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制度化的政商關系何以形成？——基于M市的歷史性分析

葉志鵬

華東師范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講師

李朔嚴

上海大學

社會學院

副教授

制度化的政商關系何以形成？

——基于M市的歷史性分析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 | 葉志鵬、李朔嚴

責任編輯 | 向靜林

探究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形成機理，能夠為中國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提供可行路徑。本文通過對M市的歷史性分析發現，地區政商關系由庇護主義轉向制度化是特定產業組織形態、地方科層體系及其精神氣質相互形塑的結果。基于利益與信任機制的產業鏈合作網絡和利益聯盟賦能商業團體組織化參與政商互動，并助推地方政府進行自我限權、增強政企間的制度聯結。制度化政商關系有賴于地區增長聯盟的維系和地方科層體系精神氣質的革新。

一、導論

作為蘇南模式的代表，M市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得到廣泛關注。快速的經濟發展離不開當地優良的營商環境。依據多個頗具影響力的營商環境評估報告，M市常年位居大陸縣市營商環境榜首。事實上，很早就有學者注意到蘇南地區的政商關系相較于其他地區而言更加制度化，政商互動具有更強的規則性和可預見性，不同于傳統庇護主義路徑下的人格化政商關系（張家銘、江圣哲,2007）。而M市正是其中的代表，這主要表現為企業往往通過行業協會或商會與政府互動，同時政府更傾向于采取普惠式政策來解決企業經營問題，在政商互動中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且善于運用制度規則來規范政商互動。因此，分析M市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形成路徑能夠為持續優化區域營商環境、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提供有價值的經驗借鑒。

目前的中國政商關系研究主要關注政商關系的形態特征及其影響，而缺少對其動態演變的分析(Zhang & Zhu，2018；聶輝華，2020；周黎安，2021)。很多研究指出，雖然中國的政商關系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而逐步正式化，但并未擺脫庇護主義，政府與企業之間難以建立穩定的非人格化關系(Guthrie，1998；Tsai，2007；白重恩等，2021)。大企業通常會利用自身的規模優勢而選擇直接與政府互動，因此消解了企業組織化參與的社會基礎，并不利于政商關系的制度化(紀鶯鶯，2015)。這就需要引入新的理論視角來解釋政商關系的動態演變過程，尤其是中小企業組織化參與政商互動的形成機制。

基于此，本文考察改革開放以來M市政商關系的變化并發現，M市政商關系經歷了從庇護主義向制度化的演變過程，這是特定產業組織形態、地方科層體系及其精神氣質相互形塑的產物，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本文考察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實踐，以期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在學理上為中國的制度化政商關系演變提供微觀證據與個案經驗，從動態視角剖析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形成機制與發生條件，為政商關系的轉型研究貢獻知識增量。二是在實踐層面為我國加快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提供地方實踐經驗，尤其就如何在政商互動中實現對所有中小企業“一視同仁”歸納行之有效的典型做法。

二、文獻綜述：中國政商關系的形態及其發展

（一）庇護主義政商關系的根源及其特點

長久以來，學術界傾向于認為中國的政商關系是一種非正式的庇護主義形態(Wank，1999；Wang，2016；白重恩等，2021)，即政企之間主要基于私人關系進行利益交換(Pearson，1997)。庇護主義政商關系大行其道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中國采取的政府主導的漸進主義市場改革模式，導致政府在資源分配中始終扮演重要角色(周黎安，2008；周飛舟，2012；Naughton & Tsai，2015)，因此企業會選擇與政府發展私人關系，以獲取市場競爭優勢。另一方面，庇護主義的實質是一種內外有別的特殊主義，深深植根于中國的關系文化。由于“家”在中華文明中占據總體性地位，庇護主義長期存在于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肖瑛，2020)。無論是費孝通所歸納的差序格局（費孝通，2006），還是韋伯筆下中國的家產官僚制(韋伯，2020)，抑或魏昂德關于單位制內部人際關系的深刻洞察(Walder，1988)，均反映了庇護主義在各領域的滲透。

因此，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在中國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并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政府與企業之間是一種工具性友誼關系。庇護主義強調庇護者通過為被庇護者提供資源和保護來換取被庇護者的支持。一方面，由于政府掌握大量資源，企業發展不得不依賴于政府(Naughton & Tsai，2015)。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后，地方政府越來越依賴于企業創造的經濟績效(周飛舟，2012)。這種相互依賴使得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了互惠共生關系(Wank，1999；周黎安，2018)。正是這種關系促使地方政府扮演“扶持之手”角色，抑制了“掠奪”傾向，彌補了正式經濟制度的不足。這正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所在(白重恩等，2021)。然而，這種基于功能性替代所構建的政商關系并非制度化的政商關系，故此引出了庇護主義的第二個特點。

第二，政企互動遵循的不是制度化的程序與規則，而是因人而異，帶有強烈的人格化色彩。制度化的政商關系不僅意味著政府權力的限制，更強調一種普遍主義的精神，即政府對每一家企業都按照程序和規則平等對待。但正如上文所述，內外有別的特殊主義是庇護主義的本質，這意味著政府對待企業并非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而是會根據企業的規模、利潤乃至官商之間的私人關系來區別對待。從這一特點可推出下面的兩個附屬特點。

其一，對于那些更能為本地創造經濟績效的企業，政府不僅會在用地、融資、財稅等方面給予選擇性扶持（江飛濤、李曉萍，2018），還會對其進行政治吸納，使其具有更強的競爭優勢(Dickson，2003；Truex，2014)。此外，這些企業的經營者往往會與政府官員之間建立更加緊密的私人聯系，當生產經營遇到困難時，更傾向于尋求特事特辦的方式解決問題(紀鶯鶯、范曉光,2017)。無論是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對于本地鄉鎮企業的保護，還是在后期招商引資過程中地方政府對大企業和關聯企業的偏愛，都充分反映了這一點(Wank，1999；白重恩等，2021)。

