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冬,河南南陽一所醫(yī)院的ICU病房里,15歲的小川在昏迷13天后醒來。
“爸,我以后還要上學不?”
這是他醒后說的第一句話。
這聲迷茫的發(fā)問聽得人心碎,藏著一個少年對上學的恐懼,也戳中了教育最沉重的痛點。
時間回到事件發(fā)生時,他因“厭學”從18樓縱身跳下,掉進綠化帶僥幸生還,只差10公分,人就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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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非一個孤立的悲劇。近年來,類似的情況在不同地方上演。
學業(yè)壓力、師生沖突、心靈困境,正將一些孩子推向看不見的懸崖邊緣。
我們習慣于追問“孩子怎么了”,但或許更該反思:我們的教育,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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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安靜男孩”的38天逃離
小川的跳樓并非一時沖動。
在墜樓前的38天里,他用媽媽的微信請假18次,一次次逃向?qū)W校對面的小區(qū)車庫。
他說:“我怕上學。”
NO.1
當懲戒變成公開羞辱
2025年10月27日,周一上午的英語課,成了壓垮小川的最后一根稻草。
老師聽寫單詞,小川默寫不出來。和他一樣“一個單詞也不會背”的,還有另外六個同學。
懲罰很簡單:并排站到教室后面去。這在學校里并不稀奇。
但接下來的事,超出了小川的承受范圍。
中午12點02分,班級的家長群里,彈出了一張照片。照片里,七個孩子靠墻站著,微微低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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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下面,老師附了一句話:
“批評以上幾位同學,玩了兩節(jié)課,一個英語單詞也不背,望家長多加勸誡督促。”
對小川而言,那一刻自己不是一個犯錯的學生,而是一個被“示眾”的犯人。
他的窘迫、無能、羞恥,被無限放大,暴露在每一個同學、每一位家長的目光之下。
懲戒的初衷或許是督促,是警醒。
但當懲戒失去了私密性與保護,演變成一場公開的“展覽”,它觸及的便不再是孩子的懈怠,而是他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底線。
青春期的世界,同伴的目光就是一切。
當老師親手將他的“不合格”標簽公之于眾時,他失去的,或許不只是當天的體面,更是走向明天課堂的勇氣。
NO.2
“消失的38天”
那張罰站照片,并非小川與學校之間裂痕的開端。
早在悲劇發(fā)生前的一個多月,小川就已經(jīng)開始“撤離”。
從9月18日到10月26日,短短28個上學日里,他盜用母親的微信,在班級家長群里請假多達18次。
除了兩次模糊的“有事”,其余全部聲稱“生病”。
最密集的時候,他甚至在一天內(nèi)連續(xù)請了兩次假。這些請假信息發(fā)出后,過一會兒,他會在聊天記錄里悄悄刪除。
直到10月26日,班主任因假條過于頻繁而生疑,直接聯(lián)系了小川的母親,這場持續(xù)了38天的“失蹤”才被揭穿。
從9月到10月,一個學生以生病為由,在并非假期的時間段內(nèi)請假近二十次,這個異常的信號,為何沒能更早觸發(fā)警報?
