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教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心跳聲，王健圣把手機揚聲器開到最大。
全班五十多雙眼睛齊刷刷盯著我，那目光像刀子一樣扎在我脊背上。
我攥緊拳頭，指甲深深掐進掌心里。
電話撥通了，嘟嘟兩聲之后，有人接起來。
王健圣嘴角掛著得意的冷笑，他以為馬上就能揭穿我的"謊言"。
劉嘉明在后排帶頭起哄，小聲說著"裝什么裝"。
然而下一秒，電話那頭傳來的聲音讓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是一個陌生的、帶著官方腔調的男聲：
"喂，您好，這里是省紀委第三巡視組青山縣臨時聯絡點，請問您找誰？"
王健圣的臉瞬間白了，握著手機的手開始發抖。
我也愣住了，腦子里一片空白。
老家的座機，怎么會變成省紀委的聯絡點？
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2019年的秋天來得比往年早一些，九月中旬的青山縣已經有了涼意。
河淮省青山縣第一中學是縣城唯一的重點高中，說是重點，其實也就那么回事。
破舊的教學樓刷著掉皮的白漆，操場跑道的紅色塑膠裂開了好幾道口子。
我叫周沉，17歲，高二三班的學生，從鄰縣農村轉學過來剛滿一年。
那天下午第一節課是數學，班主任王健圣抱著一摞表格走進教室。
他把表格往講臺上一摔，發出啪的一聲響，驚得前排幾個打瞌睡的同學一激靈。
王健圣掃了一眼全班，清了清嗓子開口說話。
他用教鞭敲了敲黑板："都給我聽好了，這是今年貧困生資助申請表。"
他頓了頓，目光在教室里轉了一圈，語氣里帶著居高臨下的意味。
他繼續說道："每人補助三千塊，名額有限，材料必須真實。"
他把教鞭往講桌上一丟，發出清脆的響聲，接著補了一句。
他的聲音拔高了幾度："誰要是弄虛作假，一經查實，取消資格，通報批評。"
后排傳來一陣低低的嗤笑聲，我不用回頭也知道是誰。
劉嘉明，縣城某房地產公司老板的兒子，班里出了名的刺頭。
他歪著身子靠在椅背上，翹著二郎腿。
他故意把聲音壓得很低，但足夠讓周圍的人都能聽見。
他不屑地撇著嘴："這點錢誰稀罕，夠我請兄弟們吃頓燒烤的。"
周圍幾個跟他玩得好的男生配合地笑了起來。
王健圣沒理會他，開始從第一排發表格。
表格傳到我手里的時候，我低頭看了一眼，幾個黑體字格外刺眼。
"家庭經濟情況"、"父母職業"、"月收入"、"家庭住址"。
我把表格壓在課本底下，沒有動筆。
這種表格我見得多了，從小學到高中，每年都要填好幾回。
以前還有媽在，她總是幫我填好，叮囑我不要跟別人說家里的事。
后來媽也走了，就剩我和爺爺相依為命。
爺爺不識字，這些年都是我自己填。
可每次填到"父母情況"那一欄，我都要愣很久。
該怎么寫呢？
寫父親"服刑中病亡"？還是母親"貧病交加去世"？
每填一次，那些我拼命想忘掉的記憶就會像潮水一樣涌上來。
所以這些年，我要么空著不填，要么就隨便糊弄過去。
下課鈴響了，王健圣收拾東西準備走。
他在門口停下腳步，扭頭看了我一眼。
他皺著眉頭說道："周沉，你那表格今天放學前交到我辦公室。"
我點了點頭，沒說話。
他哼了一聲，背著手走了。
劉嘉明晃晃悠悠地從后排走過來，一屁股坐在我前桌的椅子上。
他雙手交叉在桌上，下巴擱在手背上，一臉玩味地看著我。
他斜著眼睛上下打量我的校服："周沉，你這衣服穿幾年了？袖口都破成那樣了。"
我沒搭理他，繼續收拾書包。