其二，對于那些普通的小企業，由于政府與其缺乏強大的利益和情感聯系，權力往往難以被有效約束，“吃拿卡要”等行為屢屢發生(Hou，2019)。雖然近年來這類亂象已經得到大力整治，但依然時常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有學者發現，政府對小企業的服務意識普遍較為落后，導致小企業不得不通過抗爭議價的方式來獲得自己的權益(紀鶯鶯、范曉光，2017)。相較于發達地區，這一現象在經濟落后地區更為明顯，甚至一些與地方政府簽訂合同的企業有時也難免陷入被“關門打狗”的困境。

雖然庇護主義政商關系也可以克服一定的不確定性，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但其弊端也很明顯：人格化的特質使其不具有穩定性，還會為權力尋租和腐敗交易提供溫床，這顯然不利于“親”“清”政商關系的形成。同時，有研究表明，憑借庇護主義獲益的企業的收益基本都被其他企業承擔的成本所抵消，并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發展(Hallward-Driemeier & Pritchett，2015)。因此，很多學者都強調制度化的政商關系至關重要(Zhang & Zhu，2018；楊典，2017)。

（二）中國政商關系的演變及其解釋

近年來，有一些學者嘗試概括和歸納中國政商關系制度化的一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周黎安(2021)關于中國特色政商關系的論述(以下稱“周文”)。周文認為，中國政商關系存在制度化的面向，并將這種制度化歸功于“官場+市場”的雙重競爭環境。地方官員的政績與轄區企業的市場競爭績效緊密聯系在一起，形成了“政績—業績”紐帶和地區增長聯盟，這促使政商互動呈現制度化的特征。這種制度化的政商關系主要以政商雙方簽訂清晰的、量化的正式協議或合同表現出來，是一種可衡量、可量化、可簽約的權利義務關系。

當然，周文也強調了官員與企業家之間私人信任的重要性，但相較于以往研究，更突出中國政商關系制度化的一面。因此周文認為，中國的政商關系帶有制度化和人格化的“混搭”特征，處于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之間的中間形態，體現了鮮明的中國特色。這種混搭式的政商關系深深嵌入在“官場+市場”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因而具有穩定性。同時，正是不同區域“官場+市場”的差異化組合導致政商關系的制度化與人格化的構成存在差異。這項研究是對中國政商關系的一個整體性把握，極大地推進了該領域的研究。

但本文認為周文的這一理論依然存在兩方面不足。首先，該理論難以為政商關系的制度化提供一個動態的歷史性解釋。周文更強調用“官場+市場”的組合來解釋不同地區政商關系的截面差異，但無法解釋一個地區的政商關系的歷時性變化。本文關注的M市就是典型，其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便一直處于“官場+市場”的競爭環境中，所面臨的政治經濟激勵結構并未有太大變化，但其政商關系卻經歷了從庇護主義向制度化的轉變。其次，該理論在強調制度影響政商關系的同時，忽略了政企主體在塑造政商關系過程中的能動性。只有將政商雙方的互動博弈納入分析，才能對政商關系的演變機制做出充分的因果說明。周文將政治經濟結構作為一種塑造主體行為選擇的制度性力量，卻缺乏對主體特征、類型、在具體情景下的行動策略以及關鍵歷史節點等因素的考量，因而忽視了政商主體本身的能動性及其互動過程的重要性。盡管周文已指出“只有在政府與企業達成某種平等和對稱的關系時，雙方的信任才是可能的”(周黎安，2021：25)，但尚未回答政企之間達成這一勢均力敵的動態平衡所需要的條件。

區別于周文，本文著重探討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形成路徑。為此，本文對制度化采取一種更加嚴格的定義，以期使整個制度化的動態演變過程更具有分析性。本文強調，政商關系制度化的實質是一種普遍主義精神，與特殊主義邏輯的庇護主義政商關系形態相對應，并具有三個方面的特點：第一，政府對企業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第二，政商互動過程中的人格化因素得到抑制；第三，政商互動均須遵守穩定的制度規則，權力的任意性受到約束。

基于對制度化政商關系的界定，本文將分析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過程，尤其關注具體歷史情景中政商主體之間的互動博弈。庇護主義政商關系的變遷和演化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僅需要有外部的沖擊與相應的制度建構，更重要的是具備自我維持的內生動力。因此要理解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過程，就必須采取歷史的視角來分析各個要素之間的互動過程。

三、研究設計

本文將M市作為典型案例開展歷史性分析，以便考察該地區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過程。筆者對M市的實地調研始于2012年，自2015年起將其作為一個長期觀察的田野對象。筆者對于M市政商關系制度化議題的認知經歷了一個過程，起初是為了探究M市經濟快速發展的成因，而后聚焦于地方政商互動機制。在數據搜集方式上，一是采用滾雪球抽樣，利用在M市的親戚和師友的社會網絡資源開展田野調查，尤其是得益于當地一位退休干部作為中間人幫助入場、聯系訪談對象，并順藤摸瓜，聯系和訪談更多對象。二是采取追蹤式田野調查，聚焦政商互動議題后，于2019至2023年多次返回M市開展補充性調查，尤其是對重點研究對象進行多輪訪談以確認核心機制。三是開展訪談，先是利用正式場合(如會議室)與半結構式訪談提綱開展焦點小組訪談，再利用非正式場合(如咖啡館、餐館、微信等)與非結構式訪談法，對重點對象開展深度訪談，以消除訪談場合的選擇和固定訪談提綱對信息搜集的影響。四是綜合使用多種類資料以形成論證的“證據三角”(Yin，2010)，包括多主體訪談資料、領導口述材料、統計數據以及歷史檔案材料等。

