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屬于是“謎底寫在謎面上”,相信很多感興趣的朋友都思考過這場大會的意義。這場大會從1962年1月11日開始,2月7日結束,差4天就剛好滿一個月了。時間如此久的工作會議,無論建國前還是建國后,都十分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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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罕見的是這場大會的規模,七千多人參加,而且都不是無名之輩。他們都是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地委、縣委、重要廠礦黨委和軍隊的負責干部。這基本覆蓋了整個中國的方方面面。
這是一場關于國民經濟的會議,軍隊干部卻參與其中,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此次大會的會議通知中,曾對會議內容和宗旨做以下說明:“今年以來,我國的經濟形勢,特別是農業情況,部分地區已經有了顯著的好轉,但是困難還沒有渡過。在我們的實際工作中間,還存在著一些不正確的觀點和作風。
例如分散主義狀況,本位主義觀點,不講老實話的作風,在執行國家收購農產品任務上不照顧大局,片面地只顧本地或者只顧農民一頭,缺乏朝氣,縮手縮腳的畏難情緒,等等。這些觀點、作風,又妨礙著困難的克服。
中央希望,經過這次會議,能夠總結經驗,統一認識,鼓足干勁,加強紀律性,全黨團結一致,一心一德,積極地、不失時機地加強各方面的工作,使當前的困難較快地克服,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順利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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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內容不難看出,這場會議的核心內容是“解決作風問題”。直白點講,其實是解決思想不統一問題。
七千人會議召開的遠因眾所周知,是“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失敗。這是根本原因,這個失敗引起了一連串的反應。會議的近因主要有三,一是既然失敗了,該如何在重重困難中進行調整?二是58年中蘇交惡以來,該如何應對國際上的壓力和眾多挑戰。第三點,是最復雜、最不好解決的一點,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評?許多問題急需中央回答。當時地方出現許多怪話和困惑。
例如61年各地討論《農業六十條》,各級干部不約而同地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三面紅旗”,究竟對不對?鄧小平看后說了一句:“我們什么時候總是要回答這個問題的。”
這場會議的召開其實有些匆忙,從決定到召開才兩個月時間。為什么會這樣?因為當時本就是農業國家的中國,1961年幾乎用全部外匯3億5千萬美金(合14億人民幣)來進口糧食了,其他急需必要的工業物資沒進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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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全國征購720億斤糧食,中央上調60-70億斤。到9月,中央決定在第四季度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是通知發下去,過去一個半月,各地上調到中央的糧食才7億斤左右。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糧食告急,即將出現斷糧危機。最后這上調糧食問題,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無果后,中央便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專門解決這一問題。鄧小平、劉少奇先后講話。
1961年的糧食問題說完,緊接著講到1962年的糧食上調任務,會場頓時陷入一片沉默。當時提出三個上調方案,120億斤、150億斤和180億斤。最后雖然通過150億斤這個方案,但相當勉強,能不能落實還是個未知數。
鄧小平匯報給毛主席,毛主席聽后就說中央要開個縣委書記以上干部的“大會”。當時毛主席還說:“我準備在大會上講話,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
到會議后期的1月30日,毛主席在會上發表講話。老人家講了六點,全部圍繞著“實行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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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窮二白要發展,糧食是最基礎的問題。中央為什么不斷增加糧食上調數字?還不是因為城市與工業人口越來越多。而國家要發展,這些人是必須要、少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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