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美元一碗飯，美國年輕人為何放棄存錢？

你辛苦工作，省吃儉用，每個月往銀行賬戶里存錢，是因為你相信一個樸素的觀點——今天的節儉，能換來明天更好的生活，也許是房子的首付，也許是一筆教育的基金，或者是一份安穩的退休保障。

此邏輯，我們稱之為“儲蓄倫理”，它鼓勵人們延遲滿足，用紀律換取未來的繁榮。

而如今的美國，支撐這個承諾的三個基本前提，已經搖搖欲墜了。

第一，是儲蓄轉化為重要資產的通道收窄，甚至有了關閉的跡象。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住房。

半個多世紀前，一個普通美國家庭的房價大約是其年收入的大約2.5倍；現在這個數字已經飆升至大約5.3倍。

也就是說，首付門檻成倍提高，月供壓力急劇增大。

美聯儲的數據顯示，如今35歲以下的年輕人，擁有自己房屋的比例，比他們父母在同一年齡段時要低了足足8個百分點。儲蓄的速度，已經遠遠追不上資產價格上漲的速度。

那道曾經看似可以跨越的門檻，對許多人來說，已經變成了遙不可及的懸崖峭壁。

然后，是貨幣作為價值尺度和儲存手段的穩定性被動搖了。

自1970年代以來，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普通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長期陷入停滯。美國大多數人賺取的美元，其實際的購買力增長微乎其微。

與此同時，生活成本——從醫療、教育到日常消費——卻在持續攀升。美國人的儲蓄賬戶里的數字可能還在緩慢增加，但它能換來的真實商品和服務，其增長遠不如數字本身那么令人安心。

貨幣的價值錨，在通脹的潮水中發生了漂移。

第三，關于未來的收入預期，變得前所未有的模糊和不確定。

技術進步、全球化競爭、零工經濟的興起，使得傳統意義上穩定可靠、階梯式上升的職業路徑變得越來越稀缺。對于許多美國的年輕人而言，“一份做到退休的工作”已成為傳說，取而代之的是項目合同、平臺零工和頻繁的職業轉換。

當未來的現金流難以預測時，為遙遠的未來進行長期儲蓄的規劃，就失去了堅實的立足點。

正是在這種結構性變化的擠壓下，個體的行為邏輯發生了轉變。

美國年輕人忽然發現，無論怎么努力儲蓄，那個購房的首付目標依然以更快的速度遠去；當意識到，省下的錢在通脹面前購買力不斷被侵蝕；當感到未來的職業和收入前景如同迷霧，那么，傳統經濟學所頌揚的“延遲滿足”，其理性的基礎就開始瓦解。

此時，將一筆錢用于當下的享受——比如一份通過DoorDash送達的、總價30美元的Poké Bowl——所產生的即時滿足感和生活品質的提升，其“邊際效用”就可能超過將那筆錢存入銀行所換來的、模糊且脆弱的“未來可能性”。

與揮霍無關，也非短視行徑，只是在新的、更為嚴苛的經濟現實面前，個體經過權衡后做出的一種適應性選擇。

既然通往傳統大目標（如房產）的階梯已被抽走，那么確保當下的旅程中仍有可觸及的愉悅與尊嚴，便成為一種可以理解的理性。

1.金融虛無主義

另一方面，一個很現實的美國現象，在美國年輕群體中蔓延得很快，尤其是底層，很多人對賺錢和未來感到一種深深的無力感。

這種感覺不是說大家不努力了，而是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以前那些靠譜的路子——比如認真上班、慢慢存錢、做點正經投資——好像現在行不通了。

這種失望不是亂想的，它在有錢人和普通人身上同時都能看到，只是表現不一樣。

那些大公司和有錢的機構，其實也不太信老一套，他們發現，只要市場大跌，中央銀行總會救市，比如降低利息、大量印錢來保住房價股價。這樣一來，冒險賺了是自己的，虧了卻常常由全社會一起承擔。