截至2023年7月，筆者及研究團隊已對M市市直機關、開發區和鄉鎮政府干部、退休領導干部、內外資企業高管、各類行業協會及金融機構負責人開展近十輪調研訪談，并獲得政府部門提供的一些內部數據資料。受訪的對象涵蓋當前參與各類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的政府部門與領導干部。借助對多名退休領導干部的訪談及領導干部口述史資料，并結合檔案館歷史政策文件的梳理，對M市20世紀80年代至2000年初期的政商互動關系進行考證。此外，還參閱了歷年M市統計年鑒、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二手文獻和媒體報道資料，綜合使用多種渠道來源的資料交叉驗證以增強研究效度。完成數據搜集后，按照時間軸與資料類型進行整理，利用開放式編碼和主軸編碼對重要證據進行范疇化，以厘清核心機制。在此基礎上，運用理論建構式過程追蹤法(Beach & Pedersen，2019)串聯起宏觀、中觀與微觀證據以開展理論建構，并通過與既有理論對話、對比新舊證據來排除競爭性解釋，不斷逼近穩健的因果鏈。

四、改革開放后M市政商關系的歷史演變

（一）第一階段：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形態

改革開放初期，M市政府制定了對外開放的發展戰略來加速地區工業化進程。從20世紀80年代的依托鄉鎮企業發展對外橫向聯營，到20世紀90年代依托產業園區引進外資企業，M市對外開放的重點合作對象雖然發生了變化，但這一時期的政商關系表現出典型的庇護主義特征。

首先，私人關系在政商互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M市干部對投資者不僅“曉之以利”，還會“動之以情”來推動項目落地。一方面，借助血緣、地緣網絡，M市干部通過人脈關系說服上海和“大三線”地區的國營廠到M市投資辦廠。據一位退休領導回憶：“WLG經常是白天頂著太陽跑上海……所有的項目都是M市人自己找的，不是南京、蘇州帶來的”(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70829B)。時任M市政府領導人WLG十分重視利用地緣社會網絡助力招商引資和優化營商環境，在1984年連續召開了兩次“家鄉建設座談會”，動員在上海等地工作的M市籍鄉賢為M市介紹外商投資與合資項目。

另一方面，對于非血緣、地緣關系的潛在投資者，M市干部則秉持“生意不成友情在”的原則，在與投資者交朋友的同時，依靠私人情感說服他們前來投資。M市政府利用“禮物經濟”與外資企業建立私人聯結，以此增強政商互信。其中，“18只螃蟹的故事”常被地方干部所引用，它典型地反映了地方政府在急缺外來資本的經濟發展初期所采取的“私人聯結”(而非制度聯結)策略。據一位退休干部介紹，“第一家臺資企業滬士電子是18只螃蟹引進來的。當時他們是去上海的，跑了一個多月，幾十個圖章才蓋了三分之一。當時正好10月份，我們請他們到M市來吃螃蟹，走的時候每個人一只螃蟹，送到飛機上。老板很感動，當時就決定投資M市”(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909120A)。這種“禮物經濟”策略實際上正是莫斯所強調的通過禮物交換來構建雙方的人情關系，讓企業家通過投資來回報之前欠下的人情(莫斯，2019)。

其次，政商互動呈現特事特辦的非正式化特征。M市政府創設各類非正式制度為外資提供政務服務。這類服務往往無明文政策，一事一議。M市引進的第一個外資項目(日本“蘇旺你”手套公司)，“由于是江蘇首家中外合資企業，簽約后關于投資比例、注冊登記、廠房建設等方面的審批過程異常復雜。M市有關部門果斷決定代替企業上南京、北京，跑了123次、敲了732個章”（胡宏偉、姚似璐，2019）。由于沒有明確的規章制度，項目審批與企業服務過程中往往伴隨著領導的“現場拍板”，領導個人意志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當時M市政府在開發區設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由政府分管領導定期召開會議，能解決的當場拍板（吳克銓，2005：31）。

最后，對企業進行選擇性扶持。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對外開放過程中，M市政府有意選擇扶持那些資本雄厚、規模大的外資企業。這一點在對臺商的態度上尤為明顯，首先是對龍頭企業，常以寬裕的土地供給作為吸引策略。“當時臺資企業來M市，本來需要500畝地，我們就給它1000畝，其實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地”(退休干部訪談記錄20210704A)。其次是在日常生產生活中將大企業家作為座上賓，建立密切的私人聯系，“一位臺商大佬的兒子，要坐火車趕快到南京去飛臺灣，我半天幫他搞定”(臺服機構訪談記錄20190919A)。

這一階段呈現的庇護主義政商關系，很大程度上滿足了后發地區加快推動工業化進程的制度需求。一方面，借助血緣、地緣等私人網絡有助于增強政企之間的信任，減少互動成本，以便在吸引資本上拔得頭籌。另一方面，在制度轉型的宏觀背景下，能否克服體制障礙就得靠地方政府“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種建立在強烈私人信任基礎上的、未被制度化的政商關系雖然有助于當時的經濟發展，但也可能使政府陷入權錢交易的陷阱。而M市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其在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突破了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形態。

（二）第二階段：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初步形成

M市的政商關系形態于2000年前后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其重要表現是政商互動從依賴于個體的庇護主義形態向依賴于團體的組織化參與過渡。標志性的事件是1998年臺協會的建立，這也是全國縣域中獲批的第一家。至20世紀90年代末，M市已集聚數百家臺資企業。2000年至2007年，2000多家臺企涌入M市，其中超過一半是IT制造企業。例如，2000年之后M市引進了臺灣前十大筆記本電腦(PC)廠商中的六家，并集聚了1000多家上下游配套廠商。因此，臺協會的成立是對M市近千家臺資企業的響應，同時又有利于充當政企溝通的橋梁。關于M市的臺資經濟，歷來有著“3456”的說法，即GDP的30%、工業總產值的40%、利用外資的50%、進出口總額的60%由臺資企業貢獻（經信委訪談記錄20160617A）。長期以來，臺協會在M市的政商互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被譽為M市的“第五套班子”。這一時期M市的政商互動表現出新的特點。

第一，對企業的服務逐漸從大企業擴展至小企業。上一階段政府對企業的服務主要聚焦在大企業，而這一階段政府通過臺協會開始為臺資企業提供普惠式的公共服務。這些公共服務的提供不考慮企業規模，而是對所有會員企業敞開，具有很強的普遍主義特征。臺協會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當屬政企溝通，且相較于大企業而言，中小企業更能從行業協會中獲益，借助集體行動與地方政府進行政策溝通(張家銘、江圣哲，2007)。如2000年全國首個封關運作的出口加工區就是臺商向M市政府建言后的政策創新(葉志鵬，2022)。

