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殘影：1865-1910年的民生、軍政與中外印記

從1865年沙俄邊境流亡者的憔悴身影，到1910年北洋新軍操練的昂揚姿態，十余張老照片串聯起晚清四十余年的風雨變遷，共同拼湊出一個王朝落幕前的多元圖景，映照著大變革時代里，中國社會從廟堂到民間、從邊疆到內地的真實面貌。

這是一張1865年沙俄方面拍攝的流亡至沙俄邊境的清朝百姓群像，畫面共6位清朝人，有站有坐——3人疲憊地席地而坐（其中一人手攥著趕路用的長桿），3人倚著行李站立，神情皆顯憔悴倦怠。

他們身著清末底層百姓的粗布短褂與長褲，衣料破舊起皺，部分人留著清朝標志性的發辮（其中一位站者的辮發清晰可見），另有幾人發型凌亂，顯是流亡途中無暇打理。眾人身上、身旁堆滿簡陋行囊，照片左下角有俄文標注“В.В. ЛАНИНЬ”，應為沙俄拍攝者或記錄地點的標識，側面印證這是俄方視角下的流亡場景。

這是光緒十年（1884年）新就任的總理衙門大臣合影，六位大臣身著清代官服，端坐于傳統宅邸的庭院前，身后簇擁著屬員，身后的雕花門楣、太湖石透著晚清官僚府邸的規制，此時正是“甲申易樞”后，慈禧太后調整中樞機構，這六位是新組建的總理衙門核心成員。

1884年（光緒十年），慈禧借中法戰爭戰局不利，發動“甲申易樞”，罷免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原軍機處、總理衙門班底，改組總理衙門，圖中六位正是新任命的大臣，慶親王奕劻（前排居中），這是他首次進入中樞機構，此后逐漸成為晚清宗室重臣；其余五位（張蔭桓、廖壽恒、許庚身、徐用儀、孫毓汶）多為熟悉洋務、外交事務的官員。

這是1900年代天津的一張擺拍合影，由駐津法國兵拍攝，照片中兩位身著軍裝的法國兵坐于前排，一人手持煙斗、姿態松弛，盡顯征服者的隨意；后排及兩側的三位中國女性身著素色長褂，肢體姿態拘謹局促。

這是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托馬斯·張伯林與其子羅林考察中國時，在四川遂寧蓬溪縣槐花鎮記錄下的集市老照片。

青瓦覆頂、舊木板拼貼的墻面透著質樸，村頭老槐樹下的夯實土路成了集市場地，數十位裹著頭巾、身著粗布短褂村民聚在此處，有人站著低聲交談，有人蹲地歇腳，幾位村民圍聚的攤位旁，能看到幾只幼小豬仔的小巧身影，正是農戶待售的家畜；攤位邊堆著簡易器具，把鄉村集市的生活氣息拉得格外真切。

一張室內肖像照，主角是晚清官員張蔭棠，他端坐在一把簡約的西式木椅上，身形挺直卻不失松弛，左手搭在圓形矮幾邊緣，右手輕放于膝頭，面容清瘦，唇上八字胡、頷下短須的樣式是清代官員的典型裝扮。

張蔭棠是晚清最后一任駐美公使，同時以“查辦藏事大臣”身份赴藏，在藏期間，他彈劾貪腐的駐藏大臣有泰，大力整頓西藏吏治；同時推行新政——籌備近代學堂、開設醫院、整頓財稅體系，試圖強化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抵御英國對西藏的滲透，其改革被稱為“張蔭棠治藏”，是晚清維護西藏主權的重要實踐。

這是一張記錄1910年北洋陸軍訓練的照片，還原了清末近代化新軍的日常訓練風貌。

訓練地點是軍營外圍的開闊沙質平地，后面可見連綿的低矮山丘，山丘前矗立著一棟多層近代建筑。

數十名士兵正進行隊列行進訓練，動作呈現同步的邁步姿態，左腿前伸、右腿蹬地，身體微微前傾，雙手握持步槍抵于肩側，陣型雖未完全嚴絲合縫，但已顯露出西式操典的規整性；左側邊緣有一名士兵動作幅度稍大，疑似隊列標兵。

這支部隊脫胎于袁世凱在天津小站編練的“新建陸軍”，是清末最早全面效仿德、日軍事制度的近代化軍隊，1910年代初已發展為“北洋六鎮”（清末陸軍的核心主力，約7萬兵力），是當時中國戰斗力最強的武裝力量。

這是晚清陽江地區的官員家庭合影，中間的孩童是右側武官的女兒。

拍攝者美國醫生威廉·赫維·多布森回憶，這個小女孩曾因一次吃下五磅豬肉引發嚴重不適，最終在陽江福曼紀念醫院被多布森醫生救治。

這是1905年連州教案后，當地清政府官員與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人員的聯合調查合影。

1905年的連州教案是晚清嚴重的傳教士遇襲事件之一，當地民眾與傳教士沖突中，包括醫療傳教士馬赫（Machle）的妻女在內共5人遇害。事件發生后，清政府為平息美國方面的抗議，令當地官員與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人員聯合調查——這張合影正是調查期間的會面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