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7日傍晚,京奉鐵路終點的站臺上汽笛聲此起彼伏。人群里,一位年近花甲的老人端著一冊舊書,略顯局促地注視出口。旁人只知道他叫程星齡,卻很少有人曉得,那本發黃的《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同學錄》是他此行的“通行證”。此刻,他和程潛、陳明仁一道,剛剛抵達北平參加即將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等待迎接他們的,是中南海傳來的一個不同尋常的安排——毛澤東要親自設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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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潛早在車上就低聲告訴他:“星齡,你的那位‘大同學’專門點名要見你。”程星齡心里七上八下。二十多年前,他仍是醴陵少年,毛澤東已是一師的風云人物,兩人并無深交,卻因一次起義而被強行拉近距離。長沙和平解放背后,他代程潛起草備忘錄、赴前線說服陳明仁,功勞不小,可他從未想到會因此得到單獨接見。
進城當晚,毛澤東在中南海設宴。燈火映照下,他掃過名單時忽然停筆,補上一句:“不要忘了我那個小同學。”熟悉的人都明白,這四個字足以改變程星齡的政治軌跡。宴罷,主席特意派人護送眾人入住北京飯店,并囑咐秘書次日安排程星齡入菊香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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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一間陳設極簡的會客室里,兩人終于見面。毛澤東放下文件,伸手說道:“小同學,先吃飯再聊。”這句口語化的招呼,把原本緊張的氣氛沖淡了不少。程星齡遞上早已備好的《同學錄》,解釋自己“怕冒昧,一直猶豫”。毛澤東翻閱之際,忽指著周世釗名字笑言:“我當年還和他擠過一條被子。”短短一句帶出求學舊事,程星齡臉上露出輕松神色。
不久后,話題落到起義本身。毛澤東肯定了程星齡在策動長沙和平解放中的作用,同時探問今后打算。程星齡答得干脆:“聽主席分配。”毛澤東并不滿意這種空泛表態,他需要的是可操作的意見。幾句追問之后,程星齡只提出一個愿望——加入共產黨。毛澤東卻給出不同建議:“眼下先到民革去,你在那兒能發揮更大作用。”這種安排看似曲折,實則考量黨派協作的長遠布局。程星齡當場表示接受,但仍補上一句:“總有一天,還望組織記得我。”
9月底,全國政協會議召開。間隙里,毛澤東帶程潛、陳明仁、程星齡等人游覽天壇。鏡頭里,幾位新舊軍政人物同框而立,誰也想不到,這種輕松合影是三年內戰后少見的和諧場景。程星齡習慣性往后躲,被陳毅一把拉回,“誰說你沒貢獻?”一句半玩笑的四川話,把氣氛烘托得更像朋友聚會而非官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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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后,程星齡受命在湖南擔任要職,同時出任民革湖南負責人。毛澤東偶爾仍以私人信件形式交代湖南老兵、失意文士等人的生活困難,請他就地解決。信末加一句:“人老了,總要有人惦記。”寥寥數語,透露出新政府對舊人士的處置原則——既講感情,也守制度。
1954年春,毛澤東邀請程潛、程星齡、王季范到十三陵小憩。主席提著竹竿當拐棍,說笑自己是來向明成祖“討飯”,眾人會意呵笑。拍照時,程星齡依舊退后,被毛澤東攬到身旁。“站近點,你們幾個都是見證人,要留下清楚影像。”相機快門按下,照片成了后來研究統一戰線人物關系的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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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六十年代,程星齡在湖南政協、民革兩條線上奔波。有人揶揄他“不入黨卻忙得比黨員還累”,他常用一句話回應:“主席說過,做好民主黨派工作就是幫共產黨干事。”這句話并非套話,而是他親耳所聞。直到1987年,他去世后被追認為中共黨員,生前多次申請的夙愿才算完成。
回看這位“小同學”的一生,命運幾度拐彎:青年時在國民黨內部堅持左傾立場,抗戰期間奔走于各派之間,解放前夜智取長沙,建國后轉入民革。選擇雖曲折,邏輯卻始終清晰——凡是有利于國家統一、百姓安寧的事,就去做。毛澤東當年的那句話“不要忘了我那個小同學”,既是私人情誼,也是政治信號:新政權需要各方人才,更愿意記住那些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選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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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49年中南海那場宴席不止是一段佳話,它宣示了一個原則:舊友可用,舊人可敬,只要站在人民一邊。程星齡帶著那本《同學錄》走進菊香書屋,走進了共和國的歷史,也留下了一條值得玩味的注腳——資格與年資并非通行證,立場和行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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