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林先生，這份報告結果不太樂觀。”醫生遞過那張薄紙，聲音低沉。
我手指微顫，卻只是點頭。
那晚，當我看到被拆開的檢查單放在茶幾上，全家人卻假裝視而不見時，一種被孤立的絕望吞噬了我。
誰能想到，我的深夜出逃，會引發一連串誰都沒預料到的變化？
我叫林明遠，今年35歲，是一家跨國企業的市場部經理。
辦公室里的同事都說我是標準的“精英人士”，西裝革履，談吐得體。
可沒人知道，我已經連續三個月每天早上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確認自己沒有吐血。
最初只是覺得疲憊，我把它歸咎于工作壓力。
后來開始頻繁頭暈，我告訴自己是熬夜太多。
直到上周五的例會上，我突然眼前一黑，差點當著客戶的面栽倒在會議桌上。
“明遠，你沒事吧？”同事小張扶住了我，小聲問道。
“沒事，可能是早上沒吃東西。”我擦了擦額頭的冷汗，勉強擠出一個笑容。
會議結束后，部門主管把我叫到辦公室。
“林經理，你最近的狀態很不對勁。”他直言不諱，“公司不缺加班的人，但缺少健康的人才。”
“抱歉，孫總，我最近確實有點累。”
“去醫院檢查一下吧，公司的項目可以等，健康等不了。”
我點點頭，內心卻沒太當回事。
直到那天晚上，我在洗澡時發現自己的肋骨清晰可見，才意識到自己在不知不覺中已經瘦了至少十公斤。
“你最近瘦了不少啊，是不是又在減肥？”母親在晚餐時這樣問我。
我笑了笑，沒有回答。
我們一家四口住在市中心的一套復式樓里，表面上其樂融融。
父親是退休教師，整天捧著平板看新聞；
母親負責家務，把廚房打理得一塵不染；
弟弟明輝比我小三歲，在一家初創公司工作，薪水不高但整天神采飛揚。
“聽說明輝公司最近又拿到融資了？”我夾了一筷子青菜，試圖轉移話題。
“是啊，五千萬呢！”母親眼睛亮了起來，“你弟弟說再過半年就能分到期權。”
父親放下筷子，罕見地發表意見：“做互聯網創業的，風險大，不穩定。”
“爸，現在都什么年代了，穩定的工作只能穩定地窮。”弟弟不服氣地反駁。
我低頭吃飯，不想參與這場老生常談的爭論。
頭頂的燈光刺得我眼睛發痛，胃里的食物像灌了鉛一樣沉重。
“明遠，你今天怎么這么早回來了？”父親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頭繼續看他的平板。
“公司臨時有事，請了半天假。”我撒了個謊。
實際上，我是去了醫院。
一系列復雜檢查后，醫生的表情讓我心里咯噔一下。
“林先生，我們需要做進一步的檢查，結果要等一周左右。”
“大概是什么問題？”我追問。
醫生摘下眼鏡，揉了揉眼睛：“現在下結論為時過早，但您的癥狀確實較為復雜，建議您做好心理準備。”
等待的七天是一種折磨。
我照常上班，開會，回家。
沒人注意到我晚上經常站在陽臺上發呆到凌晨。
我開始回憶自己的人生，三十五年，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大學畢業后直接進入外企，十年如一日地加班、述職、升職、加薪。
三十歲那年買了房子，三十三歲買了車，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個中產階級該有的物質積累。
可現在回想起來，我似乎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
小時候的夢想是當一名攝影師，走遍世界捕捉美麗的瞬間。
這個夢想在高考填志愿時被父母一句“這能當飯吃嗎”輕易扼殺。
“明遠，你在想什么呢？”弟弟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
“沒什么，隨便看看風景。”我轉過身，勉強笑了笑。
“哥，你最近很不對勁。”弟弟少有地關心我，“工作太累的話，可以考慮換一下環境。”
“我挺好的，別瞎操心。”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轉身回房間。
弟弟望著我的背影，欲言又止。
父親每天依舊捧著他的平板，好像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完當天的所有新聞。
“爸，你有沒有覺得明遠最近很不對勁？”弟弟小聲問道。
“年輕人工作壓力大，正常。”父親頭也不抬地回答。