他嗤笑一聲："得了吧，你就別裝了，申請表一交，全班都知道你家什么情況。"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并不存在的灰："窮就窮唄，沒什么見不得人的，對吧？"
我把書包拉鏈拉上，抬頭看了他一眼。
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沒想到我會直視他。
我沒說話，起身走了。
放學后，我沒有直接回宿舍。
我繞到食堂后面的垃圾分類點，那里堆著今天剛收來的廢品。
一個穿著臟兮兮圍裙的大爺正在分揀紙箱，他叫老張頭，是學校雇的臨時工。
我蹲下身，幫他把散落的塑料瓶撿到一起。
老張頭抬頭看了我一眼，露出一口黃牙。
他笑瞇瞇地說道："周沉來了？今天瓶子不少，攢著給你。"
我點點頭，從口袋里掏出一個疊好的黑色塑料袋，把瓶子一個個裝進去。
這是我來縣一中之后養成的習慣。
塑料瓶賣不了幾個錢，但積少成多，一個月也能攢個二三十塊。
夠我買幾包咸菜，或者給爺爺打一次電話。
老張頭從來不問我為什么要撿這些，我也從來不解釋。
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一種底層人之間的心照不宣。
正收拾著，身后突然傳來一陣哄笑聲。
我回頭一看，劉嘉明和他那幾個跟班站在食堂后門口。
劉嘉明掏出手機，對著我咔嚓拍了一張。
他一邊拍一邊喊著："喲，兄弟們快看，咱班還有收破爛的呢！"
旁邊幾個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喊著"發群里發群里"。
我蹲在原地沒動，手里還握著一個礦泉水瓶。
老張頭站起來想說什么，被我攔住了。
我把剩下的瓶子都裝進袋子里，扎緊袋口，起身朝宿舍方向走去。
身后的笑聲漸漸遠了，但我知道，這事沒完。
回到宿舍，我把塑料袋塞進床底。
掏出手機一看，班群里果然炸了。
劉嘉明發了那張照片，配文是："咱班某位同學勤工儉學現場，大家多多支持啊。"
底下一串哈哈大笑的表情包，還有人陰陽怪氣地問"這是誰啊"。
也有人明知故問地回復"看校服不是咱班的嗎"。
我看了幾秒，把手機屏幕按滅，塞進枕頭底下。
窗外的天已經黑透了，室友們還沒回來，宿舍里只剩我一個人。
我從床頭柜里摸出一根小手電筒，又把那張申請表從書包里翻出來。
就著手電筒的光，我開始填表。
姓名：周沉。性別：男。年齡：17歲。班級：高二三班。
寫到這里，一切都還順利。
我繼續往下填，筆尖滑到了"家庭情況"那一欄。
表格上有兩個選項：父母健在、單親家庭、父母雙亡、其他。
我盯著這幾個選項看了很久。
往年我都是填"其他"，然后在后面的空白處隨便寫點模糊的話。
比如"家庭困難"、"缺少勞動力"之類的。
但今年，我突然不想再糊弄了。
手電筒的光有些暗淡，電池快沒電了。
我攥著筆，在那個選項前停了很久。
最后，我深吸一口氣，在"父母雙亡"后面的方框里打了一個勾。
填完這四個字，我的手微微發抖。
這是七年來，我第一次用這樣直白的方式面對這件事。
以前我總是逃避，總是用模糊的字眼去掩蓋那段往事。
但這一次，我不想再躲了。
我爸我媽，確實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這是事實，不是謊言。
表格剩下的部分很快就填完了。
家庭住址：青山縣柳河鎮周家溝村。聯系人：爺爺周德順。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把老家的座機號碼寫上了。
那部老式電話是爺爺和外界聯系的唯一方式。
爺爺不會用手機，年輕時落下的老寒腿讓他出門都困難。
我每次給他打電話，要響很久他才能接起來。
填好表格，我把它夾進語文課本里，關掉手電筒。
