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兒得從1950年春天說起,北京城那會兒還凍得人直哆嗦。
清華園里,一間書房塞滿了舊書和圖紙,一個女人正趴在桌上畫圖,咳得厲害。
這女人是林徽因,肺病把她折磨得只剩一把骨頭,可她手里的筆穩得很。
燈光昏黃,照著她那張沒啥血色的臉,她畫的不是什么風花雪月的亭子,而是一個剛滿周歲的國家的臉面——國徽。
這活兒,不是畫著玩的,是跟閻王爺搶時間,也是在回答一個時代的問題。
新中國這棟大房子蓋起來了,可門臉上連個牌匾都沒有。
得趕緊弄個像樣的圖樣出來,讓四萬萬人都認,也讓全世界都看看,咱中國人到底站起來是個什么精氣神。
話說回來,這事兒早就張羅開了。
建國那陣子,中央就發了話,全國征集國徽圖稿。
要求就十二個字,硬邦邦的:“中國特征、政權特征、工農聯盟”。
話不多,分量千斤重,給這新國家的“臉”定下了調子。
一下子,全國各地的稿子跟雪片似的飛到北京,九百多份,啥樣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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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熱情高是真高,可畫出來的東西,就有點五花八門了。
有人還想著老皇歷,畫了個龍啊鳳的,評審的人一看就給斃了,說這是封建王朝那套,不行。
有人腦子直,就把五角星跟齒輪擱一塊兒,又被說太干巴,沒嚼頭。
更多的是那種不中不洋的,要么學蘇聯老大哥,畫鐮刀錘子,要么就堆上一堆祥云、仙鶴,看著亂糟糟的,不知道想說啥。
這九百多份圖稿,堆在那兒,看著熱鬧,其實挺愁人的。
它說明一個問題:大伙兒都愛國,但這愛國的心氣兒,跟能拿得出手的設計本事,中間還差著十萬八千里。
日子一天天過,天安門城樓上還掛著開國大典時那個臨時的會徽,總不是個事兒。
這新中國,急著要一個能鎮得住場面、經得起琢磨的永久標志。
眼瞅著“海選”沒戲,上頭決定換個玩法,不搞群眾運動了,直接找頂尖高手“命題作文”。
這么一來,兩撥人馬就浮出了水面,代表了當時中國設計界的兩座山頭。
一撥是中央美院的張仃他們。
這幫人是跟著革命隊伍一路畫過來的,畫宣傳畫、畫年畫是他們的拿手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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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筆桿子,沾的是槍炮的硝煙和土地的泥巴,畫出來的東西,顏色火辣辣的,線條硬邦邦的,瞅一眼就讓人熱血沸騰。
在他們看來,國徽就得像一面戰旗,一聲口號,簡單直接,讓大字不識一個的老百姓也能一眼看明白,跟著激動。
另一撥,就是清華大學營建系的梁思成和林徽因。
這對夫妻,一輩子都在跟中國的古建筑打交道,滿腦子都是斗拱、瓦當、青銅器上的花紋。
他們說話,都帶著一股子書卷氣。
他們覺得,國徽不能光吼,得有內涵,得像一本厚厚的史書,把五千年的家底都濃縮進去,得莊重、得典雅,得有那種不動聲色的力量。
于是,一場沒動刀槍的“比武”,就在中央美院和清華園的設計室里悄悄開場了。
這不光是兩種畫風在打架,更是兩種心思在碰撞:這個新生的國家,到底是該亮出革命的肌肉,還是該披上文明的錦袍?