這或許是因為,如今的家長群,通常只有老師發(fā)布通知、作業(yè)、批評或表揚,家長回復“收到”或“老師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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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流看似通暢,實則浮于表面。
老師可能覺得“通知已傳達”,家長可能覺得“已配合回復”,但孩子本身的狀態(tài)卻被忽視。
家校溝通的橋梁,若只承載分數(shù)、任務和批評,那么這座橋,即便存在,也形同虛設。
2
幸存少年的身體與未愈的“心傷”
當小川的身體在重癥監(jiān)護室里與死神搏斗時,這場墜落所帶來的更深重的創(chuàng)傷,才剛剛開始顯露出它的輪廓。
NO.1
“再偏10公分,人就沒了”
從18樓到地面,是大約50米的垂直距離。
人體墜落的時長,不過短短三秒。
小川在這三秒后,重重摔在小區(qū)一樓松軟的綠化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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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偏10公分,人就沒了。”
醫(yī)生的這句感嘆,在后來被反復提及,用以形容小川命運的僥幸。
但僥幸之后,是赤裸裸的、不容僥幸的現(xiàn)實:
一個普通農(nóng)村家庭,正被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拖向更深的寒冬。
小川的左腿沒有任何知覺,未來的康復之路漫長且未卜。
主治醫(yī)生坦言,兩次手術只是保住了命,但后續(xù)仍需至少兩次大型手術,才能為重新站立帶來一絲可能。
小川父親在上海的船廠打工,一個月收入四五千元,是全家五口唯一的經(jīng)濟支柱。
今年七月,他自己工作時滑倒,左大腿和盆骨骨折,尚未完全康復。
家里早已欠有外債。小川手術的總費用近24萬元。
盡管在當?shù)卣膮f(xié)調(diào)下,通過新農(nóng)合報銷了一部分,但自付的13萬多元,對這個家庭而言仍是天文數(shù)字。
小川父親說,所有錢都是借來的。
活下去的代價,昂貴得令人窒息。
而這一切,始于那個孩子對“上學”的深深恐懼。
NO.2
“他平時很安生,就是不學習”
很安生,不找事。
這是班主任對小川平日表現(xiàn)的描述。在這位老師眼中,這個男孩似乎構(gòu)不成任何“問題”。
他不打架,不吵鬧,不頂撞老師。他只是安靜地待在自己的座位上,像教室里一件沉默的擺設。
“安生”和“安靜”,在教育評價體系里,常常被誤讀為“無事”。
當一個孩子不擾亂課堂秩序,他的痛苦就可能被教室的噪音所掩蓋;
當他的反抗形式是內(nèi)向的逃避或悄然的缺席,他的呼救就容易被系統(tǒng)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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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關注的是“他有沒有學”,而不是“他為什么不學”;
是“他是否遵守紀律”,而不是“他為何失去活力”。
這種沉默的煎熬,比叛逆更具隱蔽性,也更具危險性。
小川的“安生”,并非真正的平靜,而是一種內(nèi)心能量被抽干后的枯竭,是一種對周遭環(huán)境放棄期待后的疏離。
小川用最極端的方式,打破了自己“安生”的表象,也刺痛了每一個默認這套評價邏輯的人。
3
當教育只剩“成績”這一把尺子
在老師和家長慣常的敘事里,小川在學校里的表現(xiàn)是默寫不出單詞、考試成績常年在“二三十分”徘徊、數(shù)學“也學不會”。
這些繼而演變成對小川本人的評價——“貪玩”、“不用心”、“心思不在學習上”。
我們是否早已習慣,只用“成績”這一把尺子,去丈量一個活生生的孩子?
尤其是那些像小川一樣,在學術跑道上天生慢一些、吃力一些的孩子,他們從入學開始,就不斷地被這把尺子宣告“不合格”。
而當一個孩子反復被證明自己“不合格”,他失去的遠非知識,而是支撐他坐在教室里的全部意義感。
我們焦慮于孩子“不會什么”,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他正在承受什么,又渴望成為什么。
當教育只剩下追逐“分”這一項目標,那個本該被滋養(yǎng)的“人”,就可能被遺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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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的故事,不應只是一則令人唏噓的社會新聞,然后被迅速翻過。
它應當是一根刺,讓我們在持續(xù)的隱痛中保持清醒,追問那些根本性的問題:
我們是否愿意真正看見,每一個走進校門的孩子,首先是一個需要被尊重、被理解的完整的人,而后才是一個“學生”?
我們是否有勇氣,拆掉那把名為“成績”的單一標尺,去發(fā)現(xiàn)并肯定生命不同的維度與可能?
愿每個孩子都被看見、被尊重、被溫柔以待。
別讓下一個孩子用生命問出那句:“我以后還要上學不?”
參考資料:
[1]紅星新聞-一個八年級“厭學”男孩,從十八樓跳下后生還
[2]叁伍玖柒-剛剛,從18樓跳下的15歲厭學少年,在ICU醒來后第一句話,扎心了
[3]紅辣椒評論-跳樓醒后第一句問要上學不?是誰正推孩子進深淵?
[4]小魚兒會飛-厭學男孩從18樓跳下后生還,蘇醒后第一句話直接讓人破防,選擇跳樓輕生真相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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