所以他們越來越敢賭，把股市、房價炒得越來越高，經濟變得頭重腳輕。

他們的信心不是覺得經濟真的那么好，而是認準了“反正有人兜底”，這其實也是一種對傳統經濟規則的不信任。

而在美國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年輕人，感受就更直接了。

房價根本買不起，好工作難找，存的錢還越來越不值錢。父母那輩“好好讀書、找個工作、買房安家”的人生路線圖，現在看起來越來越像一張過時的舊地圖，對不上現實了。既然靠老辦法未來沒指望，許多人的行為就變了。

這變化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干脆享受當下，比如經常點很貴的外賣。既然攢錢買房遙遙無期，不如吃好一點，至少馬上能開心。另一種是跑去搞高風險投機，比如炒幣、跟風買網紅股票，總想找一條快速翻身的捷徑，賭一個奇跡。

不管是點外賣還是炒幣，心里想的其實是一回事——都是對老老實實掙錢攢錢的路子失望了，只好找別的辦法，要么立刻得到快樂，要么賭一把快錢。

這樣的變化，慢慢形成了一種像“數字封建時代”的社會結構。

過去封建時代，最重要的東西是土地，農民給地主交租干活來換口飯吃。現在呢，最重要的東西變成了數據、大家的注意力和能賺錢的資產（比如房子、股票）。

我們每個人天天都在給各大互聯網平臺“交租”——交的是我們的個人信息、上網記錄和注意力。

這些被平臺收集起來變成他們的利潤。

你點一份外賣，付的錢里很大一部分其實是付給平臺的“過路費”，而不是飯菜本身。

更麻煩的是，現在的美國，社會階層越來越難跨越了。

好學校貴，買房的首付高，進好行業的門檻也高。

同時，手機App不停地推薦我們喜歡看的內容，把我們困在各自的信息小世界里，讓我們安于現狀。

平臺給的方便和娛樂，就像過去領主給的保護，一邊服務你，一邊也讓你很難離開。

結果就是，有錢有資產的人靠收租（比如房租、平臺收益）越來越富；而普通人一邊不停地“交租”，一邊發現往上爬的路越來越難走。

美國絕大多數人現在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甚至全世界較大的基數群體，也是面對這樣一個局面。

整個社會都對老辦法失去了信心，同時一種由算法和資本控制的新階層結構正在悄悄形成、不斷固化。它影響著我們每天的決定，不管是點個外賣還是投個資，背后都不只是個人選擇，更是對這個經濟游戲規則已經改變的無聲回應。

有人將現在的美國與一百年前的魏瑪德國相比較，但這兩者其實有本質的不同。

魏瑪德國時期是徹底的經濟崩潰：錢變得一文不值，物價每小時都在飛漲，普通人的積蓄一夜間消失，社會秩序完全瓦解，最終走向了極端政治。

而今天的美國，情況并非如此。

它不是一場突然的災難，而更像一種緩慢的侵蝕。

人們手里的美元并沒有變成廢紙，超市里依然有貨，社會表面看起來還在正常運轉。但問題出在更深的地方——過去那些能讓普通人安穩生活、慢慢向上的道路，正在一條條堵塞。

最明顯的不同是通貨膨脹。

魏瑪時期是所有東西都貴得離譜，現在美國的情況是分裂的。

房子、股票這些資產的價格越來越高，只有已經有錢的人才能從中獲益；而同時，日常吃飯、加油、付房租的成本也在漲，這些壓力卻得由所有人承擔。結果就是，有錢的越有錢，普通人卻越來越吃力。

另外，彼此之間的社會狀態也完全不同。當年魏瑪是街上到處暴動，而今天美國街頭大體平靜。

只是有些真正的危機是看不見的。

好工作越來越難找，房價讓年輕人根本不敢想，靠讀書和努力工作改變命運這條路，變得越來越窄。

社會并沒有公開分裂，卻在財富和機會上悄悄固化成了不同的階層。

甚至兩者的政治情緒也不一樣。

魏瑪時期是極端思想迅速掌權，而現在美國是一種廣泛的、慢慢擴散的不信任。人們不再相信政治機構、金融系統甚至媒體，但這種不信任還沒有匯聚成一股統一的極端力量。

它帶來的結果是，社會很難達成共識，任何需要長期努力和合作的改革都推行不下去。

所以，核心區別在于魏瑪德國是“錢”本身的崩潰，而現在的美國，是“用錢換取未來”這條路的崩潰。

美元還是美元，還能買東西，但對許多普通工作者來說，他們用勞動換來的工資，越來越難變成房子、積蓄或安全感。

努力工作就能過上好日子，已經漸漸不靈了。

這種變化不是突然發生的，而像一股潮濕的霧氣慢慢滲透到每個角落。

它不聲不響，卻讓身處其中的人感到無力和迷茫，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所有人的行為和期待。