黑暗中，我躺在硬邦邦的床板上，聽著窗外偶爾傳來的蟲鳴。
那些我以為已經埋葬的記憶，又一次浮現在腦海里。
我出生的時候，家里的日子還不錯。
爸是市紀委的干部，媽是小學語文老師。
我們住在市區一套單位分的房子里，雖然不大，但溫馨干凈。
那時候的我不知道什么叫貧窮，不知道什么叫世態炎涼。
一切在我10歲那年的冬天改變了。
那天晚上，我被一陣雜亂的腳步聲驚醒。
客廳的燈亮著，有很多陌生人進進出出。
我躲在臥室門后，看見幾個穿制服的人把爸帶走了。
媽追出去，在雪地里摔了一跤，被人扶起來后又掙脫著要追。
她的哭喊聲在寒冷的夜空里回蕩，那聲音我這輩子都忘不了。
媽拼命追著喊道："你們憑什么抓他？他沒有貪一分錢！"
可是沒有人理她。
后來我才知道，爸被人舉報受賄。
他當時正在調查一個叫"河淮糧庫案"的大案子，牽扯到很多人。
據說涉案金額有幾千萬，好些官員都牽扯其中。
爸是案件室的副主任，負責具體的調查工作。
他曾跟媽說過，這案子越查水越深，他晚上都睡不踏實。
媽勸他小心一點，他說身正不怕影子斜。
結果影子沒來，刀子來了。
舉報信里說他收了50萬的好處費，還附上了銀行轉賬記錄和所謂的"證人證言"。
調查很快有了結論，爸被開除黨籍，移送司法機關。
那年年底，法院判了他十年有期徒刑。
宣判那天，媽站在法院門口，臉色慘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牽著她的手，感覺她的手指冰涼僵硬，沒有一絲溫度。
從那以后，我們的生活徹底變了。
單位的房子收回去了，爸的工資和積蓄也被凍結。
媽帶著我四處租房，從城中村搬到城郊，又從城郊搬到棚戶區。
她白天去學校上課，晚上寫申訴材料。
一封又一封的申訴信寄出去，全都石沉大海。
媽不肯放棄，她堅信爸是清白的。
她開始變賣家當，金首飾、電器、甚至我小時候的玩具。
湊夠路費之后，她帶著我去省城上訪。
我跟著她住過小旅館，睡過火車站候車大廳，在信訪局門口排過隊。
那時候我還小，不太懂這些意味著什么。
我只記得媽的頭發一天比一天白，臉上的皺紋越來越深。
爸入獄三年后的一個夏天，媽接到了監獄的電話。
電話那頭說爸得了肝癌，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晚期。
媽愣在那里，電話從手里滑落，摔在地上碎成了兩半。
她連夜坐火車趕到監獄，卻沒能見上爸最后一面。
爸走的時候，身邊沒有一個親人。
媽帶回來一個骨灰盒和一封信。
信是爸臨終前托獄友幫忙寫的，字跡歪歪扭扭，不是爸的筆跡。
信里說讓媽不要再申訴了，好好照顧我，忘了他，往前看。
媽看完信，把信紙貼在胸口，哭得渾身發抖。
她抱著那封信哭了一整夜，喃喃地說著"我不信我不信"。
可她還是沒有放棄。
爸的骨灰盒放在柜子里，媽每天對著它說話。
她說她一定會還爸一個清白，讓那些害他的人付出代價。
那時候的媽已經很瘦了，臉色蠟黃，走路都打晃。
學校的領導找她談話，說她影響了學校的聲譽，讓她自己辭職。
媽沒吭聲，第二天就交了辭職報告。
爸走后第二年，媽的身體徹底垮了。
常年的奔波勞累、精神上的巨大打擊，壓垮了她最后的防線。
媽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剛滿12歲。
我坐在病床邊，握著她枯瘦的手，看著她的眼睛一點點失去光彩。
媽用盡最后的力氣握了握我的手。
她的聲音輕得像一縷風，斷斷續續地囑咐著。
她費力地開口說道："兒子，記住，你爸是清白的……別忘了……"
那是她留給我的最后一句話。
送走媽之后，我成了真正的孤兒。
遠在青山縣農村的爺爺把我接走，從此我跟著爺爺相依為命。
那一年，我12歲。
爺爺已經六十多歲了，老伴走得早，就剩他一個人守著幾畝薄田。