如果說行業協會反映了企業尋求與地方政府建立制度聯結的訴求，M市成立的“馬上辦”機構則反映了地方政府主動服務快速集聚的商業群體的努力。2005年，M市政府聯合臺協會成立了“馬上辦”服務中心，實行“首問負責制，兩問終結制”，旨在幫助新來的臺商臺胞處理各項事務，而不僅限于先前對若干大企業的“特事特辦”，這反映了M市政府在對臺商提供政務服務上的一視同仁。正如一位干部所介紹的，“那時候千奇百怪的事情都有，包括酒駕、往生等。新臺商過來，對我們的服務和環境都不清楚，我們指點一下，他們可以少走彎路”(“馬上辦”訪談記錄20190919A)。“馬上辦”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原有科層體系運作在滿足臺商生產生活需求中的不足，進而將優質的政務服務擴展至更廣泛的、初來M市投資生活的新臺商群體。

第二，政商互動遵循穩定的、制度化的渠道。除少數龍頭企業能夠直接得到地方領導人“點對點”的關愛之外，中小型臺資企業都可以借助臺協會的渠道反映政策需求。一方面，協會與M市各層級政府部門均建立了穩定的聯絡渠道。市臺辦有協調各局委辦的臺服辦，直接與臺協會總會進行對接；在各區鎮層級，M市各局委辦的臺服辦和臺協會的各分會之間進行對接(臺協會訪談記錄20190919C)。另一方面，臺協會與成員之間形成功能和區域委員會交錯的渠道溝通政策需求。臺協會根據M市的區域劃分為13個分區委員會，同時按照不同功能劃分為11個分功能委員會。臺商及外商群體借助行業協會的政策溝通渠道與地方政府建立了良好合作伙伴關系。“（M市政府）每年要開兩次外資座談會和臺資企業座談會，聽取意見就改進。例如臺商說M市沒有牙醫，便馬上設立‘綠卡辦’幫助就醫服務”(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70829B)。

不難看出，這一階段M市的政商關系開始呈現法團主義特征，即企業通過組織化的行業協會與政府進行互動(張靜,1998)。政府由為少數大企業提供私人物品逐漸轉變為向所有企業提供公共物品，企業之間內外有別的特殊主義邏輯開始向普遍主義邏輯轉變。依托臺協會，企業更愿意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向政府提出訴求，而政府則在此基礎上通過制度化的渠道吸納企業的集體訴求，與臺協會建立穩定的、組織化聯系機制，推動了政商互動的制度化進程。

當然，M市在這一發展階段的制度化政商關系只能說是初步形成，原因有兩點。一是政商關系的普遍主義主要集中在臺資企業內部，在不同的企業群體之間依然存在特殊主義邏輯。二是政商互動過程中的個人意志依然發揮作用，制度和規則的透明化有待加強。如上文提及的“馬上辦”的處理事件的方式和過程并無固定規則，往往依賴于處理者的個人特質，這在很大程度上與當時M市政府尚未在地方科層體系中建立起權責明晰的制度和流程有關。

（三）第三階段：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強化

自2000年以來，M市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地區產業組織形態不斷演變，政商互動的制度化和普遍主義色彩越來越濃，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政商互動的規則愈發清晰，標準化的程序弱化了領導人的個人意志。這一階段部門間的權責更加明晰，政商互動的流程更加標準化。以項目審批為例，整個過程基本實現了公開透明，對所有企業也是一視同仁。正如一位地方干部所介紹的，“(除了)大項目(如1000畝土地)直接由市長辦公會來決定，其他項目則由18部門聯審會來決定。現在都是公開透明的”(前核心部門領導訪談記錄20210705A)。同樣，2014年“馬上辦”的撤銷也是政商互動規范化的一個重要體現，原因在于“制度越來越透明，所有政府部門的權責都很清楚，法律邊緣地帶比較少”(臺協會領導訪談記錄20190919C)。很多事情已經可以實現照章辦事，標準的程序減少了關系和權力發揮作用的空間。此外，M市政府還積極推動地方立法為政商良性互動提供法治保障，進行自我權力約束。最典型的例子是2021年開始實行的《M市深化兩岸產業合作試驗區條例》，該條例由M市發起并經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審議表決通過，旨在為M市試驗區(已覆蓋M市全境)在體制機制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先行先試權限確立法治規則。

二是建立了服務所有企業的制度化渠道和機制。一方面，M市政府取消了早年實施的諸如稅收減免等外資特惠政策，取而代之的普惠式政策是以優異的政務服務對所有企業予以關照(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70829B)。比如在“馬上辦”組織撤銷之后，M市政府將其中的部分職能轉至企業發展服務中心，但后者已不再針對臺資企業，而是服務全市所有企業(臺辦訪談記錄20210705B)。另一方面，M市政府吸收了臺協會的成熟經驗，并將這一模式擴展至其他外資企業，使其他企業也可以通過制度化、組織化參與的方式來提出政策訴求。

三是建構對所有資本一視同仁的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政策。伴隨著制度化政商互動渠道的完善，M市政府構建普惠式產業政策體系以推動產業轉型升級。2015年，M市政府整合了既有零散分布、碎片化的各類政策文件，制定實施“轉型升級創新發展六年行動計劃”，進一步將臺資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需求納入政策議程，為轄區內的內外資企業提供系統性、普惠式的政策支持。自此以后，M市所有政策供給都圍繞該計劃而展開，包括企業技術改造、金融扶持政策、企業上市等(金融辦訪談記錄20170829E)，其重要特征是“所有企業一視同仁”(經信委訪談記錄20170828A)。

