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化改編創作，部分情節、對話及細節為藝術加工，旨在呈現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情節與歷史事實混淆。
1962年的哈爾濱，初夏的風里夾雜著丁香花的味道，卻吹不散劇院后臺那股凝重的氣氛。
“張老師，該您上場了。”報幕員小李輕手輕腳地走過來，像是怕驚擾了什么。
張權深吸了一口氣，站起身。她今天要唱的是《賀新郎》。這是一首宋詞改編的曲子，也是老莫生前最喜歡哼唱的調子。
臺下黑壓壓的一片，全是人。當鋼琴的前奏響起，那凄婉的旋律瞬間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張權開口了，聲音清亮，穿透力極強，直沖劇院的穹頂。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
唱到“苦情重訴”這四個字時，張權的視線突然模糊了。聚光燈的光暈里，她仿佛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正站在二樓的眺臺上，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灰色中山裝，微笑著沖她揮手。
那是老莫。
可是，老莫已經走了四年了。
在那一瞬間，巨大的悲愴像潮水一樣涌上來，差點將她淹沒。她強忍著淚水，指甲深深掐進了掌心。臺下的觀眾并不知道，這位在舞臺上光芒四射的“東方茶花女”，心里正淌著血。
那個讓她魂牽夢繞的男人，那個甚至連尸骨都還沒找到的男人，成了她這輩子都無法愈合的傷口。
01
把時間倒回到1936年。那是杭州最好的時節，西湖邊的柳樹發了新芽，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的校園里，到處都是年輕而躁動的氣息。
那一年的張權，才17歲。她長得漂亮，是一種帶著書卷氣和冷艷的漂亮。她是學聲樂的，天賦極高，但在同學們的眼里，這個女生有點“怪”。
她太傲了。
那時候的男學生，誰不喜歡漂亮的女同學？每天都有人變著法地在她經過的路上等著，或者是借著討教樂理的名義去搭訕。可張權從來不多看一眼，她的眼睛里似乎只有樂譜和鋼琴。有人私下里給她起了個外號，叫“冰美人”。
直到莫桂新的出現。
莫桂新比張權大兩歲，是油畫系的學生。他在學校里是個風云人物，長得高大英俊，籃球打得好，排球更是校隊的主力。更要命的是，這人還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因為嗓音條件太好，學校的俄籍教授馬巽動員他也來學聲樂。就這樣，兩個原本在不同專業的人，有了交集。
那天下午，陽光很好。張權剛從琴房出來，正抱著書往宿舍走。
路過操場的時候，一陣歡呼聲吸引了她的注意。她下意識地轉頭，正好看到一個穿著白色運動背心的男生高高躍起，一個漂亮的扣殺，排球重重地砸在對方的場地上。
那個男生落地后，大笑著抹了一把額頭上的汗，陽光照在他年輕的臉上，顯得那樣生機勃勃。
那就是莫桂新。
也許是感覺到了目光，莫桂新轉過頭，正好撞上了張權的視線。
以往要是別的男生看過來，張權早就冷著臉走開了。可那天，她竟然沒動。莫桂新愣了一下，隨即露出了一個燦爛的笑容，露出一口白牙。
那一刻，張權心里的冰，裂開了一條縫。
后來的日子里，同學們驚訝地發現，那個“冰美人”變了。她開始出現在操場邊，雖然還是不怎么說話，但目光總是追隨著那個身影。而莫桂新呢，那個在球場上叱咤風云的大男生，一到了聲樂課上，眼神就沒離開過張權。
那時候的愛情，沒有那么多彎彎繞繞。
兩個人常常約著去西湖邊練聲。莫桂新雖然主修油畫，但對音樂的悟性極高。他懂張權歌聲里的情感，張權也欣賞他畫筆下的色彩。