他不識字，一輩子沒出過縣城，也不知道我爸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只知道兒子死了，兒媳婦也跟著走了，留下一個可憐的孫子。
他從來不在我面前提這些事，我也不主動說。
我們之間有一種默契，用沉默來掩蓋那些無法愈合的傷口。
這五年來，我就是這樣過來的。
從鄰縣的初中轉到青山縣的高中，從一個沉默的孩子長成一個沉默的少年。
我不交朋友，不參加活動，成績中上，從不惹事。
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個影子，透明的，不被人注意的。
這樣挺好，沒人關注就沒人詢問，沒人詢問就沒人翻舊賬。
可是今天，填下"父母雙亡"這四個字的時候，我知道這一切可能要變了。
我只是沒想到，改變來得那么快，那么出人意料。
第二天上午第三節課下課，數學課代表跑來找我。
她低聲說道："周沉，王老師讓你去辦公室一趟，說有話問你。"
我把課本收好，起身往外走。
劉嘉明在后排吹著口哨，陰陽怪氣地接茬。
他拖長了聲調說道："周大貧困戶要去接受審查了，大家歡送一下啊。"
幾個人跟著嘻嘻哈哈地笑起來。
我沒回頭，推門出去了。
辦公室里一股煙味，王健圣正坐在辦公桌前看我那張表格。
他頭也不抬，用手指敲著桌面，發出篤篤的悶響。
我在他對面站定，他才抬起頭。
他把表格往我面前一推，拿筆尖點著"父母雙亡"那一欄。
他皺著眉頭質問道："周沉，這里你確定沒填錯？"
我點頭說道："沒錯。"
他瞇起眼睛打量我，目光里帶著審視和懷疑。
他把椅子往后一靠，雙手交叉抱在胸前。
他的語氣里帶著不耐煩："你是外縣轉來的，學籍檔案里沒有這些信息，你有證明嗎？"
我沉默了一下，回答道："證明在老家，我爺爺那里。"
他冷笑一聲，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響聲。
他擺出一副公事公辦的樣子："那讓你爺爺把證明寄過來，死亡證明、戶口本都行。"
他站起來走到我面前，居高臨下地看著我。
他的語氣越來越嚴厲："現在假貧困戶太多了，學校不得不核實，你能理解吧？"
我低著頭，沒有說話。
他等了幾秒，見我不吭聲，不耐煩地揮了揮手。
他揮著手打發我："行了，回去吧，三天之內把證明交上來，不然這表格我沒法往上報。"
我走出辦公室，在走廊里站了一會兒。
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落在水磨石地面上，泛著白亮的光。
我看著自己的影子，突然覺得有些可笑。
證明？我拿什么證明？
媽走的時候，家里早就一貧如洗，什么都沒留下。
戶口本、死亡證明，那些東西我連見都沒見過。
爺爺大字不識一個，這些年光顧著拉扯我長大，哪有心思管那些手續。
我甚至不知道爸媽的墳在哪里，是合葬還是分開埋的。
回到教室，劉嘉明又湊過來了。
他一臉幸災樂禍地看著我，嘴角噙著得意的笑。
他故意壓低聲音說道："怎么樣？王老師沒為難你吧？"
我沒理他，徑直走向自己的座位。
他追上來，一屁股坐到我前桌的椅子上，身子往后仰，椅子兩條腿翹起來。
他瞇著眼睛打量我，目光里帶著惡意的探究。
他裝作好心地說道："我勸你一句，別裝了，這年頭誰家沒點困難，真窮到那份上早就輟學了。"
他把頭湊近，壓低聲音說道："別以為填個父母雙亡就能騙到錢，王老師精著呢。"
我抬頭看著他，沒說話。
他被我看得有點發毛，干笑兩聲站起來。
他拍了拍褲子，故作輕松地說道："得，你自己看著辦吧，到時候被查出來，別哭鼻子就行。"
中午去食堂打飯，我照例只打了兩個饅頭。
饅頭五毛一個，一塊錢能管一頓，這是我的日常標準。