在這一階段，M市政商關系呈現典型的普遍主義特質。一方面，政商互動過程中的人格化因素被抑制，表現為所有企業無論類型和規模均通過制度化渠道與政府進行規范的互動，權錢交易的可能性大大減小，實現了政商關系的“清”。另一方面，政商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建立在企業組織化參與的基礎上，因此政府會主動對所有企業提供優質服務，由此實現了政商關系的“親”。正是這種“親”“清”政商關系的構建形塑了M市獨樹一幟的營商環境品牌。正如外界所觀察的那樣，“放眼于全國，M市建立起一種邊界清晰、權責明確但又相互依托推動、共謀區域發展的新型政商關系”（胡宏偉、陸玫，2019）。

五、M市政商關系制度化的形成機制

M市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形成是該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結構性因素與政企行動主體長期作用的結果，主要依賴于三方面條件：一是建立在政企雙方勢均力敵的談判與協調能力之上；二是制度化政商關系的發展演變形成一種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三是這種自我強化的發展對于整個科層體系精神氣質的改造，為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進程提供了支持性的社會土壤。上述三方面條件分別以商業團體、地方政府及地方干部群體為行動主體，筆者借此來探究形成與維系制度化政商關系背后的特定產業組織形態、地方科層制度與地方科層文化。

（一）企業間集體行動力量的形成與強化

政企雙方的相互依賴與勢均力敵是考察政商關系形態的重要切入點(Zhang & Zhu，2018；周黎安，2021)，亦是突破庇護主義政商關系的首要條件。尤其蘇南地區歷來以強政府著稱，這意味著強大商業力量及其集體行動能力是達成穩定政商關系的關鍵。已有一些研究指出了基于社會網絡的信任機制和產業鏈分工與空間集聚的利益機制在其中的重要性(Gordon & McCann，2000；王振寰，2010：343)。而這兩個因素在M市案例中也同樣有所表現。一方面，臺商之間形成了以臺協會為中介的組織化行動網絡，這是M市區別于其他地區的一個顯著特點。臺商之間基于血緣、地緣的社會關系為他們克服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情感支撐(信任機制)。另一方面，企業之間基于業緣的緊密合作關系的產業鏈聯合網絡，進一步為不同規模乃至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間聯合提供了利益基礎(利益機制)。由此，基于“三緣”社會關系的企業間信任機制與利益機制不斷形塑著M市較為獨特的商業網絡與產業組織形態。

1.企業家之間的關系型信任網絡

基于血緣、地緣的抱團意識為臺資企業的聯合提供了強大的情感支持與信任基礎。臺商的創建深植于家族、親戚、朋友等人際網絡，對外投資歷來以抱團著稱(王振寰，2010)，尤其是長期緊密的產業鏈合作關系進一步強化了臺商之間的信任程度(耿曙、林家煌，2008)。在面對外部環境時，這種信任使得他們圈子內部的“自己人”展現出強烈的合作意識。如果有人僅僅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圈子，則會被其他臺商所排斥。這種基于血緣和地緣的人格化商幫文化與關系型社會網絡近似于明清時期的徽商和晉商(蔡洪濱等，2008)，以及當今的溫州商幫文化(鄭勇軍等，2015)。

這種非正式、關系型的信任網絡是臺商跨境集聚的重要動力。例如，“1989年，第一家臺資企業順昌紡織率先落戶開發區，接著就有順隆、順豐、順發等一串‘順’字號臺資企業先后誕生”(吳克銓，2005)。臺商在投資目的地加速集聚過程中的利益共享又強化了臺商之間的信任關系，降低了集體行動的成本。基于M市優異的營商環境，“臺灣商人重人脈、喜群聚的特性誘發了‘以臺引臺’的效應，使M市迅速成為臺資企業的集聚區”（胡宏偉、徐益平，2019）。

基于特殊信任關系所組成的商業團體也形塑并約束著地方政府行為。一方面，臺商的投資文化形塑了M市政府“以商引商”與全產業鏈招商策略。早在20世紀90年代，M市政府便提出了“以商引商”策略，這一策略立基于臺商間素有口碑相傳、“老帶新”的習慣（胡宏偉、陸玫，2019）。比如M市第一家臺資IT制造業企業滬士電子的入駐乃是因“順”字號臺商的口碑相傳而來。滬士電子落戶后，“公司創始人繼續發揚M市以商引商的傳統，主動做起招商義務推銷員。他常奔走于海峽兩岸，向臺商推介M市、帶臺商考察M市，引來了數十家臺企投資M市”（胡宏偉、陸玫，2019），其中的知名企業就包括捷安特。據媒體報道，僅捷安特帶來的臺灣自行車配套廠家就達到七八十家。此外，鑒于臺協會在臺商群體中所具有的平臺功能，M市政府順勢發揮臺協會的商業網絡資源優勢，幫助M市政府招商引資。

另一方面，臺商的關系型信任網絡還對M市的營商環境建設起著十分重要的外部約束作用。比如筆者在訪談中了解到，M市（在臺辦領導換屆時期）一度未重視“電電公會”每年發布的《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環境與產業發展調查》報告，導致M市在該排行榜的位次迅速下降，給M市政府造成極大的外部壓力。此后，被調離的干部重新回到臺辦工作，對照該排行榜指標體系為營商環境“補短板”，從而幫助M市重回榜首。

2.企業間的產業鏈聯合網絡

相較于企業家之間的非正式信任，企業間基于產業鏈的聯合網絡對于形成組織化的社會力量更為重要。這種網絡起初局限于臺資內部。以IT制造業為例，龍頭企業的入駐能吸引為其配套的上下游企業整體移動，“牽一發而動全身” (經開區管委會訪談記錄20160620A)。從事電子產品代工制造的臺資企業深度嵌入全球生產分工體系之中，并向戴爾、惠普、蘋果等國際大廠商供貨。而為了滿足國際品牌商的出貨要求，代工廠往往通過投資入股、簽訂長期契約或者縱向一體化的方式與供應鏈上下游廠商緊密合作，由此形成的產業鏈分工體系如表1所示。王振寰(2010)將這種供應鏈模式稱為“虛擬整合”(virtual integration)，這為產業鏈聯合網絡的形成創設了重要條件。亞洲金融危機之后，M市迅速集聚了1000多家圍繞臺資IT制造業龍頭企業的上下游配套廠商。這種緊密的產業鏈合作網絡也被很多企業認為是M市營商環境的核心競爭力。

