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女首長比王樹聲職務還高，中原突圍時拒絕照顧：我是泥捏的嗎

1946年中原突圍，是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上極其關鍵的一役。

在這場突圍戰中，有一位女首長，她是中原局唯一的女常委，職務甚至比王樹聲還高，卻始終戰斗在最前線。

她身患重病，卻拄著樹枝與部隊一同行軍，哪怕多次跌倒依舊拒絕照顧，還留下一句擲地有聲的話：“我是泥捏的嗎？”

她是誰？她究竟有著怎樣的非凡經歷？

1902年，山東壽光的一個農家小院內，一個嬰兒的啼哭劃破了黎明的沉寂，她就是陳少敏。

陳少敏的父親孫萬慶，曾參加辛亥革命，是地方上少見的“開明人”。

他雖然只是個鄉村教師，卻有一身正氣與一腔理想，從不信那些“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規陋習。

別家閨女三四歲便要纏足，痛得哭天搶地，母親們還心硬如鐵地勒緊布條，而孫萬慶一錘定音：“我閨女的腳，不纏。”

于是，陳少敏成了村里第一個敢“光腳”走路的小女孩，她不纏足、不穿花鞋，喜歡跑跳翻爬，沒事就坐在父親的書桌旁，學著寫字。

到了上學的年紀，她不僅沒被拴在廚房里學女紅，反而被父親送進了教會學校。

她接觸到了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也第一次從書中知道，原來這個世界，遠比她所站的村口要廣闊。

13歲那年，家中遭遇災荒，父兄病亡，一夜之間，她成了家中頂梁柱。

為了維持生計，她孤身走到250公里外的青島，進了日本人開的紗廠做童工。

從早到晚，她在轟鳴的機器旁卷線、捻紗，手指被磨破了皮，耳朵也被噪音震得嗡嗡響。

就是在那個烏煙瘴氣的廠房里，陳少敏遇到了青島的早期工人運動者。

他們在下班后秘密組織讀書會，傳遞小冊子，討論什么是“資本剝削”，什么是“階級斗爭”。

她第一次聽人講起“馬克思”和“列寧”，一顆種子悄悄埋在心底。

20歲那年，她正式加入共產黨，開始以“陳大姐”之名在青島工人圈中走動。

她年紀不大，卻沉穩老成，組織罷工時有章有法，還會用女工們能聽懂的話把道理掰開揉碎講。

罷工當天，她帶頭沖進廠門，站在高臺上喊口號，像一團火點燃了整個廠區。

可熱血終敵不過反動當局的冷槍冷箭，幾次被捕、被通緝，她在風聲最緊的時候化名“老方”，潛入河北農村，繼續從事地下工作。

為掩人耳目，她扮過郎中、當過農婦，挑著藥箱走村串巷，一邊賣藥一邊撒下革命的種子。

鄉下人識字的不多，她就夜里悄悄教婦女認字；男人外出勞作，她就帶著婦女搞識字班、唱革命歌曲，講“翻身做主”的故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中原與華北一線成了最危險、也最復雜的戰場之一。

