讀四書五經,親自批注經典,還組織編纂《四庫全書》。
他們不是在消滅中國文化,而是在爭奪對“中國”解釋權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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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為如此,滿清滅亡后,民國和后來的新中國也都沒有把清朝視為外來政權,而是將其納入中國歷史的正統序列之中。
這種包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里,尤其是歐洲,極為罕見。
歐洲為什么做不到這一點?根本原因在于他們的政治邏輯不一樣。
歐洲自羅馬帝國分裂后,再也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政權,中世紀的神圣羅馬帝國名不副實,教皇和國王互相掣足,各地領主各自為政。
到了近代,歐洲民族國家興起,語言、宗教、歷史記憶成了劃分“我們”和“他們”的主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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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人之所以是法國人,是因為說法語、信天主教、經歷過大革命;德國人之所以是德國人,是因為說德語、有共同的日耳曼傳統。
一旦這些要素出現差異,認同感就容易斷裂。
比如比利時,北部講荷蘭語,南部講法語,兩邊在文化、經濟、政治上長期對立,差點就分家了。
再比如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有自己的語言和歷史敘事,一直鬧獨立。
這些在歐洲被視為正常現象,但在中國人看來就有點不可思議,不都是一個國家,至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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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之所以會這么想,是我們不以語言、血緣、地域作為首要標準,而是看是否認同這套文明秩序。
廣東人講粵語,福建人講閩南話,新疆人講維吾爾語,但只要接受國家法律、尊重歷史文化、參與公共生活,就是中國人。
這種認同不是排他的,而是開放的、動態的。
你今天可能來自邊疆,明天通過科舉進入中央,后天你的后代就成了“中原士族”,這種流動性,讓“中國人”的身份具有極強的吸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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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多少游牧民族、山地部落、海外移民,最終都融入了這個共同體,不是因為他們被同化了,而是因為他們主動選擇了加入這個文明體系。
現代中國也延續了這一傳統,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
這種制度設計既保障了國家統一,又尊重了地方特色。
所以你去云南,能看到傣族潑水節熱熱鬧鬧;去內蒙古,能聽到蒙古長調悠揚婉轉;去西藏,寺廟香火不斷,信眾虔誠。
這些都不是“被允許”的文化表演,而是真實存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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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一些人總喜歡用他們的民族國家模型來套中國,結果越套越糊涂。
因為他們不明白,中國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文明型國家”。
我們的國家認同,建立在五千年的文明積淀之上,而不是近兩百年的民族建構之上。所以我們可以包容差異,可以在多元中求統一,可以在變化中守根本。
這種模式或許不適合所有國家,但對中國來說,它是歷史的選擇,也是現實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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