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我叫林秀琴，五十七歲那年，正式從中學語文教師的崗位上退了下來。
以前總盼著退休，盼著不用再凌晨五點半爬起來備教案，不用再對著滿黑板的文言文口干舌燥，不用再處理學生那些雞毛蒜皮的調皮搗蛋。
真退下來了，反倒空得發慌。
老伴走得早，兒子在外地成家立業，一年到頭回不來兩趟。偌大的房子，白天就我一個人，靜得能聽見墻上掛鐘滴答滴答的聲音。
起初我學著養花，綠蘿、吊蘭、君子蘭擺了一陽臺，可我手笨，澆水要么多了要么少了，沒兩個月，葉子就黃了大半。
后來又去學書法，筆墨紙硯買了一大堆，練了半個月，手腕酸得抬不起來，寫出來的字還是歪歪扭扭，遠不如我在黑板上寫的粉筆字工整。
小區里的老姐妹們拉著我跳廣場舞，音響開得震天響，一群人擠在小廣場上，伸胳膊踢腿的，我總覺得放不開。動作跟得上的時候少，踩錯節拍的時候多，跳完一身汗，心里卻還是空落落的。
那天傍晚，買菜回來路過街角，看見一家“常青舞廳”，門口掛著紅燈籠，玻璃門上貼著“交誼舞教學，老少皆宜”的海報。鬼使神差地，我停下了腳步。
年輕的時候，學校組織文藝匯演，我跳過一次交誼舞，搭檔是隔壁班的數學老師。那時候緊張得手心冒汗，全程不敢抬頭，跳完就再也沒碰過。沒想到幾十年過去了，居然還會對這個玩意兒動心。
猶豫了三天，我還是走了進去。
舞廳不大，地面是光滑的木地板，四周裝著暖黃色的壁燈，天花板上掛著一盞旋轉彩燈，忽明忽暗的，氛圍挺好。
里面已經有不少人了，大多是中老年人，成雙成對地在舞池里轉著圈，音樂是舒緩的《茉莉花》，調子慢悠悠的，聽著就讓人放松。
我找了個角落的椅子坐下，有點局促地看著。看著看著，眼睛就挪不開了——舞池中央，有個男人跳得特別好。
他個子不算太高，但身形挺拔，穿著一件干凈的淺灰色襯衫，袖口挽到小臂，露出結實的手腕。他跳舞的時候很穩，腳步輕盈，不管是前進還是后退，都透著一股從容。他的舞伴換了好幾個，不管對方跳得好還是不好，他都耐心地帶著，眼神溫和，嘴角帶著淺淺的笑意。
我看了足足有半小時，直到一曲終了，他走到旁邊的飲水機接水，我才鼓起勇氣，慢吞吞地走了過去。
“同……同志，請問你能帶我跳一支嗎？”我聲音有點發顫，手心又開始冒汗，跟當年在學校跳舞時一模一樣。
他轉過頭，看向我。這是我第一次看清他的臉，頭發是黑色的，只是鬢角有點花白，眼角有細紋，但眼神很亮，像盛著光。他笑了笑，聲音低沉溫和：“當然可以，大姐，你以前跳過嗎？”
“就……就年輕時跳過一次，早忘光了。”我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沒事，跟著我的腳步就行。”他放下水杯，很自然地伸出手。
我猶豫了一下，把手放了上去。他的手掌寬大，帶著點薄繭，很暖和，讓人莫名地覺得踏實。
音樂再次響起，是《夜來香》。他輕輕握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很有禮貌地搭在我的腰側，力度剛好，不重也不輕。
“左腳先動，慢慢來，別怕踩我。”他在我耳邊輕聲說，氣息拂過耳廓，有點癢。
我緊張得渾身僵硬，腳步完全跟不上，好幾次都踩到他的鞋。我臉一下子就紅了，連忙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我太笨了。”
“沒事，剛開始都這樣。”他一點也不生氣，依舊耐心地帶著我，“你看著我的眼睛，跟著節奏，一、二、三，一、二、三……”
他的聲音像有魔力，我慢慢放松下來，眼睛盯著他的眼睛，跟著他的節拍挪動腳步。雖然還是磕磕絆絆，但總算能完整地跳完一支舞了。
一曲結束，我喘著氣，心里卻莫名地暢快。
“謝謝你啊，同志。”我連忙收回手，有點不好意思。
“不客氣。”他笑了笑，“我叫張建國，你呢？”
“林秀琴。”
“林大姐，你要是喜歡，以后可以常來，多練練就熟了。”張建國說完，又被另一個阿姨拉去跳舞了。
我回到角落的椅子上，心里久久不能平靜。那支舞跳得亂七八糟，可我卻覺得，這是我退休以來，過得最有意思的一個晚上。
從那天起，我就成了常青舞廳的常客。
每天下午三點，我準時到。換上特意買的舞鞋，坐在老位置上，等張建國。
他幾乎每天都在。有時候來得早，會先自己在舞池里走幾圈熱身；有時候來得晚，一進門就會朝我這邊看一眼，然后笑著走過來。
“林大姐，今天氣色不錯啊。”
“張建國，今天咱們先練慢三吧？”
我們漸漸形成了默契。每次我來，他都會放下手頭的事，先陪我跳三支舞。這三支舞，是我的專屬時間。
剛開始，我還是老踩他的腳，他的白球鞋上，常常能看到我的鞋印。他從不計較，反而打趣我：“林大姐，你這腳力，不去踢毽子可惜了。”
我被他說得臉紅，練得更勤快了。回家后，我對著鏡子練基本步，把手機里的舞曲循環播放，一遍遍地記節拍。有時候練得太投入，忘了做飯，就泡一碗方便面對付。
