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逝世后，潘蘭珍離開，陳松年為何仍舊呆在江津不離開？

1942年5月27日夜，川江上潮聲低沉，江津城外的鼎山麓燈火零散。陳松年跪在新覆的青土前，對著父親陳獨秀的棺槨輕聲說了句：“先委屈在這兒，等打完仗，帶您回安慶。”這一幕，被送葬的人記了許多年，他們沒想到，這個立誓的青年竟在江津一守就是整整五年。潘蘭珍第二天收拾行李去了重慶，江津窄巷再無女主人的身影，只有陳松年一家仍舊在山城霧氣里艱難度日。到底是什么力量，讓他按下離開的沖動？

追溯緣由，還得從十年前的南京監獄說起。1932年冬，陳獨秀被押解入獄，世態炎涼盡顯。他在法庭上一言不改自己的口供，斥責“喪權辱國”，氣得守衛直翻白眼。庭堂外，年僅十八歲的陳松年擠在人群里，只遠遠看見父親的背影。第一次相見，竟在鐵柵之隔。家族的不幸，從那以后噩夢般連環襲來。

更早些的苦痛，刻在安慶老屋的磚縫里。1915年春，袁世凱爪牙翻箱倒柜搜捕陳獨秀，祖宅被搶得干干凈凈。陳延年、陳喬年連夜翻墻出逃，小小的陳松年卻跌進鄰居澡盆，多虧好心鄰居才逃過牢獄。日后他回憶此事，常嘆“自家命懸一盆水”。可他不知道，更沉重的災禍還在后面。

1927年夏，上海龍華槍聲響起，陳延年血濺刑場。次年犧牲的，是二哥陳喬年。國民黨不許親屬收尸，陳松年同胞姐玉瑩只能燒紙作別。這對少年兄妹守著血跡干涸的土地，眼淚混著黃土流了一臉。此后提及兄長，陳松年總是語結，“那是家里最大的痛”。

家庭連番劇痛，本可把人逼入絕境，不過陳松年性子并不激烈。他娶妻生女，日子平淡。父親卻再度卷入風口浪尖：1933年6月被判八年，押往南京第一模范監獄。陳松年同妻子立刻趕去探視。門口站崗的憲兵喝道：“不得哭！”陳松年抹了淚，還是笑著對父親喊：“我們都好，別擔心！”

四年后，日本鐵蹄沖向南京，陳獨秀獲減刑。1937年冬夜，他與生活伴侶潘蘭珍攜行李急赴武漢；臨走給安慶來信：“快離家，安慶不保。”1938年春，陳松年帶66歲的祖母及妻子趕到武昌江口與父親會合。戰局緊迫，一家人最終選擇西遷四川。同年盛夏，他們輾轉至重慶，再溯江來到江津，租下兩處青瓦古院。祖母與陳獨秀同住，陳松年夫妻帶孩子棲身江津第九中學附近。

江津偏僻，物價卻不低。陳松年靠九中校工總務的薪水糊口，偶爾代課解悶，下班后在空地開墾菜畦，挽起袖子翻地。“從沒拿鋤頭，如今當農夫。”他自嘲。困頓之余，也算得父母身側尚有天倫，是罕見的安穩。

然而安穩終是短暫。1940年初，陳獨秀舊疾復發，進出重慶醫院，醫生私下提醒學生：“心臟再擴半指就危險。”陳松年聽見，只能更頻繁地往返江津與主城。1942年5月25日，陳獨秀察覺大限將至，囑托后事：“我的書稿，交給北大；瓷碗與稿費留潘蘭珍；松年，日后一起回安慶。”兩日后，凌晨霧深，他靜靜離世。

埋葬這件事，難倒了兒子。棺木昂貴，江津同行卻主動折價；好友鄭學稼等人亦紛紛相助。6月初，靈柩停放在大西門外康莊，山坡荒草沒膝。山雨一到，紅泥沖刷墓碑，白紙祭幡揉成一團。陳松年望著父親名字被雨水打糊，心里刺痛，可戰火漫天，回鄉無望，只能把承諾壓進胸腔。

同年秋，潘蘭珍向眾人辭別。有人說服她：“你還年輕，別守在這苦地方。”她微微點頭離去。外人好奇：陳松年為何不一起走？他給出的理由很簡單——兩副棺木在此，一走，遺囑就落空；再則家鄉被敵占，帶不走。話說得輕，可這輕字背后是數不清的盤算：路費要錢，船票難買，沿江關卡林立，稍不慎便遺骨不保。與其冒險，不如等。

江津歲月艱苦，但也有溫情。1941年次女降生，陳獨秀抱著小孫女，胡須抖動著笑。老人去后，孩子成了唯一安慰。日子捉襟見肘，陳松年卻把祖母、父親的墓前雜草拔得干干凈凈。有人勸：“你可先走，一封信托人守墓也行。”他搖頭，“守孝也守心。”話語不重，卻帶著江淮人的那股倔。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山城煙火此起彼伏。街角茶館刷出“捷報”二字，陳松年抬眼望去，第一件想到的事不是慶祝，而是啟運骨灰返鄉。他把家中僅剩的首飾拿去當鋪，又走訪舊友籌錢。茶館里議論重重，有人贊他“孝”，也有人私語“傻”，他聽見只是笑。

1947年春，長江水位回漲，瀘州商船頻繁。陳松年終于湊夠旅費，花了整整一月，從江津運棺至重慶浙江會館。手續繁瑣，他反復核對，生怕一張批條寫錯。啟程前夜，他伏在祖母的棺旁輕聲說：“外婆，咱們回家。”旋即又到父親棺前摸了摸木紋，木紋冰涼卻像在回應。船鼓點響，他看著艄公把棺木搬進艙底，松了口氣，手心全是汗。

六月中旬，兩副靈柩抵安慶古城碼頭，堂兄提前迎候。幾日后，祖父母合葬，父母合葬，皆在葉家沖坡地。陳松年抱著黃泥，填最后一鍬土。多年負重，忽而落地，無人知他心里是輕是重。

回鄉定居，并未讓生活豁然開朗。校長幾度相邀他重返講臺，他婉拒：“槍聲未散，學校也不干凈。”轉而進了窯廠燒磚，灰塵撲面，衣衫常年灰黑。熟人不解，他自有盤算：遠離政治，才能給孩子留一方凈土。1949年安慶解放，新政權接管工廠，他照舊勤勤懇懇。直到1953年，地方政府為其家屬頒發烈屬證，月補貼三十元，他才得以喘息。

1980年，陳松年從窯廠退休，鬢發已白。街坊偶爾提起他當年守墓五年的日子，語調里帶敬意——那份執拗，別人學不來。有人感慨：“一副棺、一句承諾，硬是綁住他半生。”其實真相很樸素：忠于遺囑，也忠于內心。不離江津，不過是信守一句“等時候到了”。可那時候，到底是戰爭結束，還是心頭石落？外人無從分辨，陳松年也未曾解釋。風吹過鼎山松林，墓地石階上，早年的誓言已被青苔掩去，只余江聲澹澹，講述家國巨浪中一段沉默的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