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走出的開國將軍最多，為何只到上將？

一九五五年秋，北京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授銜儀式。名單公布后，人們發現：江西共走出了三百二十五位開國將軍，數量位居全國第一。但這些將軍中軍銜最高的止步于上將，在陳奇涵、肖華、賴傳珠三位江西籍上將之后，便沒有同鄉獲評大將或元帥。為什么貢獻將軍最多的省份，卻沒有走出最高級別的軍事干部？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沿著一條由時間、機遇和犧牲鋪就的道路，從頭回顧。

一九零五年夏天。當時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翻開早期成員名單，湖南人、湖北人占了大半。能找到的江西籍重要成員，主要是時年二十三歲的李烈鈞。這反映出一個實際情況：近代革命新思想多沿長江傳播，先到達武漢、長沙等地，然后才逐漸傳入江西城鄉。

十六年過去。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在全國最早的五十多名黨員中，依然不見江西人的名字。直到一九二五年，方志敏、趙醒儂等人才在南昌建立了江西第一個黨組織。次年，方志敏回到老家弋陽縣，走村串戶組織鄉親，成立農民協會。革命組織在江西扎根的時間，比鄰近的湖南、湖北晚了幾年。

這并非偶然，當時江西現代工業薄弱，產業工人稀少，新思想傳播較為緩慢。正是這幾年的“時間差”，在后來風起云涌的革命歲月中，悄然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凌晨兩點，江西南昌城響起密集槍聲。葉挺率領的第十一軍和賀龍率領的第二十軍，約兩萬三千人，向城內守軍發起進攻。戰斗持續到天明，起義軍控制了南昌城。

然而，若細看這支隊伍的構成，其主力并不是江西子弟兵。葉挺部隊源于北伐戰爭時期的第四軍獨立團，骨干多來自廣東、湖南，而賀龍的部隊則來自湘西。起義軍中江西籍士兵很少，起義的核心指揮層也無一人是江西籍。按照中央原定計劃，起義軍需要南下廣東開辟根據地。于是五天之后，隊伍便撤離南昌，踏上征途。

南昌起義在江西打響了武裝革命第一槍，聲勢浩大。但這支隊伍猶如一陣旋風，來得迅猛，去得也匆匆，并沒有在當地停留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幾乎同時，在湘贛邊界的秋收起義中，湖北黃安、麻城的農民占了大部分。江西雖是“第一槍”響起之地，但江西籍干部在當時還沒有成為主角。

一九二九年。朱、毛領導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一帶進軍。江西南部的瑞金、興國、寧都等地，因地處山區、老百姓基礎良好，逐漸發展為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

江西老百姓以熱情支援這支屬于自己的軍隊。以興國縣為例，全縣約二十三萬人中，先后參加紅軍和地方武裝的超過八萬人，青壯男子幾乎全部投身革命。他們成為紅一方面軍最堅實、最主要的兵源。

但在軍隊的中上層指揮崗位，如師長、團長等重要職務，仍多由參加過北伐或早期起義的外省干部擔任。

江西子弟雖然參軍踴躍，但絕大多數進入連、排、班等基層戰斗單位。在幾次反“圍剿”戰斗異常慘烈，犧牲最大、損失最快的往往是這些沖鋒在前的基層干部和戰士。一場惡戰下來，連長犧牲排長頂，排長倒下班長上。這種前仆后繼雖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但也意味著許多有潛力的江西本地骨干，還沒有積累到足夠的指揮經驗、晉升到更高職務時，便已血灑沙場。

一九二九年，紅四軍來到興國縣，十三歲的肖華第一次看到這支隊伍。這位少年很快就投身革命，次年加入共青團，十四歲便擔任營級干部。一九三三年“少共國際師”成立時，只有十七歲的肖華被任命為師政委，人稱“娃娃司令”。

