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閱讀迎來法治保障新時代

《全民閱讀促進條例》頒布

全民閱讀迎來法治保障新時代

近日，《全民閱讀促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頒布，并將于2026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這標志著歷經十余年持續倡導與深入推進，我國全民閱讀事業正式邁入制度化、法治化保障的全新歷史階段，為新時代文化強國建設筑牢堅實根基。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全民閱讀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啟智增慧、培養道德的重要途徑，可以讓人得到思想啟發，樹立崇高理想，涵養浩然之氣。”這一重要論述，深刻闡釋了閱讀對于個人發展、社會進步與國家繁榮的深遠意義，為全民閱讀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從“倡導”到“大力推動”，再到“深入推進”“深化”，全民閱讀連續12年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其戰略地位日益凸顯。如今，《條例》的頒布，不僅是將成熟的政策實踐上升為法律制度，更是國家在推進現代化建設中，對塑造社會心智結構、夯實文明根基、提升治理能力所作出的深遠戰略安排。

以法治方式錨定國家發展的深層戰略

《條例》的出臺，背后蘊含著清晰而深刻的治國理政邏輯與發展戰略考量。它將全民閱讀從一項廣泛開展的文化活動，系統地提升為國家基礎性、戰略性工程。“通過全民閱讀來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進而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這是一條清晰的邏輯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胡正榮看來，國家軟實力的核心，最終體現在全民的素質與修養上。閱讀正是提升國民思想境界、科學素養與人文底蘊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書香社會建設”，《條例》正是落實這一戰略部署的關鍵法治步驟，其最終目的在于通過制度化途徑，普遍提升國民素質，從而增強國家文化影響力和綜合軟實力。

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郭英劍認為，從“倡導”到“立法”，這一轉變集中體現了國家發展邏輯的深化。“閱讀已不再僅僅是文化建設的組成部分，而是關乎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心智結構優化與文明可持續性的基礎工程。”他表示，將全民閱讀上升為穩定的法治條例，反映的是一種立足長遠的治理思維。它旨在通過可預期的、持續的制度供給，系統性地夯實社會的認知基礎與精神底座，這既服務于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也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完善現代化治理體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支撐。

當前，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北京大學出版社總編輯汲傳波認為，無論是建設文化強國、教育強國還是科技強國，全民閱讀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尤其在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深度閱讀所培育的理解力、批判性思維與創造力，愈發彰顯“人之所以為人”的獨特價值，是應對未來挑戰、保持民族精神獨立性的關鍵所在。《條例》的頒布，正是對這一時代命題的法治回應。

以制度創新保障多元參與

作為我國首部專門規范全民閱讀的行政法規，《條例》的核心突破在于構建了一套權責清晰、保障有力、多元參與的制度框架，實現了從“政策引導”向“制度保障”的根本性轉變。《條例》確立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的工作機制。郭英劍分析，這一機制是對全民閱讀治理結構的系統性重塑。黨委領導，確保了全民閱讀工作始終沿著正確方向，服務于國家文化戰略大局；政府主導，意味著閱讀公共服務被明確納入政府職責與考核體系，解決了資源投入、設施建設和長期可持續性的問題；而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則為全民閱讀注入了市場活力與社會創造力，避免了單純行政推動可能產生的模式僵化。這一協同機制，旨在變政府的“獨奏”為全社會的“合唱”。

這一轉變，讓長期深耕于閱讀推廣一線的社會力量倍感振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營銷中心主任王斌表示，過去，出版社、書店、民間閱讀組織等雖積極參與全民閱讀推廣活動，但更多處于配合與輔助地位。《條例》從頂層設計上明確了社會力量的參與角色與空間，使其從“助力者”轉變為“共建者”，這將極大激發市場與社會主體的內生動力，推動全民閱讀走向更廣泛、更深入的社會自主建設。

實體書店是這場“合唱”中不可或缺的聲部。三聯韜奮書店總經理郝大超認為，遍布城鄉的各類實體書店，不僅是圖書銷售場所，更是公共文化空間和社區精神燈塔，是讓全民閱讀從政策文件“走”進百姓日常生活的關鍵樞紐。商務印書館副編審熊姣則從內容推廣角度提出，出版社、閱讀推廣機構等通過策劃優質書單、開發閱讀課程、組織線上線下共讀活動，正將個體的閱讀行為轉化為具有凝聚力的文化社群儀式，這些都是制度保障下社會力量可以大展身手的領域。

尤為重要的是，《條例》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明確要求對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流動人口等特定群體提供個性化閱讀服務，推動閱讀資源向鄉村、偏遠和欠發達地區傾斜。中國傳媒大學出版學院副教授、國家新聞出版署出版智庫成員李盡沙認為，這標志著閱讀被明確為公民應享有的一項基本文化權益，各級政府的保障職責得以制度化。“這種轉變，傳遞出一個強烈信號：保障公民的閱讀權，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提升國民整體素質、面向未來夯實國本的基石工程，是新時代文化自信在制度層面的堅實表達。”