“你以后想做什么？”有一次，莫桂新問她。
“我想站在最大的舞臺上唱歌，讓全世界都聽到中國的聲音。”張權眼里閃著光。
莫桂新看著她，認真地說：“那我給你畫海報，給你做伴唱。反正，你在哪，我就在哪。”
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了。
寧靜的校園生活被炮火震碎。學校決定西遷，學生們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
張權跟著家人，沿著長江一路向西逃難。一路上，那是真正的兵荒馬亂。天上有日本人的飛機轟炸，地上是望不到頭的難民隊伍。張權那時候心里只有一個念頭：他還活著嗎？
到了重慶后，日子暫時安定下來。張權每天都在打聽杭州藝專的消息。終于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跡有些潦草，顯然是在匆忙中寫下的，但張權一眼就認出來了，那是莫桂新的字。信里只有簡短的幾句話，告訴她學校已經遷到了湖南沅陵，他現在很安全，正在等她。
拿著那封信，張權哭得像個孩子。她不顧家人的擔憂，毅然決定啟程去湖南找他。
當她在沅陵見到莫桂新的那一刻，所有的矜持和顧慮都拋到了九霄云外。那個曾經意氣風發的少年，如今衣服破舊，滿臉塵土，瘦了一大圈。但當他看到張權時，眼睛里的光亮得嚇人。
“你來了。”莫桂新聲音有些啞。
“我來了。”張權走過去，緊緊抓住了他的手。
從那以后，他們再也沒有分開過。
隨著戰事吃緊，學校繼續向西遷徙，從貴陽到昆明。這一路上，由于條件的艱苦，很多同學都退學了，但他們兩個始終互相扶持。
在昆明的時候，抗日救亡運動正如火如荼。張權和莫桂新加入了宣傳隊。在街頭巷尾，在簡陋的廣場上，他們唱《太行山上》，唱《游擊隊之歌》。
張權的高音激昂嘹亮，莫桂新的男中音渾厚有力。他們的歌聲像是一把火，點燃了無數流亡百姓心中的希望。
1940年的初冬，兩人來到了重慶，進入了新成立的國立音樂學院。也是在這一年，他們迎來了一個重要的機會——歌劇《秋子》。
這是抗戰時期的一部大型歌劇，講的是一對日本戀人因為戰爭被迫分離的悲劇。導演在選角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猶豫，直接定下了張權和莫桂新。
“你們倆不用演，站在一起就是戲。”導演這么說。
事實證明，導演是對的。
排練的日子是辛苦而甜蜜的。劇中有大量的二重唱，需要極高的默契。對于現實中早已心意相通的兩人來說，這簡直是量身定做。
首演那天，重慶的大戲院里座無虛席。
當張權和莫桂新唱起那首《愛之夢》時，臺下一片寂靜。他們的聲音交織在一起，不僅唱出了劇中人的悲歡離合，更唱出了在那個動蕩年代里，人們對和平與愛情的渴望。
演出結束后，掌聲持續了整整十分鐘。周總理當時也在臺下觀看，演出結束后特意到后臺看望他們，連連稱贊：“唱得好！演得真摯！”
《秋子》轟動了山城，連演了五十多場。張權和莫桂新，成了當時最耀眼的“歌劇伉儷”。
抗戰勝利后，兩人結了婚，回到了天津。那時候，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可愛的孩子，生活雖然不算富裕，但充滿了歡聲笑語。
1947年，張權得到了一個去美國留學的機會。
面對這個難得的機會，張權猶豫了。孩子還小，家里離不開人。如果她走了，重擔就全壓在莫桂新一個人身上。
那天晚上，她試探著跟莫桂新說了這件事，本來以為丈夫會反對，或者至少會抱怨幾句。沒想到莫桂新一聽，眼睛一下子亮了：“去！必須去！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
“可是孩子們……”張權看著熟睡的兒女。