更重要的是，企業間聯合網絡通過產業鏈配套協作關系逐漸向本地企業擴展。這主要是因為外資企業尤其是臺資企業的“在地化”轉型，促使其在本地布局完整的產業鏈體系，這便為本地企業參與配套協作提供了機會(經信委訪談記錄20160617A)。1997年，M市為外資企業提供外向配套的民營企業有140多家，到2007年增加至1503家，同時出現了外資為民企配套的情況。例如，蘇杭集團從外向型配套起家，到2008年已有18家外資為其配套。隨著M市產業鏈體系的不斷完善，基于“雙向配套”協作關系的產業鏈聯合網絡日益壯大。例如，于2000年落戶M市的臺資企業耐落螺絲公司目前國內市場占有率已達到80%，不僅進入了蘋果、華為、吉利、大疆等知名企業的供應鏈，也與M市當地的多家企業形成了穩定的產業鏈合作關系。

這種產業鏈虛擬整合模式將大企業與小企業的利益緊密捆綁，為其組織聯合提供了利益基礎。這一過程也離不開M市政府的助推角色：一是對行業龍頭企業的高度重視。與珠三角地區不同，M市政府在吸引外資尤其是臺商時十分注重龍頭企業的引進，而非“漫無目的”的招商引資。二是M市政府較早意識到產業鏈招商和全產業鏈培育的重要性。一位干部用聞名遐邇的“拆筆記本電腦的故事”形象地介紹了產業鏈招商理念：“我們(開發區)當時有一個副主任，帶領大家把電腦拆開來，缺哪個就招哪個。比如光電產業，我們做了全國最完整的一條產業鏈”(經開區招商局訪談記錄20190919B)。M市政府的招商選資策略無意中為企業基于產業鏈的組織聯合奠定了基礎。

由此，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典型地呈現為政商互動的參與主體由大企業向臺資企業、更廣泛的內外資供應鏈企業不斷擴展，政商互動由個人化和特惠式轉變為組織化和普惠式。隨著M市產業鏈分工網絡的不斷重塑，企業間聯合網絡及企業組織化參與能力逐漸增強。而恰是這一持續增強的企業組織化參與能力進一步惠及更廣泛的工商業群體，推動了營商環境的持續優化。

（二）地區政商增長聯盟的正向反饋機制

當制度化的政商關系初步形成后，其釋放出的經濟紅利又進一步讓地方領導干部認識到制度化政商關系的經濟價值，由此表現出典型的“官場+市場”雙向互動(周黎安，2018)。這種地區增長聯盟的形成為政商關系的制度化創設了正向反饋機制，使制度化變革得以不斷深化，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這種正向反饋源于制度化政商關系所引致的財政和晉升收益。鑒于M市企業高度緊密的產業鏈合作網絡關系，地方政府難以承受放棄普惠模式所產生的經濟后果，因而具有維系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動力。地方干部談道，“M市的領導干部一直以來都重視臺資企業發展。一不重視臺資企業，指標就噌噌噌往下掉，立馬又重視臺資企業”(前核心部門領導訪談記錄20210705A)。同時，主政M市的領導人幾乎都能得到快速升遷。據統計，在1984—2018年，前后十任主政M市的市委書記中已有六位官至省部級。

其次，這種正向反饋機制還來源于“官場+市場”競爭壓力下的政策連續性。在強大的經濟與政治激勵面前，M市的領導干部認識到制度化政商互動的重要性，因而在政策上表現出高度的連續性。在中國的干部管理制度下，“一屆領導一屆思路”的現象并不鮮見。但M市則不同，“M市政策連續性強，歷任領導一直都推動和維護外向型經濟，在政府內部形成了氛圍，以至于沒人會打破這種氛圍，一直延續下來”(退休干部訪談記錄20190919D)。

最后，正向反饋機制還建立在地方領導人更替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之上，但這一因素帶有M市的特殊性。筆者發現，M市的高度政策連續性不僅是歷屆主政官員的刻意履職，還與一方政界的官員良性流動有關。正如一位前領導人所說，“M市經驗有一條：江蘇省、T市（地級市）的政策放得開，對M市比較愛護，充分調動M市干部的積極性。下派的每一任領導沒有否定以前，政策連續性很強。都是覺得外向型經濟對，差不多都是市長接替書記，長時間參與政策。上級政府下派干部，沒有把M市官員分為兩派”(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70829B)。

由此可見，地區增長聯盟的正向反饋機制為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提供了內生動力。M市較早形成了制度化的政商關系，獲得了發展優勢和經濟紅利。而這一紅利進一步為政商關系的制度化提供了推動力，從而逐漸形成了自我強化的制度路徑依賴，不斷激勵M市政府優化地區營商環境。

（三）地方科層體系精氣神的革新

政商關系的制度化不僅有賴于商業群體的組織化參與能力，更是對地方科層體系提出了極高要求。發展型國家理論研究中的嵌入型自主性理論也強調了構建政商制度化互動渠道、改造科層體制以及凝聚政府官員發展共識的重要性(Evans，1995)。對于M市這樣的后發地區而言同樣如此，它一方面要求政府組織實現向韋伯筆下理性科層制的轉型(韋伯,2020)，能夠做到照章辦事；另一方面，它還要求地方科層體系的運作能夠擺脫“理性的牢籠”，持續推動制度變革與政策創新，從而滿足企業和社會的發展需求。通過對M市案例的觀察，可以發現M市地方科層體系運作中所具備的這兩方面精神氣質。

其一，按規章辦事、高效規范的工作態度。M市的干部由于受政策環境的長期影響，逐漸形成了高效廉潔的工作作風，對待企業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比如在招商引資環節，目前已完全依托“18部門聯審制度”運行，“早年間隨意給外資企業大量土地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退休干部訪談記錄20210704A)。即使對M市經濟貢獻最大的臺資企業，“也沒有特殊政策照顧，全部照法律法規來談”(退休領導訪談記錄20190920A)。伴隨著“馬上辦”的撤銷及一系列組織調整，政商互動中的非正式運作空間已越來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成體系、全覆蓋的政務服務渠道。“我在M市已經15年了，現在制度已經越來越規范，可操作空間也在變小”(臺商訪談記錄20210705C)。