它不是一場暴風雨，而是一場漫長的、安靜的銹蝕。

2.后增長經濟的真實面貌

今天我們常說的經濟增長，其光鮮的總數字背后，實際上是一副完全不同的身體結構。只有看清楚這個變化，才能明白為什么現在社會上出現那么多奇怪的經濟行為和不滿情緒。

增長里面到底有什么呢？五十年前，美國經濟的核心是實實在在的制造和生產，造汽車、造機器，制造業占了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

那時的增長，通常意味著整個社會能生產出更多實實在在的東西，大家的餅一起變大。而今天，制造業只占大約一成，金融和房地產加起來卻超過兩成。

這不光是數字變了，而是整個經濟的重心從“造東西”轉向了“交易、借錢和買賣現成的資產”。

更關鍵的是增長的質量變了。

不是所有算進GDP的增長都是健康的。

我們可以把現在的增長分成幾種，一種是真增長，靠技術進步和提高效率，用更少的資源造出更多好東西，這是整個社會富裕的根基；一種是債務撐起來的增長，比如不斷飆升的學生貸款，雖然眼下創造了消費數字，卻透支了年輕人的未來；一種是租金型增長，比如外賣平臺從每筆訂單里抽成，它沒有做出新食物，只是從交易中分走一塊，這也被算作了增長；最后還有通脹帶來的增長，純粹因為物價上漲，東西并沒有變多。

今天美國公布的增長數字，就是這些的混合體。

有分析認為，如果把政府借幾萬億美元債強行刺激出來的需求拿掉，經濟可能早就停滯甚至萎縮了。

所以，增長正從“長肌肉”變成“涂脂抹粉”。

這種“化妝式”的增長，直接制造了當代經濟最危險的裂痕——資產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分離，像活在兩個世界，各有各的規則。

實體經濟的世界里，價格主要由供需和成本決定。

一個工人的工資，基本看本地工作和企業的利潤情況。但在資產經濟的世界（股票、房子、債券等），價格越來越被全球資本流動和美聯儲的印鈔政策左右。

每當美聯儲為了刺激經濟或救市而大放水，這些錢首先沖向的是各種資產，把它們的價格推高，而不是提高普通人的工資。

這就造成了第一個分離，就是定價規則分離。

然后就又導致了更深的財富創造方式分離。對于已經有資產的人來說，財富增長的主要方式是“拿著不動，等它升值”。

一處房子或一些股票，可能因為市場上錢多或者大家情緒好就自動漲價，主人不用多付出勞動。但普通勞動者想增加財富，只能靠“干活換錢”，這種增長是緩慢的、線性的，完全看工作時間和工資多少。

在央行放水的時代，前者的增值速度和效率遠遠超過后者。靠勞動賺錢和靠資本賺錢，差距越來越大。

最根本的不公平，是承擔風險的能力分離。

金融圈里有個心照不宣的預期：一旦資產市場快要崩盤，美聯儲一定會出手救市，防止系統崩潰——這就是所謂的“美聯儲托底”。

這實際上等于給大資產持有者一份隱性保險，把下跌的風險轉移給了全社會。

但普通勞動者沒有這種保險。

經濟不好時，他們面臨失業、工時減少、工資不漲，所有風險自己扛。

賺錢時好處私有，虧錢時損失社會化，這種不對稱徹底扭曲了持有資產的風險和回報比例。

這些分離共同制造了一個強大的“經濟黑洞”。

因為資產市場回報更高、又有隱性保護，它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把本該用來投資實體企業、搞研發創新、給員工加薪的社會資金和貸款，源源不斷地吸進了金融投機和炒資產的循環里。資金涌入又進一步推高資產價格，這反過來更讓人相信“玩資產比搞生產強”，于是更多資金逃離實體經濟。