莫桂新走過來，攬住她的肩膀：“家里有我呢，你是屬于舞臺的，你的天賦不能浪費。你去學好了，回來教我們，教咱們的孩子。”
就這樣，在莫桂新的全力支持下，張權踏上了赴美的輪船。
在美國的幾年，張權拼命地學習。她不僅學西洋歌劇，還在獨唱音樂會上穿旗袍唱中國民歌，讓那些傲慢的外國人聽得目瞪口呆。
而莫桂新在國內也沒閑著。他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創辦了“黃鐘歌詠團”，在天津排演《黃河大合唱》，事業同樣搞得有聲有色。
雖然隔著大洋，但兩人的心始終貼在一起。莫桂新每隔幾天就會寄信，信里夾著孩子們的照片，還有他畫的速寫。
1951年，新中國成立的消息早已傳遍大洋彼岸。此時已經拿到碩士學位的張權，拒絕了美國方面的高薪挽留，毅然決定回國。
她要回家，回到那個有莫桂新，有孩子，有新希望的地方。
回國那天，莫桂新帶著孩子去碼頭接她。當張權走下舷梯，看到那個熟悉的身影時，她覺得，這輩子最幸福的時刻莫過于此。
兩人雙雙進入了中央實驗歌劇院。莫桂新做指揮，張權做獨唱演員。他們在北京安了家，又生了個小女兒。
那幾年，是他們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周末的時候，一家人會在院子里唱歌，莫桂新拉手風琴，張權帶著孩子們唱。鄰居們都羨慕得不得了，說這家人簡直就是畫里走出來的。
1956年，張權主演了歌劇《茶花女》。這是中國第一次上演這部世界名著。張權的演出極其成功，被譽為“東方茶花女”。
那時的他們，站在事業的巔峰，享受著家庭的溫暖。他們以為，日子會這樣一直幸福下去，直到白頭。
可是，命運有時候就是這么殘酷，它給你所有的美好，就是為了在打碎它的那一刻，讓你痛不欲生。
02
1957年的風，比起往年似乎更凜冽了一些。
起初，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征兆。劇院里的會議變多了，大家說話的語氣變得小心翼翼，眼神里多了些閃躲。張權專注于排練，對政治并不敏感，她總覺得，只要把歌唱好，把戲演好，就是對國家最大的貢獻。
但莫桂新不一樣。他性格直爽，又是搞指揮的，平時說話就嗓門大，愛提意見。在那個特殊的時期，這種直爽成了致命的弱點。
那是深秋的一天，張權剛結束排練回家，發現家里的氣氛不對勁。莫桂新坐在沙發上，沒開燈，屋子里黑漆漆的。
“老莫？”張權試探著喊了一聲，伸手開了燈。
燈光亮起，張權嚇了一跳。莫桂新的臉色灰敗，煙灰缸里堆滿了煙頭。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張權放下包，急忙走過去。
莫桂新抬起頭，眼神里是一種張權從未見過的迷茫和恐懼：“權，他們說……我是歷史反革命。”
“什么？”張權以為自己聽錯了，“誰說的？這怎么可能？咱們抗戰的時候就在街頭唱救亡歌曲，后來又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來建設祖國，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沒用的。”莫桂新苦笑了一聲，聲音沙啞，“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有人舉報我以前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一些言論，還有我在學校里提的一些關于藝術管理的建議，都被定性了。”
張權愣在原地，只覺得天旋地轉。
接下來的日子，噩夢開始了。
先是張權自己。因為她在會議上替幾個被批評的同事說了幾句公道話，也被劃為了“右派”。雖然相比莫桂新，她的處境稍好一些，但也從備受尊敬的首席主演，一下子跌落到了塵埃里。
