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陳伯達前往滴水洞，住進松山1號后遇見難以啟齒的倒霉事

1959年6月，韶山進入雨季，毛澤東在松山1號停留了短短十一天。那棟磚木兩層的小樓自此被視作“最高規格”的接待所，卻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整整七年，它幾乎一直空著，門鎖和合頁被潮氣一點點侵蝕。等到1966年2月陳伯達踏進這扇門時，暗傷早已埋下，只差一個契機爆發。

回溯到1937年，陳伯達初到延安。一次探討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座談會上，他用閩南口音娓娓道來，觀點犀利、用典大膽。聽眾席中的毛澤東騰地站起，輕聲對身邊人說：“這人有料。”會后，陳伯達被留下共同接待美共來訪者，飯桌上二人聊古今史論，相見恨晚。自那晚起，陳伯達成為“主席身邊的一支筆”，從研究部“冷板凳”跳到核心機要，升遷軌跡就此改變。

延安時期，毛澤東屢次到現場捧陳伯達的古代哲學講座。年輕干部擠滿窯洞，借機聽課也借機揣摩領袖口味。名聲起來后，張聞天出面征詢其去向——結果當然是調入毛澤東辦公室。對陳伯達而言，那是理想位置，也是最安全的政治護照。

1949年建國前夕，他被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表面職務不算頂尖，但“主席政治秘書”比許多正部長更接近實權。可同僚田家英怎么看都順眼不了他，兩人在八大以后隔空較勁成了常態。陳伯達嘀咕：“要見主席，還得隔著田家英那道門。”田家英也并不客氣：“他見人一套、背后一套。”兩條秘線彼此牽扯，暗流不可見，卻在1966年突然拐了彎。

那年2月初，北京剛飄過一場春雪，陳伯達卻挑了個“考察”的說法請假南下。他的真實動機眾說紛紜：有人堅稱他準備為即將展開的運動搜集革命圣地素材，也有人說他是想躲開政治風暴的第一波。官方記錄語焉不詳，唯一確定的是，他選擇了目的地——滴水洞。

韶山接待人員一聽“中央首長”要來，立刻把空置多年的松山1號徹底翻修：新棉被、煤油爐、銅鎖一應俱全。只可惜濕氣早把門鎖的彈簧銹得半死，外表再光鮮也遮不住內部老化。與此同時，韶山陳列館特意組織講解員，希望這位“理論大家”開個小課。沒想到陳伯達站定開口，全程閩南語，還故意夾些方言俚語，聽眾只好尷尬陪笑，一場期待已久的授課以龍門陣收場。

深夜兩點，山風裹著寒氣灌進小樓。陳伯達被生理需要催醒，披大衣去衛生間，隨手把門帶上，“咔噠”一聲微響——門鎖卡住。試了兩下，他臉色變了，拍門聲越來越急：“開門！開門！”聲音在走廊回蕩又被厚木板吞沒。山里二月冷得厲害，他披的那件大衣被水霧打濕，冷風鉆進縫隙，牙關直打顫。約莫半小時，巡夜服務員察覺燈亮卻無人影，喊了幾聲無人應答，這才踹門相救。脫困后，陳伯達的雙手已凍得發紫，他極力掩飾狼狽，轉身囑咐：“此事不許外傳。”倒霉事還是被人記下，只是多年無人在公開場合提起。

就在這一年，他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身份登上風口浪尖，風光更甚當年，但跌落也迅速。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陳伯達被隔離審查，1973年遭開除黨籍并送交審判。刑期之內，毛澤東留下一句話——“生活上不要難為他”，往后獄中菜蔬和必要藥品都保質供應。

1980年刑滿，中央根據規定允許其子女陪伴，他的三兒子陳曉農被指派照料日常。住宅位于北京西郊，十幾平方米臥室擺一張硬板床兩只書櫥。陳伯達仍舊嗜書如命，稿費早在1958年后不再領取，全數捐作建設經費，生活費最初每月100元，1983年增至200元，溫飽不缺。到晚年，他的私人藏書已過萬冊，甚至特意叮囑家人：“書在，人就安。”陳曉農每逢探親，總會抱來新出版的世界史與哲學譯本，一摞摞堆到窗下。

1989年9月，兩位警衛員陪他在餐桌前用餐。剛咬一口菜，他忽捂胸口，椅子輕輕一晃。警衛員呼喊醫生，卻只得到一個冰冷結論：急性心肌梗塞。85歲的陳伯達生命停在那一刻，滴水洞那樘銹鎖成了他人生背面的一小段注腳，既荒誕又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