這個循環不斷自我強化，一邊抽干實體經濟的養分，讓創造真正增長和就業的根基越來越弱，另一邊讓資產泡沫越吹越大。

這肯定不是健康經濟的表現，完全是讓系統嚴重失衡bug。

在這個“bug”的引力下，年輕人面對的高房價、低工資和難以上升的困境，都找到了冷酷的根源。

3.DoorDash文化傳遞哪些信號？

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光鮮但脆弱的經濟身體：肌肉（制造業）萎縮，脂肪（金融、房地產）堆積，增長的數字靠債務和通脹在硬撐。

那么，這個扭曲的身體，具體是怎么改變美國年輕人的生活的呢？

在日常最普通的行為里基本也能夠看得出來。

比如，為什么年輕人寧愿多花錢也要點外賣？

這個選擇背后，其實是他們在這個新經濟現實下的生存計算。

現在美國很多人同時打好幾份零工才能維持生活，時間變得特別寶貴。花一兩個小時去買菜做飯，對他們來說，可能意味著少賺了錢、少了學習新技能的機會，或者僅僅是少了點對抗高壓生活所需要的休息時間。

付一筆配送費，本質上是把自己的時間“買”回來。

點外賣不一定是懶，只不過是在時間不夠用的情況下，一種很實際的經濟選擇。

而這，也恰好說明年輕人用來展示自己、獲得認可的方式變了。

在社交媒體的時代，你是誰，越來越需要通過你能展示的“生活體驗”來表現。一份漂亮的餐食，不僅是吃的，更是朋友圈的素材、聊天的話題、個人品味的證明。

當買房買車這種傳統的大件資產越來越難獲得，年輕人就轉向投資這些能馬上展示的“體驗”。

消費不再只是個人的事，更變成了一種公開的自我表達。

他們花的錢里，有一部分其實是在為自己積累社交形象和認同感。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這一代人對“未來”的看法不一樣了。

過去常說，年輕人未來時間長，應該多冒險，投資教育和股票。

但現在年輕人看到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氣候變化、巨額債務、國際局勢動蕩，還有經濟機會的萎縮。這些大問題實實在在地影響著他們的工作和生活計劃。

一個遙遠的未來看起來充滿風險、甚至可能不會變好，人們自然會更看重眼前。

“活在當下”不再只是一種生活態度，而成了一種應對不確定現實的、帶有自我保護色彩的選擇。

他們并不是不想未來，而是根據自己看到的現實，覺得為太遠的未來存錢和投資，風險可能太高了。

從這些信號，我們可以大概猜想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未來可能的幾種走向。

一種可能是像日本那樣，進入長期停滯。

資產價格（比如房子和股票）靠央行政策維持在高位，但實體經濟沒什么增長。

年輕人因為看不到上升的希望，慢慢變得低欲望，減少大額消費和結婚生子，整個社會在低水平上維持穩定，但活力和創新越來越弱。

另一種更令人擔心的可能是像一些拉美國家那樣，社會嚴重分化。

頂層的富人資產全球配置，和本國經濟脫鉤；傳統中產階層被擠壓縮小；越來越多的人要靠政府福利生活。

社會變成“全球資本家-國內食利者-福利大眾”三層結構，階層固化，矛盾不斷累積。

當然，理論上還有一條更好的路，就是學習北歐模式。

通過社會共識和改革，比如對巨額財富和遺產多征稅，對土地等稀缺資源征稅，然后大力投資公共住房、教育和醫療。

這樣可以緩解資產價格泡沫，擴大中產階層，恢復一些社會流動性。

但這條路非常難，因為它需要打破現有的利益格局，在一個大家分歧嚴重、難以達成共識的政治環境里，推動這樣的大改革挑戰巨大。

未來究竟會走向哪種情況，并不是注定的，它取決于美國當代的主力軍去做什么樣的政策選擇，社會能不能重建共識，以及不同世代的人如何共同回應這些已經擺在眼前的信號。

本文作者 | 東叔

審校 | 童任

配圖/封面來源 | 騰訊新聞圖庫

編輯出品 | 東針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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