她的工資連降三級，演出被停止了。劇院領導找她談話，冷冰冰地通知她：“以后不用上臺了，去服裝組幫忙洗演出服吧。”
曾經那雙在舞臺上熠熠生輝、接受鮮花和掌聲的手，如今要浸泡在冰冷的肥皂水里，去刷洗那些沾滿汗漬和灰塵的戲服。
張權沒哭，她咬著牙接受了。只要一家人還能在一起，洗衣服算什么？
可是，那些人并沒有打算放過莫桂新。
關于莫桂新的處理結果很快下來了：開除公職，送往黑龍江興凱湖農場勞動改造。
聽到“興凱湖”三個字，張權的心涼了半截。那是北大荒，是極寒之地，離北京幾千里遠。莫桂新身體本來就不算太強壯，又是搞藝術的，哪里受得了那種苦？
“能不能不去？就在北京改造不行嗎？”張權去求領導，去求那些曾經的朋友。
可是，以前那些見面對她笑臉相迎的人，現在看到她就像看到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有的干脆閉門不見，有的則打著官腔說這是上面的決定。
出發的日子定在了一個冬日。
那天早晨，北京下著雪。張權給莫桂新收拾行李。她把家里最厚的棉衣、棉褲都找了出來，又連夜縫了一雙厚鞋墊。
三個孩子還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只知道爸爸要出遠門。
“爸爸，你要去哪兒啊？什么時候回來？”小女兒拉著莫桂新的衣角問。
莫桂新蹲下身，此時的他胡子拉碴，早已沒了往日的風采。他用滿是胡茬的臉蹭了蹭女兒嫩滑的小臉蛋，強忍著淚水說：“爸爸去個很遠的地方工作，等春天來了，爸爸就回來了。”
“真的嗎？”
“真的，爸爸什么時候騙過你。”莫桂新笑著，眼淚卻在眼眶里打轉。
張權站在旁邊，死死咬著嘴唇，不讓自己哭出聲來。她知道，這一別，不知道什么時候才能再見。
火車站里人頭攢動，到處都是送別的人。大多是和莫桂新一樣的命運，被發配到邊疆。
“權，家里就交給你了。”臨上車前，莫桂新緊緊握住張權的手，力氣大得像是要把她的手骨捏碎，“照顧好孩子，照顧好媽，你要堅強。”
“我知道，你放心。”張權的眼淚終于忍不住流了下來，“你也要保重，到了那邊不管多苦，都要活著，我和孩子等你回來。”
“我一定回來。”莫桂新重重地點了點頭。
汽笛聲響了，那是催命的號角。莫桂新松開手，轉身上了車。
車輪緩緩啟動，張權跟著火車跑。她看到莫桂新擠在車窗邊，拼命地向她揮手，嘴型在動，似乎在喊著什么。
張權聽不清，但她看懂了。他在喊：“回去吧！天冷！”
火車越來越快，最終消失在茫茫的風雪中。張權站在空蕩蕩的站臺上，感覺整個世界都空了。她不知道，這竟然是她最后一次見到活著的莫桂新。
回到家，看著屋子里熟悉的擺設，看著墻上掛著的莫桂新的油畫，張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
以前家里有什么事，都有莫桂新頂著。現在，天塌下來，只能她一個人扛。
她看著三個懵懂的孩子，還有年邁的婆婆，告訴自己：張權，你不能倒下，如果你倒下了，這個家就真的完了。
她擦干眼淚，開始學著怎么做一個沒有丈夫的妻子，一個缺少父親的孩子的母親。
而在遙遠的北方，興凱湖的風雪，正等待著那個文弱的藝術家。
03
莫桂新走后，家里的日子變得異常艱難。
張權的工資降到了最低標準，要養活三個孩子、一位老人，還要給遠在農場的莫桂新寄東西，這點錢根本是杯水車薪。
以前她是著名的歌唱家，出門有車接送，吃穿不愁。現在，她得學會算計每一分錢。菜場上剩下的爛菜葉，她會買回來腌咸菜；孩子們的衣服短了，她就接上一截接著穿。
為了維持生計，她開始變賣家里值錢的東西。
先是首飾，然后是莫桂新收藏的一些畫冊，最后甚至連那架鋼琴都想賣掉。但小女兒抱著琴腿哭著不讓賣，那是爸爸教她唱歌的地方。張權心軟了，留下了鋼琴，那是這個家最后一點關于音樂的尊嚴。