慢慢地，我的舞步越來越熟練。不再踩他的鞋了，能跟著他的節奏旋轉、進退，甚至能偶爾跟上快四的節拍。
每次跳舞，他的手都很規矩地搭在我的腰側，眼神清澈，從不會有任何逾矩的舉動。這一點，讓我特別安心。
我們在跳舞的時候很少說話，大多時候，只是沉浸在音樂里。偶爾他會提醒我：“身子再放松點。”“頭抬起來，看著前方。”我都乖乖照做。
休息的時候，我們會坐在角落的椅子上，聊幾句家常。
我知道了他今年六十歲，退休前是機械廠的工程師，老伴五年前因病去世了，女兒在國外讀研，也是一個人過日子。
他也知道了我是退休教師，教了一輩子語文，兒子在外地工作，家里就我一個人。
“怪不得你說話文縐縐的，原來是老師啊。”他笑著說。
“哪有，都退休了，早就不是老師了。”我擺擺手。
“在我眼里，你就是老師。”他看著我，眼神很真誠，“你身上有股書卷氣。”
我心里有點甜，像小時候得了獎狀一樣。
舞廳里的人，漸漸都知道了我們倆。每次看到我們一起跳舞，都會笑著起哄：“老張，又陪你老搭檔了？”“林老師，你跟老張真是天生一對啊！”
我每次都笑著擺手，心里卻有點小小的竊喜。張建國也不解釋，只是笑著點點頭，然后繼續帶我跳舞。
有一次，一個打扮時髦的阿姨，拉著張建國跳舞，跳完后，湊到他身邊，小聲問：“老張，你跟林秀琴，是不是在處對象啊？”
張建國看了我一眼，笑著說：“我們是舞伴，也是好朋友。”
我聽到了，心里有點失落，但很快又釋然了。是啊，我們是好朋友。這個年紀了，還奢求什么呢？能有這么一個聊得來、跳得來的伴兒，就已經很知足了。
我們的友誼，在舞步和音樂中，慢慢升溫。
除了跳舞，我們還會分享生活里的小事。
我會跟他說，我兒子給我寄了進口的水果，特別甜；說我養的綠蘿終于活過來了，長出了新芽；說小區里的流浪貓，每天都來我家門口蹭飯。
他會跟我說，他女兒給他發了國外的照片，那邊的秋天特別美；說他最近在學用智能手機，終于學會了視頻通話；說他修好了家里的舊收音機，又能聽評書了。
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我們說得津津有味。好像平淡的生活，因為有了這么一個傾聽者，就變得生動起來。
有一次，我感冒了，發燒到三十八度五。渾身酸痛，起不來床。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的天一點點變黑，心里特別委屈。
正難受著，手機響了，是張建國打來的。
“林大姐，今天怎么沒來舞廳啊？”他的聲音透過聽筒傳來，帶著點關切。
我嗓子啞得厲害，說不出話，只能嗯了一聲。
“你怎么了？聲音不對啊。”他立刻聽出了異樣。
“沒事，就是有點感冒。”我強撐著說。
“發燒了嗎？家里有藥嗎？”他追問。
“有點發燒，家里有藥。”
“你別自己硬扛著，不行就去醫院。”他頓了頓，又說，“我家有退燒藥，還有我自己熬的姜茶，我給你送過去吧？你住哪個小區？”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把地址告訴了他。
半個多小時后，門鈴響了。我掙扎著爬起來，打開門，看到張建國站在門口，手里提著一個保溫桶，還有一個藥盒。
他身上沾了點雨星，頭發有點濕。原來外面下雨了。
“快進去躺著，別著涼了。”他把我扶到床上，然后把保溫桶打開，“這是姜茶，趁熱喝，發發汗就好了。”
姜茶冒著熱氣，帶著濃濃的姜香。我喝了一口，暖乎乎的，從喉嚨一直暖到胃里。
他又把藥盒遞給我：“這是退燒藥，按說明書吃。要是晚上還燒，一定要給我打電話。”
“謝謝你，張建國，這么大雨，還麻煩你跑一趟。”我眼眶有點濕。
“客氣什么，都是朋友。”他笑了笑，又給我掖了掖被角，“你好好休息，我先回去了。”
他沒多待，轉身就走了。看著他消失在樓道里的背影，我心里暖暖的。長這么大，除了老伴，還沒人這么細心地照顧過我。
從那以后，我們的關系又近了一步。
不再只是舞廳里的舞伴，也成了生活里的牽掛。
他會在早上給我發微信，提醒我今天降溫，多穿點衣服；我會在他出門辦事的時候，給他發消息，讓他注意安全。
我開始給他織圍巾。選了他喜歡的藏藍色毛線，每天晚上坐在沙發上，一針一線地織。織錯了就拆了重織，織了一個多月，終于織好了。
給他的時候，我有點不好意思：“不知道你喜不喜歡，我織得不好。”
他接過圍巾，立刻圍在了脖子上，笑著說：“喜歡，太喜歡了。這是我收到過最好的禮物。”
他的眼神亮晶晶的，看得我心里發燙。
冬天的時候，舞廳里暖氣不太足。他每次來，都會給我帶一杯熱豆漿。有時候是原味的，有時候是甜的，都是我喜歡的口味。
我們跳舞的時間越來越長。從最初的三支舞，到后來的一整晚。別人邀他跳舞，他會笑著婉拒：“不了，我得陪林大姐跳。”
別人邀我跳舞，我也會搖搖頭：“不了，我等張建國。”
我們成了舞廳里最固定的搭檔。
有一次，舞廳舉辦元旦舞會，要評選“最佳舞伴”。大家都起哄，讓我們倆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