江西籍的肖華無疑在紅軍中進步迅速，但若把他放到整個紅軍干部中對比，便能看出一條由參加革命早晚劃定的界限。肖華擔任師政委時，紅軍主力師的師長、政委平均年齡在三十歲左右。更重要的是，這些高級指揮員絕大多數參加了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或更早的革命活動。

當那些外省干部在北伐戰場或各起義中指揮部隊時，肖華這一批江西優秀青年，還只是十多歲的孩子。

當江西成為中央蘇區中心時，紅軍的主要編制和高級指揮崗位已基本穩定。師、軍級重要職務已由更早參加革命的干部擔任。后來者縱使優秀，也只能在既有框架內逐步晉升。

例如同樣來自江西的梁興初，他一九三零年參軍，作戰勇猛，從班長一路升任團長。但當他一九三五年擔任團長時，一些在一九三零年前已是團級干部的將領，早已成為師長甚至軍長。這并不是能力高下之別，而是革命浪潮到來的早晚，為每個人劃定了不同的軌跡。

一九三四年四月，第五次反“圍剿”的重要戰役在廣昌打響。紅軍為守衛蘇區北大門，和裝備占優的敵軍展開正面硬仗。惡戰持續十八天，紅軍傷亡很大，許多部隊的基層干部和戰士成批犧牲，其中不少是參軍不久的江西子弟。

同年十月，中央紅軍主力踏上長征之路。約一萬六千名江西籍戰士奉命留守，在項英、陳毅領導下，在深山密林中堅持三年游擊戰爭。那是和世隔絕的艱苦歲月，面對數十倍敵軍的反復清剿，他們缺衣少食、醫藥匱乏。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方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時，這批堅持下來的戰士僅剩兩千多人。

這就意味著一萬四千名江西子弟把生命永遠留在了家鄉的群山之中。僅興國一縣，有名可查的長征途中犧牲的戰士就達一萬兩千余人。這種持續而慘重的消耗無比悲壯，也從事實上造成了江西本地軍事人才的一次嚴重斷層。

當戰爭硝煙散去，新中國為功勛將帥評定榮譽時，那段充滿犧牲的早期歲月，成為最重要的衡量依據。

一九五五年全軍評定軍銜，最核心的標準在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職務和貢獻。這并不是簡單的論功行賞，而是一把衡量個人在整個革命戰爭歷史中地位和貢獻。

評定存在基本的對應關系：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起義、秋收起義的連級干部，通常可評少將；當時的營級干部，可評中將；而在一九三零年前擔任團級干部的，則有資格參評上將。至于元帥和大將，則幾乎全是紅軍時期的軍團級以上主要領導人。

通過比較可以更清楚理解，江西籍上將陳奇涵一九二五年入黨，資歷深厚，紅軍時期最高職務為一九三五年擔任的紅一軍團參謀長。湖南籍上將楊得志一九二八年參加湘南起義，一九三二年即任紅一軍團主力團團長，長征前已是師長。

再看江西籍中將梁興初，他一九三零年參軍，長征時升任團長。但當他仍在基層崗位奮戰時，一些更早參加革命的干部已在多次反“圍剿”戰爭中擔任團、師級指揮員。

因此，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不應只注目于“金字塔”閃亮的頂端，更要看到托起整座高塔的寬闊堅實基座。

江西以全國最多的三百二十五位開國將軍，以及約二十五萬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為共和國奠基。興國一縣走出五十六位開國將軍，吉安縣走出四十六位。這些數字背后，是“一人參軍，全家革命”的普遍景象，是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奉獻和犧牲。

他們中或許沒有指揮百萬大軍的元帥，但多的是飛奪瀘定橋時，在十三根鐵索上冒死沖鋒的突擊隊員；他們中沒有聲名顯赫的大將，但多的是游擊戰中周旋敵后的基層指揮員，他們的身影，早已超越任何軍銜，這或許就是對“將軍大省無元帥”這一歷史疑問，最莊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