菜我從來不打，太貴了，一份最便宜的炒白菜都要兩塊。
我兜里有一包從宿舍帶來的咸菜，就著饅頭能吃飽。
我端著餐盤往角落里走，突然背后有人撞了我一下。
餐盤里的饅頭飛了出去，在地上滾了兩圈，沾滿了灰和腳印。
我回頭一看，是劉嘉明。
他張大嘴巴做出一個夸張的表情，雙手一攤，裝作無辜的樣子。
他的聲音里帶著假惺惺的歉意："哎呀，對不起對不起，沒看見你在前面。"
他低頭看了看地上的饅頭，又抬頭看我，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笑。
他用同情的語氣說道："就吃這個??？窮成這樣了？可憐可憐。"
周圍的人都停下來看熱鬧，有人在偷笑，有人竊竊私語。
我蹲下身，把地上的饅頭撿起來，放回餐盤。
饅頭已經臟了，不能吃了，但我還是把它撿起來了。
我不知道為什么要這樣做，大概是一種本能，舍不得扔。
劉嘉明看我這樣，笑得更大聲了。
他沖周圍的人喊著："看見沒，臟了還撿，這得是餓成什么樣啊。"
人群里有人跟著笑，也有人皺起眉頭看不下去。
我端著餐盤，從他身邊走過去，一言不發。
他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沒有任何反應，連眼神都沒給他一個。
他的笑容僵了僵，沖我的背影喊了一句。
他提高了聲音嚷道："裝什么清高，不就是個要飯的嗎！"
我沒停下腳步。
走出食堂的時候，我把那兩個臟饅頭扔進了垃圾桶。
中午這頓飯，我沒吃。
下午上課的時候，我的肚子一直在叫。
我用力收緊腹部，努力不讓聲音傳出來。
同桌是個戴眼鏡的女生，叫陳念。
她從書包里摸出一包餅干，悄悄推到我桌上。
她小聲說道："給你，別餓著。"
我愣了一下，搖頭推回去。
我低聲說道："不用，我不餓。"
她看了我一眼，沒有說話，但那包餅干一直留在我桌上沒有收回去。
下課后我去上廁所，回來發現那包餅干不見了。
我扭頭看她，她正低頭寫作業，假裝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到我的課本下面壓著那包餅干，還多了一盒牛奶。
就這樣過了兩天，我沒能交上任何證明。
爺爺那邊的情況我太了解了，指望他根本不現實。
那些年為了給媽治病，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賣光了。
戶口本、死亡證明，能不能找到都是問題。
爺爺腿腳不好，連鎮上都很少去，更別說跑派出所辦手續了。
我給老家打過一次電話，響了很久才有人接。
爺爺的聲音渾濁蒼老，聽我說要證明，愣了半天沒反應過來。
他有些慌張地問道："啥證明？我上哪兒弄去？"
我嘆了口氣，跟他說不用了，我自己想辦法。
掛了電話，我靠在電話亭的玻璃上，看著天邊的晚霞發呆。
其實我知道，我沒有辦法。
第三天下午，是班會課。
每周五下午最后兩節是班會，按慣例由王健圣主持。
今天的班會一開始就氣氛不對。
王健圣黑著臉走進來，把教案往講臺上一摔，開門見山。
他的目光掃視全班，停在我身上的時間格外長。
他雙手撐著講臺，沉聲開口說道："今天說個事，有同學的貧困生申請材料存疑，學校需要核實。"
話音剛落，全班的目光齊刷刷地射向我。
我早有預感，但當這一刻真的到來，心里還是一沉。
王健圣沒有繞彎子，直接點名。
他用教鞭點著我的方向喊道："周沉，你站起來。"
我從座位上站起來，五十多雙眼睛盯著我，像五十多把刀子。
王健圣從講臺上走下來，一步一步朝我走來。
他停在我面前三四步遠的地方，一只手揣在褲兜里，另一只手握著教鞭。
他把教鞭往地上一頓，發出"篤"的一聲悶響。
他盯著我的眼睛質問道："你填的表格上寫的父母雙亡，真的假的？"
