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冬夜,北平西郊一間庫房里,軍史干部翻檢繳獲檔案,一本袖珍筆記本掉落腳邊。封皮斑駁,扉頁只有六字:“天命未必可違”。落款——黃百韜。翻到倒數第二頁,短短兩行字格外扎眼:“徐蚌若決戰,殆矣;吾亦殆。”眾人面面相覷,這份提前寫下的“判詞”讓人疑惑:淮海戰役尚未打響,他為何已經這樣灰心?
要弄清緣由,得把時間撥回1948年。那年九月,濟南外圍炮聲滾滾。黃百韜奉命隨杜聿明北援,臨出發卻低聲嘟囔:“濟南不保,此行虛耗。”副官以為他身子不適,黃搖頭:“王耀武電家半小時,言家事而非軍務,無死守之志,濟南還能守得住?”遲疑、失望已寫在臉上。
其實在國民黨將領里,黃百韜原本算“拼命三郎”。出生廣東客家,非嫡系,一直靠硬仗往上爬。抗戰末年,他才當上二十五軍軍長,裝備雖是日械,卻被他搗鼓得頗有戰斗力。要說信心,他也曾有過,可豫東戰役之后就變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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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6月的豫東,黃帶隊從山東星夜馳援。區壽年兵團已被包圍,他奉命解圍。三天兩夜奔襲二百多里,硬插進陣地;華野連續強攻,卻被他穩住側翼。戰后蔣介石嘉獎,“青天白日勛章”隨即到手,外界只看到風光,卻忽視了戰場一角的插曲——第三快速縱隊。
那是一支由傘兵改編的摩托化部隊,自稱“中央嫡系王牌”。一到前線,先卸牙刷、牛奶,后搬彈藥。亮起紅燈的第一槍沒打完,他們竟自行后撤十里,置友軍于險地。黃百韜對副官拍桌怒吼:“張緒滋若再擅退,我槍斃他!”可槍沒響,他心里卻重重劃下一道裂痕:部隊貌似現代化,骨子里卻是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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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東戰后,南京急忙升他為第七兵團司令。職位高了,麻煩也隨之而來。兵團下轄二十五、六十三、六十四三個軍,后兩個皆粵系,名義聽令,實則陽奉陰違。偏偏徐州“剿總”又硬塞來四十四、第一百兩個川系軍,彼此成見極深。戰前軍官會議剛開場,六十四軍長馮圣法與川系將領就針鋒相對,黃壓了半日,才算止住口角,這一幕讓旁觀的作戰廳少將郭汝瑰直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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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黃沮喪的是戰略飄忽。十月中旬,南京電報催他南撤守蚌埠;三天后又令西進固守新安鎮;十一月初干脆要求轉進海州待船東渡。命令一變再變,參謀地圖翻得比作戰手冊還快。黃當場問郭汝瑰:“計劃三改五修,兵要怎么帶?若再折騰,三軍只剩一口氣。”郭沉默片刻,僅答一句:“廳里也是被動。”
十一月六日傍晚,新安鎮寒風嗚咽。黃百韜在行轅門口擋住前來催促的總統府參軍李以劻,低聲說道:“請轉告先生們,這一仗不是尋常掩護,而是存亡之決。若只指望口號,怕是誰也走不了。”李以劻記下這段話,還原給南京時,何應欽輕飄回了一句:“第七兵團有五個軍,何苦愁兵少?”冷嘲讓黃徹底心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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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準備卻不能停歇。兵團工兵營晝夜筑工事,黃親自校準射界,可營長悄悄告訴他:“師部發的彈藥只夠一天。”后勤空虛,士氣自然低落。小參謀晚點名時聽士兵竊語:“共產黨一個指示能傳到排,咱連軍令都摸不著頭。”這些碎語鉆進黃耳朵,憂慮又加幾分。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包圍圈逐步收緊。黃把日記本攤在油燈前,寫下最后一段:“軍心不齊,后方無策,命乏可恃。倘若突圍不成,當以一死謝國。”寫完,他把鋼筆扣上,抬頭對副官道:“我已盡心,無愧。”副官想寬慰,話未出口,只聽他補了句:“此后若誰問起,說我自知其來。”
十天后,雙堆集戰場硝煙未散,第七兵團全軍覆沒。黃百韜負傷自戕,印證了那本筆記里早早寫下的判斷:主力決戰,存亡系于一線,而那根脆弱的線早已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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