最難熬的不是窮，是周圍人的眼光。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家出了個“反革命”，平時見面連招呼都不打。孩子們在學校也受欺負，回來哭著問：“媽媽，為什么同學說爸爸是壞人？”
張權抱著孩子，一遍遍地解釋：“爸爸不是壞人，他是被冤枉的。總有一天，大家會知道的。”
支撐張權活下去的動力，是莫桂新的信。剛去興凱湖的時候，信來得還算勤。大概半個月能收到一封。信里的內容總是報喜不報憂。
莫桂新在信里說：“這里雖然冷，但風景很壯闊，像咱們在俄羅斯畫冊里看到的一樣。”
他說：“勞動雖然累，但身體結實了不少，飯量也大了。”
他還說：“我想念你們，想念家里的紅燒肉。等我回去了，我要給你畫一張最大的肖像。”
張權是個聰明人，她怎么會看不出這些話背后的辛酸？莫桂新是拿畫筆和指揮棒的手，現在卻要去拿鋤頭、去抬石頭。興凱湖冬天氣溫能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在信里字跡歪歪扭扭，明顯是手凍僵了寫出來的。
每次收到信，張權都要躲在被窩里哭一場，然后擦干眼淚，給莫桂新回信。她在信里只說家里一切都好，孩子們很聽話，婆婆身體硬朗，讓他安心改造，爭取早日回家。
她在鞋墊底下藏了一封遺書。那是她在最絕望的時候寫的。她想過死，想過一了百了。但每當看到孩子們的睡臉，看到那封來自北方的信，她又把遺書塞了回去。
可是，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信越來越少了。
以前半個月一封，后來變成一個月，再后來兩個月都沒有只言片語。
張權開始慌了。她不停地寫信去問，寄出去的信卻像是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音。
“是不是生病了？”婆婆擔心地問。
“不會的，老莫身體底子好，可能是農忙，沒時間寫。”張權安慰婆婆，也是在安慰自己。
冬天又來了。北京的風刮得窗戶嗚嗚作響。
張權總是做噩夢。夢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莫桂新穿著單薄的衣服，在雪地里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一邊走一邊喊：“權，我冷……我餓……”
張權想跑過去給他披上大衣，可怎么跑也跑不到跟前。最后眼睜睜看著莫桂新倒在雪地里，被大雪覆蓋。
“老莫！”張權常常在深夜驚醒，一身冷汗，枕頭濕了一大片。
這種煎熬的日子持續到了年底。
那天下午，張權正在院子里洗衣服。雖然是冬天，但為了省錢，她還是用冷水。雙手凍得通紅，骨節生疼。
“張權！有你的電報！”門口傳達室的大爺喊了一聲。
聽到“電報”兩個字，張權手里的衣服“啪”的一聲掉進了水盆里。
那個年代，普通人家很少發電報。除非是出了大事，急事。
她顧不上擦手，濕淋淋地就跑了出去。
站在傳達室門口，看著大爺手里那張薄薄的紙片，張權的腿突然軟了，怎么也邁不動步子。
那是一種來自本能的恐懼。她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這張紙上寫的內容，會徹底摧毀她最后的希望。
“拿著啊，是黑龍江發來的。”大爺看她不動，催促了一句。
張權顫抖著伸出手，接過電報。她的手指僵硬，試了好幾次才撕開封口。
那一刻，周圍的世界仿佛都靜止了。風聲停了，鳥叫聲沒了，只有她自己的心跳聲，像擂鼓一樣在耳邊轟鳴。
她慢慢地展開電報，目光落在上面那行簡短的字上。
04
電報紙有些發黃，上面的字跡是打印出來的，冰冷且沒有溫度。
張權的目光在那短短的一行字上聚焦，瞳孔瞬間放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