母親依舊在廚房里忙碌，周末給我們做滿桌子的菜，然后抱怨我們吃不完。
“明遠，這魚是你最愛吃的，多吃點。”她不斷往我碗里夾菜。
“媽，我吃不了那么多。”我無奈地說。
“怎么會吃不了？以前你一個人能吃半條魚。”她不依不饒，“是不是外面有女朋友了，在減肥啊？”
弟弟依舊早出晚歸，偶爾回來就是炫耀他們公司又拿到了什么投資。
“哥，你知道嗎，我們CEO說我是公司最有潛力的員工！”他興奮地說，“下個季度我可能會升職。”
我們像是一出默劇的演員，各自扮演著自己的角色，卻從不觸碰彼此的內心。
周二下午，我正在開會，手機震動了一下。
是醫院的短信，通知我檢查報告已經送到家里。
我的心跳加速，手心開始冒汗。
會議室的空調突然變得格外冷。
“林經理，您覺得這個方案可行嗎？”同事的問題把我拉回現實。
我機械地點點頭，腦子里全是那份報告。
剩下的會議時間如同煎熬，每一分鐘都像是被拉長了十倍。
“明遠，你最近身體不舒服嗎？”會后，老張關切地問道。
“沒什么大事，可能是有點感冒。”我敷衍道。
“現在這個季節要注意保暖，別像我一樣，去年感冒拖成了肺炎，差點住院。”老張拍拍我的肩膀。
我勉強笑了笑，心想如果只是感冒該有多好。
接下來的幾個小時，我像個機器人一樣處理郵件、接電話、審批文件，腦子里卻全是那份即將揭曉我命運的報告。
當天晚上，我故意加班到九點才回家。
推開門，屋里一片寂靜。
父親坐在沙發上看電視，聲音調得很小。
母親在廚房里做夜宵，鍋鏟敲擊的聲音異常清脆。
弟弟坐在餐桌旁玩手機，看到我進門，眼神閃爍了一下，然后匆忙起身說要回房間工作。
我的目光落在茶幾上。
那個醫院的信封已經被拆開了。
報告靜靜地躺在那里，邊緣微微翹起，顯然已經被人閱讀過。
我拿起報告，一行醒目的字眼跳入眼簾：“晚期胰腺癌，預期生存期4-6個月。”
世界在那一刻變得寂靜。
我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只感覺雙腿如灌了鉛，動彈不得。
胰腺癌。
這三個字在我腦海中回蕩。
我知道這意味著什么——這是醫學界公認的“癌中之王”，確診時多為晚期，存活率極低。
四到六個月的生存期。
我的人生被一紙診斷書精確地劃上了句號。
我抬頭看向父親，他的手指緊握著遙控器，指節發白。
“爸，你看到我的檢查報告了嗎？”我試探性地問。
“什么報告？哦，你說那個啊，沒注意。”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電視屏幕。
廚房里，母親的動作停頓了一秒，然后繼續切菜，聲音比平時大了幾分。
“明遠，你回來啦，想吃點什么？媽給你熱一熱。”她的聲音聽起來過分輕快。
我站在那里，突然意識到一個可怕的事實：他們都看到了報告，卻選擇裝作什么都沒發生。
“我不餓。”我聽見自己這樣回答，聲音平靜得可怕。
我走上樓，經過弟弟的房間，門縫下透出的燈光顯示他還醒著。
輕輕敲了敲門，沒有回應。
我知道他在里面，只是不想面對我。
不想面對一個即將死去的兄長。
回到自己的房間，我打開電腦搜索“胰腺癌”。
屏幕上跳出的信息讓我更加絕望：胰腺癌是最難被早期發現的癌癥之一，確診時多為晚期，五年存活率不到百分之十。
我又搜索了“胰腺癌治療方案”，得到的答案多是姑息性治療，提高生活質量，延長生存期。
沒有治愈的希望。
晚餐桌上，氣氛詭異地正常。
父親談論著新聞里的國際局勢。
“聽說最近石油價格又要上漲了。”他說這話時目光游移，像是在極力避開某個話題。
母親抱怨超市里蔬菜又漲價了。
“現在的青菜，十塊錢一斤，貴得離譜。”她不停地往我碗里添飯，好像這樣就能填補某種無形的空洞。
弟弟滔滔不絕地講述他們公司的新項目。
“我們要做一個革命性的產品，估計明年就能上市。”他說這話時眼睛看著盤子，一個字都沒提及“明年”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
沒有人，哪怕一個人，提及那份躺在茶幾上的死亡判決書。
“明遠，你最近工作壓力大嗎？要不要休個假？”母親突然問道，眼睛卻看著盤子里的菜。
我笑了，這是他們的回應方式嗎？
面對死亡，他們選擇談論休假。
“我很好，只是有點累。”我聽見自己這樣回答。
餐桌上的沉默如此沉重，只有筷子碰撞盤子的聲音格外清晰。
“對了，明遠，”父親突然開口，聲音有些不自然，“我最近看到一篇關于健康管理的文章，說現在很多年輕人因為工作壓力大，身體狀況不好...”