對林徽因來說,這可能是她這輩子最后一次為國家干的大事了。
她的身體已經垮了,肺癆讓她連大聲說話都費勁。
可她一頭扎進了故紙堆里,從商周的銅鼎,到漢唐的石碑,翻了個底朝天,就想給這個年輕的共和國,找一個古老又貴氣的“魂”。
最后,她把寶押在了一樣東西上——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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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不是她隨手抓來的。
在她心里,這塊圓圓的玉,講究大了去了。
首先,老祖宗在《周禮》里就說了,“以蒼璧禮天”,這是祭天用的寶貝,代表國家一統,敬天法祖。
其次,古人說君子“比德于玉”,玉代表的是和平、是信義,正好是一個新國家立身的根本。
最后,它那個圓乎乎的形狀,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正象征著全國人民大團結。
想好了骨架,林徽因就開始往上添肉。
她把革命的符號和傳統的美學,像和面一樣揉在了一起。
最中間,一顆紅彤彤的五角星,告訴所有人,這國家是誰在領著走。
玉璧外頭,繞著一圈飽滿的麥穗稻禾,每一顆谷子都被她畫得像是要爆開一樣,象征著養活所有人的工農大眾和這片肥沃的土地。
那圈邊的花紋,她用了漢代瓦當上“長樂未央”的圖案,盼著國家能長久安穩,好日子沒個頭。
這份設計稿,是林徽因咳著血畫出來的,把中國老祖宗的美學,用一種全新的方式給盤活了。
稿子畫出來,先給一幫文化人看,大家一看,都拍案叫絕,覺得這東西太雅了,太有分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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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問題是,這玩意兒一旦走出書齋,拿到大庭廣眾之下去,一個要命的問題就來了。
在一次評審會上,有人提了個問題,直戳林徽因方案的軟肋:“梁先生,林先生,你們這個玉璧,讀書人、文化人知道是好東西,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工人、農民,他們認得這是個啥玩意兒嗎?”
這句話,像一盆冷水,把所有人都澆醒了。
是啊,1950年的中國是什么樣子?
絕大多數人還不識字,報紙都看不明白,你整個這么文縐縐的東西,誰懂啊?
一個國家的標志,首要任務不是讓專家點頭稱贊,而是得讓田間地頭的農民、工廠里的工人,一眼就能認出來,心里能跟著熱乎起來。
那個時候的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能跟老百姓直接對話的符號。
他們不懂《周禮》,沒見過玉璧,但他們人人都認得一個地方——天安門。
那座城樓,是皇帝沒了、新社會來了的見證。
幾個月前,毛主席就是站在那上面,對著全世界喊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
天安門早就不是一座簡單的建筑了,它是刻在四萬萬中國人心里的一座豐碑。
為了看得更清楚,他們干脆做了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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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兩份方案的草圖放大,掛在政協禮堂的墻上,人站得遠遠地看,模擬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效果。
結果一目了然:張仃他們以天安門為主體的設計,輪廓清楚,紅是紅,黃是黃,大老遠就能看明白。
而林徽因那個玉璧方案,就顯得太“秀氣”了,那些精雕細琢的紋路和細節,離遠了就糊成一團,啥也看不清。
更關鍵的是,那時候咱們在國際上挺孤立的。
西方國家都封鎖咱們,國徽這張“名片”遞出去,必須得立場鮮明,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當家做主的國家。
你弄個玉璧,內涵是深,可外國人更看不懂了,還以為是哪個朝代的古董呢。
你再看看人家蘇聯的國徽,鐮刀斧頭,朝鮮的國徽,大壩水電站,都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你,我是誰,我信什么。
最后,沒啥懸念了。
歷史的天平,穩穩地倒向了那個更有勁兒、更響亮、更能讓老百姓“看得懂”的天安門方案。
最終方案定了下來,國徽上沒有林徽因心心念念的玉璧。
但她畫的那些顆粒飽滿的稻穗,那條飄逸的紅色綬帶,還有整個圓形的構圖,都被吸收了進去,成了最終國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對這個結果,林徽因心里有文人的失落,但更多的是一個公民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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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自己的筆記本里寫,國徽是國家的臉,不是哪個設計師的作品。
這事兒過去七十多年了。
后來,林徽因的玉璧方案手稿在網上被人翻了出來,很多人看了都說,真美啊,太可惜了。
這種可惜,恰恰說明咱們的日子跟當年不一樣了。
現在國家強大了,老百姓生活好了,我們有閑情逸致去品味那些含蓄的美,去琢磨那些古老的文化了。
可要是把時間倒撥回1950年,那個一窮二白、強敵環伺的當口,我們得承認,那會兒中國最需要的不是溫文爾雅的吟誦,而是一聲響亮的吶喊。
最終掛上天安門城樓的國徽,用它雄偉的姿態,扛起了一個新生國家所有的希望和力量。
林徽因設計的稻穗被保留了下來,成了國徽的一部分。
五年后,她在北京的病榻上離世,這座她曾傾盡心力想要保護其完整城墻的古都,最終成了她的長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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