其二，服務企業的擔當作為精神。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擔當精神”一詞出現的頻次非常高。孕育于M市科層體系中的擔當精神最早可追溯至1984年WLG冒政策風險自費建設開發區，之后也集中體現在一系列的政商互動中，包括率先引進外商獨資企業、探索國有土地有償出讓制度、醞釀創建出口加工區、入股并扶持諸多IT制造業龍頭企業等。上文提到的“拆筆記本電腦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一個完全不懂行的普通干部為了招商引資，硬是通過實踐拆電腦將自己變成該產業的“內行人”。這樣的事情即便放到今天都非常少見。正是這種滲透在整個科層體系的精神氣質逐漸改變了干部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為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提供了社會土壤。

M市科層體系獨特的精神氣質綜合反映了政商互動的“親”“清”面向，也折射出現代科層制的核心要義。固然WLG等早期地方領導人具有濃烈的創業情懷與制度企業家精神，但制度化政商關系的維系與鞏固仍然離不開對地方科層體系精神氣質長期“潛移默化”的改造。在這一過程中，M市政府綜合采用制度設計、口號標語、樹立典型等策略，不斷對地方科層體系的運行理念進行重塑，凝聚廣大干部群體的營商理念與服務精神。這些策略可總結為如下三條。

一是持續的制度設計與激勵機制創新。在發展早期，M市政府通過“兩定三包一獎”等激勵制度的設計來調動干部對外開放的積極性。此后，M市政府進一步將招商引資與企業服務納入干部績效考核體系，并與干部晉升及財務績效相掛鉤，以此來動員和激勵更為廣泛的地方干部群體，確保了所有升任的地方干部均具備招商引資與政務服務的工作經歷，這對于地方政策連續性大有裨益。此外，M市政府還在全省較早實行機關效能評估和末位淘汰制，率先建設綜合行政電子監察平臺，實行行政問責制和責任追究辦法，設立部門創新獎等，這一系列創新舉措強化了地方干部的政務服務理念。

二是以口號標語來凝聚干部的發展共識與營商理念。筆者搜集整理了M市政府在各歷史階段創新提出的一系列口號標語。這些口號標語盡管表述各有不同，但均凸顯了敢于擔當作為、提升政務服務質量的營商服務理念。1998年M市政府就提出“對外資企業服務不說‘不’，只說‘怎么做’”。2000年，M市率先在全國提出“親商、富商、安商”的營商理念，在全國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

三是通過樹立典型來傳遞服務理念。M市政府通過持續的教育疏導，使M市的普通干部逐漸改變了原來鄉土社會的保守觀念。這種觀念建設始于20世紀80年代，M市政府認為，“針對橫向聯營中普遍存在的‘怕吃虧上當’‘怕肥水外流’的思想，要運用成功典型，進行教育疏導”（吳克銓，2005：17）。在實地調研時發現，前文介紹的“18只螃蟹的故事”和“拆筆記本電腦的故事”均被作為典型事例在M市干部群體中廣泛流傳，反映了M市政府利用典型事例對科層體系中的后進官員進行觀念規訓，潛移默化地鼓勵地方干部優化營商環境。此外，樹立典型人物也能夠發揮觀念傳遞的功效。M市早期發展的重要代表人物WLG等人及其先進事跡廣泛出現在總結“M市之路”的各類報道文章中。

借助上述各類策略的使用，M市政府將探索于改革開放早期的營商服務理念在歷史傳承中發揚光大，持續對地方科層體系的精神氣質進行塑造。正如一篇報道所總結的，“這種服務精神已經滲透于一代又一代的M市政府官員的血脈中，時代在變，服務的方式在變，但服務的理念卻綿延不變”（胡宏偉、陸玫，2019）。而理念的傳承不斷浸潤著組織的制度結構，促使M市的制度化政商關系得以維系與鞏固。

（四）小結：從M市經驗中發現一般性知識

通過對M市案例的歷史考察與分析，可以獲知政商關系制度化的形成機制。從企業角度來看，M市的企業間聯合網絡先是由基于血緣和地緣關系的臺商集聚尤其是臺協會的成立所促成的，繼而通過基于業緣關系的產業鏈分工網絡向不同規模與不同所有制的商業團體擴展，不斷強化了企業群體的組織化參與能力。從地方政府角度來看，基于地區增長聯盟的制度激勵推動M市政府依據臺商投資特征采取“以商引商”與全產業鏈的招商策略，而這一行為邏輯不僅加速了臺商集聚，也助推了企業間聯合網絡的形成。在官員晉升與地方財政激勵的驅動下，M市政府積極響應企業的組織化參與需求，不斷增強政商之間的制度聯結(如臺協會、“馬上辦”服務中心、外企服務中心、外資聯誼會、座談會、企業家掛職鍛煉計劃、營商環境與政務服務立法等)，并通過持續的制度與政策創新改造地方行政審批流程與政務服務體系、革新地方科層體系精神氣質，進而維系并強化了帶有普遍主義特質的地方政商互動形態。

回到歷史進程之中可以發現，制度化的政商關系并非M市政府一開始有意追求的主觀產物，而是特定產業組織形態、地方科層體系及其精神氣質相互形塑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時間無疑是個重要變量，M市的產業鏈組織形態與獨特的地方干部精神氣質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就此而言，M市案例也折射出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雙向塑造的過程（周黎安，2023）。不過，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進程也包含一些偶然因素，如地方政策創新與地方主官更替的連續性與穩定性往往超出地方政府的可控范圍。但即便如此，這一案例中也蘊含著超越個案情境的一般性知識，能夠增進對于制度化政商關系發生學的理解。本文歸納提煉了制度化政商關系何以形成的一個簡要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這一分析框架勾勒了政商關系制度化的三項形成條件。鑒于學術界對于地區增長聯盟的制度激勵已有較為豐富的論述(周黎安，2021)，下文筆者主要針對另兩項條件從理論層面進行抽象討論。

