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你恨我嗎？"
我躺在病床上，嘴歪眼斜，口水順著嘴角往下淌，連這五個字都說得含混不清。
妻子正在給我擦身子，手上的動作頓了一下。她沒有回答，只是把毛巾在熱水里涮了涮，繼續擦。
"你……恨我嗎？"我又問了一遍。
她終于停下了手。
她看著我，目光平靜得像一潭死水。那雙眼睛，我看了三十年，卻從來沒有認真看過。此刻我躺在這里，動彈不得，才發現——那雙眼睛里，藏著太多我從未讀懂的東西。
"恨。"她說。
就一個字，輕飄飄的，卻像一把刀，扎進了我的心里。
我張了張嘴，想說什么，卻發現自己連哭都哭不出來。中風后遺癥，左邊臉是麻的，眼淚只能從右邊眼睛里流出來，歪歪斜斜地淌進耳朵里。
她看著我的眼淚，沒有安慰，也沒有嘲諷。她只是把毛巾擰干，繼續給我擦身子。
那一刻，我忽然意識到，我這輩子，欠她的太多了。
我叫周建國，今年六十二歲。三個月前，我在工地上突發腦溢血，被工友送進了醫院。
醫生說，命是保住了，但左半邊身子怕是廢了。以后吃喝拉撒，都得有人伺候。
我有兩個兒子，都在外地打工。大兒子接到電話，說工地走不開，讓我們先撐著。小兒子更干脆，電話都沒接。
最后來醫院的，只有我妻子一個人。
她叫林秀蘭，今年五十八歲。我們結婚三十年了。
三十年。說起來輕飄飄的幾個字，可這三十年里發生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不對。只有她自己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這輩子，眼里只有一件事——掙錢。
我出生在農村，家里窮得叮當響。小時候餓怕了，窮怕了，所以從二十歲開始，我就拼了命地往外跑，想掙錢，想出人頭地。
我去過煤礦，下過礦井，差點被埋在里面。我去過工地，扛過水泥，扛到肩膀磨出了繭子。我去過南方的工廠，一天干十六個小時，困了就在流水線旁邊瞇一會兒。
我不怕苦，不怕累，只怕窮。
二十五歲那年，有人給我介紹了林秀蘭。她是隔壁村的姑娘，長得不算漂亮，但干凈利落，一看就是能持家的。
我們見了兩面，就定了親。
婚禮辦得很簡單，就擺了幾桌酒。第二天，我就背著行李出門了。
"你不多待幾天？"她站在門口問我。
"不了，工地那邊等著呢。"我說，"你在家好好的，我過年回來。"
那是我對她說的第一個謊話。
那一年，我沒有回家過年。第二年也沒有，第三年也沒有。
我總有理由。工地趕工期，走不開。老板說過年加班工資翻倍，不能錯過。路上太擠，來回折騰不劃算……
理由多得是，借口也多得是。可真相只有一個——我不想回去。
回去干什么？回去面對那個破舊的老房子，面對那個我根本不熟悉的女人，面對那些問我"掙了多少錢"的親戚？
我在外面掙錢，在外面拼命，在外面活得像條狗。我不想回家，因為回了家，就得承認自己還是那個窮小子，什么都沒有改變。
所以我一直在外面飄著，一年回去一兩次，每次待不過三天。
孩子出生的時候，我不在。孩子上學的時候，我不在。孩子生病的時候，我不在。公公婆婆去世的時候，我也不在。
所有的事情，都是林秀蘭一個人扛。
她一個女人，又要種地，又要養豬，又要帶孩子，又要伺候老人。村里人都說她命苦，嫁了個不著家的男人，等于守了活寡。
我知道這些話，但我不在乎。
我想的是，等我掙夠了錢，一切就好了。等我在城里買了房，一切就好了。等我把孩子供出來，一切就好了。
我以為，錢能解決一切問題。
可我錯了。
我確實掙了一些錢。五十歲那年，我終于在縣城買了一套房子，把林秀蘭從農村接了出來。
我以為她會高興，會感激，會覺得這些年的苦沒有白吃。
可她沒有。
她只是沉默地收拾著東西，沉默地搬進了新房子，沉默地開始了新的生活。
她做飯，洗衣服，打掃衛生，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井井有條。可她不怎么跟我說話，我跟她說話，她也只是嗯嗯啊啊地應著。
我有時候覺得煩躁，問她："你怎么整天一副死樣子？"
她看我一眼，不說話。
"我辛辛苦苦掙錢，給你買了房子，你就這個態度？"
她還是不說話。
我罵她幾句，她也不頂嘴。我摔東西，她就默默收拾。我出去喝酒，她就在家等著，不管多晚都給我留一盞燈。
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懶得知道。
我以為這就是婚姻。湊合著過唄，誰家不是這樣？
直到我中風的那天，我才知道，這根本不是婚姻。
這是她一個人的獨角戲，而我，連個觀眾都算不上。
住院的那段日子，是我這輩子最難熬的時光。
我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吃飯要人喂，喝水要人端，大小便失禁，像個嬰兒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