以多樣實踐探索中國式推廣路徑

法治源于實踐，又將指導實踐。《條例》的制定，深深植根于我國多年來全民閱讀推廣的豐富土壤。從國家層面的“書香中國”統籌引領，到各地因地制宜的生動創造，一套多層次、立體化、富有中國特色的全民閱讀推廣模式已日趨成熟。

城市“15分鐘閱讀圈”的構建，讓圖書館、城市書房、社區書屋星羅棋布，閱讀觸手可及；“農家書屋”工程持續提質增效，為廣袤鄉村送去精神食糧；出版發行單位舉辦的海量新書發布、作者分享、閱讀沙龍活動，線上線下同步，極大豐富了閱讀供給形式。在全社會共同努力下，國民綜合閱讀率持續穩步提升，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氛圍日益濃厚。

地方層面的創新實踐更是百花齊放，為《條例》的實施提供了實踐注腳。在浙江寧波，一套“1+12+N”的職工閱讀陣地聯盟高效運轉，整合市總工會圖書館、區縣職工中心、企業書屋和社區閱讀點，實現了閱讀資源的精準下沉與共享。在遼寧，讀者通過“萬卷府抵”APP，即可享受全省圖書“居家點單、免費借還”的便捷服務，“萬卷府抵 共讀山海”活動將閱讀的便利與樂趣送至千家萬戶。在廣東，一年一度的“南國書香節”早已超越書展本身，成為浸潤粵港澳大灣區、輻射全國的文化盛宴，為區域發展注入深厚人文力量。在甘肅景泰縣，首批“農家書屋+鄉村學校少年宮”閱讀點啟用，通過巧妙整合資源，有力保障了農村未成年人的閱讀權益。

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深刻改變了閱讀形態。最新調查顯示，我國成年國民數字化閱讀方式接觸率已高達80.6%，數字閱讀用戶規模龐大。多位專家指出，必須辯證看待數字閱讀浪潮。一方面，應承認其已成為主流閱讀方式之一，具有便捷、豐富、易觸達的優勢，不能簡單將其與紙質閱讀對立；另一方面，也需警惕碎片化、娛樂化內容對深度閱讀習慣的侵蝕，尤其是對青少年群體的影響。

對此，汲傳波建議，應主動作為，積極利用短視頻、直播等新興平臺建設“屏間書香”，將挑戰轉化為機遇，吸引更多群體特別是年輕人親近閱讀。熊姣提出，《條例》實施后，出版、文化部門需加強與網信、廣電等機構的協同，共同引導平臺優化內容算法，增加優質閱讀內容的推送權重，營造風清氣正、有益心智的網絡閱讀環境。

以長效機制構筑民族精神根基

《條例》的頒布，為“閱讀”這項關乎民族未來的事業賦予了更重要的公共責任，也承載了社會各界的更高期待。“《條例》的實施，標志著我國全民閱讀進入了一個重結構、重質量、重長期效應的新階段。”郭英劍表示，其目標不僅是讓人“多讀書”，更是通過系統性的法治制度安排，培育一個建立在深度閱讀與思考基礎上的，更具理解力、判斷力與精神韌性的書香社會。

多位受訪學者也提出，立法只是起點，更重要的在于《條例》各條款的執行落實。當前閱讀領域的問題是一個系統性難題，涉及立法與執行的落差、市場生存與公共價值的沖突、技術便利性與人文深度的矛盾、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評價體系的科學性等多個維度。《條例》的實施效果，取決于后續細致的配套措施和全社會的協同努力。

胡正榮認為，學術界可以全方位參與閱讀的完整生態鏈建設。在上游，助力將精深知識轉化為大眾喜聞樂見的讀物；在中游，研究并推廣科學有效的閱讀方法，提升閱讀效能；在下游，關注閱讀成果如何轉化為個體的認知提升與社會的文明進步。

《條例》明確規定，每年4月的最后一周為“全民閱讀活動周”。李盡沙認為，這旨在打破閱讀純粹是個人行為的局限，將其周期性、儀式性地轉化為一種公共生活方式與社會文化節日。通過年復一年的堅持與涵養，逐步將閱讀基因植入民族文化的血脈，筑牢書香社會的根基。

行業一線從業者的期待，則更為具體而熱切。郝大超希望，在法治保障下，書店能真正成為更有活力的文化創意空間，作者和出版者能更潛心于匠心創作，行業生態更加規范健康，最終讓每一位讀者無論身處何地，都能平等、便捷、有尊嚴地享受閱讀之美。王斌期待《條例》能真正激活全民閱讀的內生動力，讓閱讀像陽光、空氣和水一樣，自然融入日常生活；期待更多的閱讀空間在城鄉各處生長出來，成為人們心靈隨時可以棲息的“精神驛站”；更期待一個政府、市場、社會、個人各盡其責、相輔相成的“書香中國”新生態蔚然成形。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雅靜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報

新媒體編輯：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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