我看著父親，等他繼續往下說。
但他沒有。
他只是低下頭，繼續吃飯，仿佛剛才那句話只是一個無關緊要的開場白。
吃完飯，我回到房間，鎖上門，無聲地崩潰。
我想起小時候發高燒到四十度，父母只是給我吃了退燒藥，第二天依然讓我去上學。
“男孩子要堅強，感冒而已，扛一扛就過去了。”父親當時這樣說。
我想起大學畢業時的抑郁癥，全家人都說我是“想太多”。
“年輕人有什么可抑郁的？找個工作，結婚生子，不就什么都解決了。”母親的解決方案簡單直接。
我想起去年奶奶去世，我們甚至沒有一起好好哭過。
葬禮上，父親繃著臉，像是害怕情緒失控；母親忙著招待親戚，把悲傷埋在忙碌中；弟弟躲在角落玩手機，逃避死亡帶來的恐懼。
這個家庭從來不擅長面對痛苦和死亡。
現在，死亡的陰影降臨到我頭上，他們選擇的應對方式依然是集體失明和失憶。
我想起一句話：不被看見的痛苦，就像不存在一樣。
在這個家里，我的病痛和恐懼，似乎從來不值得被正視。
我打開筆記本電腦，查詢最早的國際航班。
泰國普吉島，明天早上六點有一班飛機。
為什么是普吉島？
因為這是我大學時就夢想去的地方，卻因為工作忙碌一直沒有成行。
那里有藍得不真實的海水和白得耀眼的沙灘，而我想在生命的最后時光里，至少看一次真正的大海。
我簡單收拾了幾件衣服，把護照和信用卡放進背包。
在房間里轉了一圈，看著這個我生活了十年的空間。
整齊的西裝掛在衣柜里，書架上擺滿了專業書籍，床頭柜上放著一張全家福。
這些東西定義了林明遠這個人，卻并不能代表我的內心。
我拿起筆，在餐桌上留下一張紙條：“我知道你們看了報告，既然大家都選擇沉默，我選擇獨自面對。”
寫完這句話，我突然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輕松。
三十五年來，第一次，我為自己做了決定。
凌晨三點，我悄悄離開了這個稱為“家”的地方。
夜色如墨，街燈昏黃，出租車司機打著哈欠問我去哪里。
“機場，謝謝。”我說。
“這么早的航班啊？”司機隨口問道。
“嗯，有點急事。”
“工作還是私事？”
“算是...私人旅行吧。”
司機點點頭，不再多問。
車窗外，城市的輪廓在黑暗中若隱若現。
我突然意識到，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這座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
一種復雜的情緒涌上心頭，不是傷感，不是懷念，而是一種奇怪的釋然。
離開，有時候也是一種勇氣。
普吉島的陽光比我想象的更加猛烈。
一下飛機，熱浪就撲面而來，帶著海水和防曬霜的氣味。
入境處的泰國官員在我護照上蓋章：“祝您玩得開心，先生。”
我心想：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度假了。
我選擇了一家海邊的小旅館，推開窗就能看到藍得不真實的海。
“先生，要不要來點果汁？”旅館老板笑容燦爛。
奇怪的是，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后，我反而開始注意生活中的小細節。
椰子汁的清甜，海風的咸濕，沙灘上孩子們的笑聲。
第一次，我允許自己活在當下。不用擔心工作，不用考慮未來，只是感受每一刻。
手機震動，是家里的電話。我沒接，只是關機。
第二天，我嘗試了沖浪。教練驚訝于我選擇了這么大的浪。
我沒告訴他，比起死亡，這點風險不值一提。
晚上，我坐在海灘上喝啤酒，仰望星空，想起小時候和父親看星星的記憶。
那時的父親還會笑，會講星座的故事。什么時候開始，我們變得如此疏遠？
第三天，我遇見了小雯，一位華裔導游。
“你看起來不像普通游客。”她說，“普通游客都著急拍照發朋友圈，你卻像在記憶每一個細節。”
不知為何，我向這個剛認識的姑娘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意外的是，她既沒有過度同情，也沒說“一定會好起來”的廢話。
“既然時間有限，那就別浪費在悲傷上。”她帶我去了一個安靜的海灣。
“你真的不打算告訴家人你在哪嗎？”她問。
“我需要時間思考如何面對死亡，如何和家人道別。”
小雯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專攻胰腺疾病的泰國醫生。
“你的一些癥狀確實符合胰腺癌，但有些細節又不太吻合。”醫生說，“我需要你做幾項新的檢查。”
等待期間，小雯帶我嘗試當地體驗，甚至說服我做了泰式按摩。
“疼！”我忍不住叫出聲。
“這種疼是好的，”小雯笑道，“它提醒你還活著。”
她還帶我去了一座小寺廟。
住持聽了我的故事后說：“真正的問題不是你將去往何處，而是你如何度過在此處的時光。”
回旅館路上，小雯告訴我她父親也曾被診斷出胰腺癌。