這里既是日軍南北貫通的重要通道，也是敵后游擊戰的天然舞臺。

那一年，她被任命為支隊政治委員，她講話不多，卻字字落地；下命令時聲音不高，卻沒人敢含糊。

一次夜行軍，部隊需要穿越一段被日軍控制的鐵路沿線，天剛擦黑，河面起霧，能見度極低。

戰士們牽著戰馬，小心翼翼地下水，冰冷的河水漫過膝蓋，就在這時，一匹戰馬突然受驚，仰頭嘶鳴，聲音在夜色中格外刺耳。

幾乎是瞬間，對岸亮起了照明彈，緊接著便是雜亂卻密集的槍聲，有人低聲罵了一句，有人握緊了槍托，隊伍里開始出現騷動。

幾個年輕戰士忍不住湊到陳少敏身邊，請示要不要立刻還擊，陳少敏卻沒有抬槍，只是側著頭，仔細聽那片槍聲。

子彈打得熱鬧，卻缺乏節奏，像是慌亂中的試探，她很快做出了判斷：敵人并不知道我軍人數，只是在虛張聲勢。

“繼續過河。”她的聲音不大，卻壓過了槍聲。

戰士們愣了一下，但沒有再猶豫，隊伍重新恢復秩序，咬牙涉水前行。

直到所有人都隱入鐵路兩側的密林，槍聲才漸漸稀疏，最后徹底停了下來。

天色將明時，一列日軍軍列轟隆隆駛來，車廂里滿載著兵員和物資，日軍沿途掃射，子彈掃過草叢，打得枝葉亂飛。

戰士們趴在地上，有人已經按耐不住，手指扣在扳機上，只等一聲令下。

陳少敏卻依舊沉著，第一列車過去后，她示意部隊繼續隱蔽。

果然，沒過多久，那列火車又調頭返回，這一次，車廂上的日軍明顯松懈下來，連警戒射擊都省了。

“就是現在。”她低聲下令。

十名突擊隊員悄然靠近鐵軌，手里攥著手榴彈，火車進入伏擊圈的一瞬間，幾道身影同時躍起，抓住車廂扶手，將手榴彈精準地扔進車廂內部。

巨大的爆炸聲撕裂空氣，鋼鐵與血肉被同時掀翻，火光沖天，車廂翻滾著脫軌。

緊接著，密集的手榴彈雨與沖鋒槍火力傾瀉而出，陳少敏舉槍站起，高聲喊了一句“沖啊”，聲音在爆炸的回音中格外清晰。

戰斗不到半個小時便結束了，日軍死傷慘重，鐵路被徹底破壞，這一次伏擊，讓“陳大腳”這個名字在日軍內部迅速傳開。

后來，在鄂豫皖一帶，只要提到“陳大腳”，日軍士兵便會下意識地壓低聲音。

敵人開始專門為她設立懸賞，情報里寫得明明白白：共黨女匪首，擅長游擊戰，極具煽動性與指揮能力，務必優先清除。

可一次又一次圍剿下來，陳少敏卻總能從包圍圈中脫身，槍林彈雨中，她一步步站穩腳跟，也一步步。

1946年6月，中原戰火再燃，蔣介石一紙命令，三十萬大軍傾巢而出，鐵桶一般將中原解放區團團圍住，誓言要“一個月解決中原問題”。

而在這場生死攸關的對抗中，中共中央早已判斷出事態嚴重，決定分三路突圍。

就在這關鍵一役里，陳少敏，這位黨內的女常委、軍區副政委，毅然走入了最艱難、最危險的第一線。

突圍的命令傳下時，眾人都以為她會被安排后撤，畢竟，她的職務擺在那里，中原局常委，組織部長，中原軍區副政委。

更何況，她當時身患重病，心臟不穩，腿腳浮腫，體力遠不如常人。

甚至連中原局書記鄭位三和李先念都勸她：“少敏同志，身體為重，你還是先隨傷員轉移吧。”

她抬起頭，冷靜地掃過在場的每一個人：“我也是黨員、也是戰士，憑什么就該優待我？難道我是泥捏的嗎？”

那聲音不大，卻如同雷霆擊地，震得所有人一時語塞。

她說這話時，手中還緊握著那根隨身的樹棍，那是支撐她走路的拐杖，她的腿已經腫得連鞋子都穿不上了，行動艱難，可她偏不肯坐上擔架。

夜色下，大隊人馬開始悄然穿越封鎖線，目標是敵軍防線薄弱的西南方向。

陳少敏被安排在隊伍中央，由一支縱隊負責保護，但她執意走在前列，哪怕前方可能是埋伏，是地雷，是黑夜中看不見的槍口。

一路上，情況遠比想象中艱難，敵軍防線密如蛛網，封鎖線一環套一環，山道崎嶇，風雨不斷，有時走一天，只前進了十幾公里。

部隊幾次被敵人合圍，只得邊打邊撤，子彈從頭頂呼嘯而過，炮彈在身側炸開。

每次緊急轉移，戰士們都護著她，她卻一聲不吭，只一手拄棍，一手緊握地圖，始終跟在李先念身后，不掉隊，不叫苦。

敵軍封鎖線不斷收緊，某晚，縱隊偵察兵發現敵軍前線已出現調兵跡象，留給我軍的時間不多了。

李先念與幾位主要領導緊急召開會議，決定兵分兩路突圍，陳少敏堅持隨主力西進。

終究，突圍成功了，中原軍區突破了敵人的重重封鎖，奔襲數百里，挺進陜南腹地，挽救了這支被圍困的紅色力量。

而此時的陳少敏，早已體力透支，雙腿浮腫幾乎無法行走，只能由戰士架著一步步挪動。

但她沒有在突圍中陣亡，也沒有被俘，她活著穿越了硝煙、爬過了山路，回到了延安。

而她那句“我是泥捏的嗎”，也從此被傳為中原突圍中的一句名言。

1949年，青島解放，陳少敏被中央特派來主持青島局勢恢復工作。

彼時，青島經過長期戰亂和敵占，百業凋敝，秩序混亂，工業凋零，工人無以為生。

新舊勢力更替之際，城內人心浮動，大小工廠工人紛紛罷工請愿，有的甚至持械護廠，擔心被接收。

而地下黨組織雖有準備，但缺乏系統的整合能力，遲遲不能穩定局面。

就是在這種局勢下，陳少敏走馬上任，她不發號施令，也不端架子，而是親自跑廠子、進車間、訪職工。

她坐在織布車前，一針一線地看，哪根線斷了、哪塊布起皺了，她都看得清清楚楚，有時候，她坐在車間整整一下午，連水都不喝一口。

她在青島主抓紡織、交通、港口恢復，一頭扎進了最累、最窮、最破的系統中。

車間塵土飛揚、紗線混亂，她卷起褲腿下車間，帶著干部一起搬原料、修設備。

港口工人沒飯吃，她想方設法調撥軍糧，從倉庫擠出幾噸大米，先給碼頭工人解了饑荒。

1950年代初，她被調往全國總工會，接連擔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中華全國總工會書記處書記。

很多人以為她從此“高升”，可以坐在北京安安穩穩地辦公了，可她偏不。

她仍像過去一樣，不坐辦公室、不打官腔，而是蹬著舊自行車奔走于上海、天津、東北等地的紡織廠區。

她的手邊常常帶著一個筆記本，記錄一線工人反映的問題、女工的生活困難、車間設備的維修漏洞。

在她的主持推動下，全國迅速推廣了“郝建秀工作法”，極大提高了紡織工業的效率與管理水平，而郝建秀本人，正是陳少敏在一次調研中發現的優秀女工。

1956年，她當選為中共八大中央委員；1959年、1965年，又接連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

1977年，她在北京逝世，訃告簡潔低調，沒有隆重國葬，也沒有排長隊的追悼儀式，但當消息傳到地方，許多老工人卻自發披麻戴孝，為她送別。

這就是那個年代的革命者，他們的一生，不追求軍銜，職位，待遇，只是為了讓自己的國家越來越好，他們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