第一個條件是企業之間的聯合網絡。在M市推動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其政商關系形態因企業間聯合網絡的強化而發生轉變。以“虛擬整合”為特征的緊密型產業鏈分工合作網絡、以臺商為代表的商幫內非正式信任網絡分別通過利益與信任機制增強了企業組織化參與政商互動的能力，由此形成政企力量的動態平衡，促使庇護主義政商關系向制度化政商關系轉變。這實際上說明，在中國這樣的轉型社會，經濟現代化進程中的產業鏈分工網絡對于幫助企業家形成新的社會團結、突破特殊主義的政商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不難推斷，如果一個地區缺乏企業間緊密的聯合網絡，即便擁有比較發達的市場經濟，其政商關系也難以制度化。例如，與M市同為臺商集聚高地的廣東省D市，由于地方政府在早期發展時缺乏全產業鏈布局，臺資企業多集中在輕工業消費品領域，龍頭企業難以對地方產業鏈網絡進行“虛擬整合”。這使得臺資企業之間及其與內外資企業之間難以形成在地化的緊密型產業鏈分工協作網絡，故而制約了企業組織化參與政商互動的能力。X市與D市也是類似的情形，地方政府向行業協會開放的政策參與空間有限（陳超等，2021），臺協會的政企溝通作用難以發揮，地方政府也就缺乏足夠的動力為中小企業提供普惠式的產業政策及政務服務。

第二個條件是普遍主義的地方科層文化。地區增長聯盟的建立是形成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地方主官激勵來源(周黎安，2021)，但僅此不足以解釋政商關系的形態轉變過程。這是因為制度化政商關系意味著要對企業一視同仁，如果缺少科層體系自上而下的一致共識，地方政府依然會不可避免地偏愛大企業。這就需要在區域層面形成一種親商愛商、照章辦事的普遍主義的科層文化，從而為政商關系制度化的延續與鞏固提供助力。這種科層文化與韋伯所觀察的普魯士科層制精神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只不過后者更多是受虔敬主義倫理中“愛鄰人”訓誡的影響(路暢、蒙克，2022)。而M市這種科層文化則有賴于歷任領導十年如一日地對各級干部發展地方經濟的思想觀念的改造。這很大程度上也能解釋為何M市經驗的模仿者眾多而成功者寥寥，其關鍵就在于其他地區缺乏一種普遍主義的地方科層文化。僅依靠上位者的強力驅動可能在一時發揮作用，但在部門本位主義的思維方式下，一旦自上而下的壓力不在，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吃拿卡要”都會卷土重來，就難以突破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形態。

六、總結與討論

M市的制度化政商關系實踐展現了在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過程中政府權力何以自我約束，以及如何按照規章制度一視同仁對待所有企業，而后者所蘊含的普遍主義精神恰恰是現代政商關系之要義。本文通過M市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地區政商關系由傳統庇護主義轉向制度化的形成機制，發現基于產業鏈合作關系的企業間緊密聯合網絡與產業利益聯盟增強了企業群體組織化參與政商互動的博弈能力，進而助推地方政府建立制度化的政商關系。這彌補了已有政商關系研究偏重于對政商關系進行靜態觀察的不足，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含義。具體來說，本文得到如下幾點啟示。

首先，要從歷史和比較的視野來理解政商關系形態的演變。M市的地區政商關系制度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外部誘因與地方特質相互碰撞激發的結果。因此學術界需要用一種更寬廣的全球史視角來考察中國的實踐經驗，而不僅聚焦于中國自身的歷史和傳統。此外，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各種力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可能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進而在不同地區形塑出形態各異的政商互動模式，而M市經驗所揭示的政商關系的制度化轉型只是其中一種可能。它雖然印證了市場經濟活動能夠有助于緩慢瓦解傳統特殊主義倫理的觀點，但仍需要仔細考察(張靜，2022)。事實上，大多數地區難以走出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恰恰說明傳統因素并不會隨著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化而自動消失，而是會在新的場景中以新的形態出現(肖瑛，2014)。因此，特殊主義與普遍主義的混合形態仍將在較長時期內存在，未來應考察中國各地區的政商互動模式差異及其演變機制，從歷史和比較的視野出發豐富中國的政商關系研究。

其次，制度化政商關系的可持續性。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進程深度嵌入中國改革開放后的政治經濟制度架構，這帶來一些重要的實踐啟示。一方面，中國政商關系的制度化缺乏普遍主義的文化土壤，政治經濟結構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功能替代角色，是政商關系制度化的重要動力。因此進一步發揮政治經濟結構的功能將有助于推動更大范圍的政商關系制度化。在此過程中，打造緊密的產業鏈分工合作網絡是增強企業組織化參與能力的地方經濟結構基礎。另一方面，政治經濟激勵對制度化政商關系的長期維系還有賴于地方科層體系的精神氣質。這就需要重視對普通干部的培訓，強化其服務企業的意識，鍛煉出一支親商愛商、作風廉潔、敢于擔當的干部隊伍，為政商關系制度化的維系提供良好的社會土壤。雖然本文基于M市案例研究得出了樂觀結論，但M市政商關系的制度化進程在未來是否會發生逆轉，仍有待長期觀察。

最后，M市經驗對于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啟示。如果說西方的政商關系更多是“清”而“不親”，庇護主義的政商關系則有陷入“親”而“不清”的風險，那么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結構下，通過構建制度化的政商關系能為實現“親”上加“清”提供一種可行路徑。一方面，由于政治與經濟激勵依然存在，因此政商之間有著緊密的“政績—業績”紐帶，地方政府仍需扮演有為政府與制度企業家角色，這與西方的“守夜人”政府理念存在根本差別。另一方面，與庇護主義不同的是，制度化的政商關系意味著政府對企業的排憂解難不只限于大企業，而是要做到一視同仁，約束政企之間的腐敗行為和利益交換。這種新型政商關系植根于中國特色的發展經驗，也對于擴展相關的理論提供了重要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