“醫生說他只有三個月，但他活了四年零七個月，因為他選擇了真正地活著，而不是等待死亡。”
我開始思考：生命的長度我們無法控制，但寬度和深度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離開家已經一周，我的手機幾乎被打爆了。
父親的語音留言里，第一次聽到了他的哭腔：“兒子，你到底在哪里？我們都急瘋了。”
母親的信息從責備到懇求：“你這樣一聲不吭地走了，讓我們怎么活下去？”
弟弟發來長長的文字：“哥，對不起，我們不是不關心你，只是不知道該怎么面對。看到報告那天，爸媽都崩潰了，但他們不敢在你面前表現出來，怕給你更大的壓力。我們都在偷偷地查資料，聯系專家，希望能找到治療的方法。你走后，家里像塌了一樣，求你回來好嗎？”
我坐在海邊的巖石上，一條一條地聽完這些留言。
夕陽把海面染成金色，遠處的游艇緩緩駛過，像是一個個浮動的小島。
“你不回復他們嗎？”小雯坐在我旁邊，問道。
“不知道該說什么。”我盯著手機屏幕，猶豫不決。
“說真話。”她輕聲說，“不管是什么，至少是真的。”
“我不確定他們是否真的準備好聽真話。”
“那不是你該考慮的，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自己能承受什么。”
她的話讓我思考。
也許，我一直低估了家人的承受能力，可能我逃離的方式同樣傷害了他們。
于是我打電話給弟弟，因為在所有人中，他可能最能理解我。
“哥！”電話一接通，弟弟就急切地喊道，“你還好嗎？在哪兒？”
“我在泰國，過得還不錯。”我盡量讓語氣平靜。
“泰國？”他驚訝地重復，“你一個人去那么遠干什么？”
“想一個人靜一靜，思考一些事情。”
“為什么突然走？”他問，“我們看到報告后，都嚇壞了，但不知道該怎么開口。”
“所以選擇假裝沒看見？”我忍不住問。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
“我們害怕。”弟弟最終承認，“害怕說出來會讓一切變得更真實，害怕自己的反應會傷害到你。爸媽的想法是，如果你自己不提，也許你還沒準備好面對，我們應該尊重你的選擇。”
“裝作若無其事就是你們的尊重方式？”
“我們做錯了，真的很抱歉。”弟弟的聲音哽咽了，“你走后，爸爸每天都哭，媽媽甚至去找了心理醫生，我們都在想辦法幫你，只是不知道怎么做才對。”
“爸爸哭了？”這個信息讓我震驚，我從未見過父親流淚。
“嗯，他每天晚上都坐在你房間門口，一坐就是幾個小時。”弟弟說，“他說他這輩子最大的錯誤就是從來沒有好好表達對你的愛。”
聽到這些，我的心軟了下來。
也許他們的方式是笨拙的，但并非不關心。
“我需要一些時間。”我最終說道，“等我想清楚了再聯系你們。”
“好，但你要保證你沒事，好嗎？”弟弟懇求道。
“我保證。”
掛了電話，我感到一絲釋然，同時也有些慚愧。
我離開的方式同樣傷害了他們。
“看起來你的家人很愛你。”小雯評論道。
“只是不知道怎么表達。”我苦笑。
“愛的表達方式有很多種。”她說，“也許沉默也是一種保護。”
“但有時候，沉默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那是因為你們都沒有學會如何溝通。”小雯指出，“面對死亡是件困難的事，沒人天生就會處理。”
她的話讓我陷入沉思。
也許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我們都不知道如何面對這樣的危機。
第二天，我開始收到家人發來的信息，不再是催我回去，而是分享他們的日常。
父親發來他查閱的醫學資料：“明遠，我在醫學期刊上看到一篇關于胰腺癌新療法的文章，已經聯系了作者，希望能有所幫助。”
母親發來她做的飯菜照片：“兒子，媽媽做了你最愛吃的紅燒排骨，等你回來給你留著。”
弟弟甚至聯系了幾位醫學專家，準備為我尋求更好的治療方案：“哥，我聯系了美國梅奧診所的專家，他們對你的情況很感興趣，說也許可以嘗試一種新的免疫療法。”
我意識到，也許我們都需要學習如何面對困境，如何表達關愛。
三天后，我去醫院做了新的檢查。
泰國醫生對結果很謹慎：“我不能給你確切的答案，但有些指標確實與典型的胰腺癌不太一致。我建議你回國做更詳細的檢查。”
這個消息給了我一線希望，但我還不確定是否要回去。
回去面對什么？一個可能的死亡判決，還是一個學習重新溝通的家庭？
這時，我的手機突然響起。
是國內醫院的號碼。
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接了起來。
“林先生，非常抱歉打擾您，但我們有緊急情況需要告知您。”醫生的聲音嚴肅而急促。
他深吸了一口氣，接下來的話如同一道驚雷在我耳邊炸響。
“這...這怎么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