我回答道："真的。"
他冷笑一聲，搖了搖頭。
他用一種不相信的語氣繼續追問："你的學籍檔案里什么都沒有，老家的電話我也打不通。"
他突然提高音量，教鞭往講臺上一拍。
他大聲說道："你讓我怎么相信你？"
劉嘉明在后排帶頭起哄，他的聲音格外響亮。
他喊著給王健圣撐腰說道："就是，老師，別讓他裝了！"
幾個人跟著附和，教室里亂糟糟的。
王健圣回頭瞪了一眼，那些人才安靜下來。
我站在原地，脊背挺得筆直。
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平靜，回答道："老師，我說的是實話。"
王健圣盯著我看了幾秒，突然冷笑起來。
他轉身走回講臺，從口袋里掏出手機。
他回身面向全班，揚了揚手里的手機。
他的聲音里帶著一絲得意："你不是說證明在老家嗎？你不是說你爺爺那里有嗎？"
他把手機往講臺上一放，按下免提鍵。
他用挑釁的目光看著我："來，你現在把電話號碼報給我，我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打。"
他環顧四周，接著說道："讓大家做個見證，省得有人說我刁難你。"
我的心猛地一緊。
教室里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看著我。
劉嘉明滿臉興奮，等著看好戲。
他小聲嘀咕著："這下沒法裝了吧。"
我攥緊拳頭，指甲掐進掌心，生疼。
王健圣催促著我，不耐煩地敲著講臺。
他加重語氣逼問道："怎么？不敢報？心虛了？"
那一刻，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
電話打過去，爺爺能說什么？
他不識字，話都說不利索，怎么給我作證？
況且我已經好久沒給他打電話了，也不知道他最近身體怎么樣。
可是如果我不報號碼，就等于承認我在說謊。
等著我的，就是取消資格、通報批評，還有更多的嘲笑和羞辱。
我深吸一口氣，開口了。
我的聲音很輕，但教室里太安靜，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念出了那個號碼，那個我從小背到大的座機號碼。
那是老家那部老式電話的號碼，是爺爺和外界聯系的唯一方式。
王健圣拿起手機，一個數字一個數字地按下去。
我看著他的手指，心里像有只手在揪著。
他按完最后一個數字，把手機放到講臺上，揚聲器開到最大。
嘟——嘟——
電話撥通了。
教室里安靜得能聽見呼吸聲。
我的心跳得越來越快，簡直要從嗓子眼里蹦出來。
嘟——嘟——
王健圣嘴角掛著勝券在握的微笑，雙手抱在胸前。
他瞥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全是"等著看你出丑"的得意。
劉嘉明在后排探著腦袋，伸長脖子往前看。
他小聲說著："馬上就知道真假了，裝什么裝。"
嘟——嘟——
電話響了四五聲，沒有人接。
我的心懸在半空，不知道該希望有人接還是希望沒人接。
如果是爺爺接的，他那沙啞含糊的聲音，那說不清楚的表達，真的能幫我嗎？
可如果沒人接，王健圣會不會更加認定我在撒謊？
就在我胡思亂想的時候，電話接通了。
那一刻，時間像是凝固了。
我聽見電話那頭傳來一陣輕微的雜音。
然后，一個陌生的男聲響了起來，聲音清晰，帶著一股子官方腔調。
那個聲音不緊不慢地開口說道：
"喂，您好，這里是省紀委第三巡視組青山縣臨時聯絡點，請問您找誰？"
我愣住了。
什么？省紀委？巡視組？
我腦子里轟的一聲，像是有顆炸彈在太陽穴里炸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