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聯網，部分圖片非真實圖像，僅用于敘事呈現，請知悉
我是我們學校出了名的“假窮人”。
評助學金那天，別的同學哭著講家里怎么揭不開鍋，我呢就干巴巴地說了句“父母雙亡”。
我從小跟我奶奶相依為命，她告訴我，人可以窮，但腰桿不能彎。
可我這點可憐的自尊，在我們輔導員王老師眼里，就成了“裝模作樣”的鐵證。
她把我揪進了辦公室，當著副書記和幾個等著看我笑話的同學的面。
把我的檔案“啪”地一下摔在桌上，指著上面那個孤零零的手機號，冷笑著按下了免提。
“你不是說這是你監護人嗎？我現在就打！我倒要看看，你這個謊要怎么圓！”
我腦子“嗡”的一下就炸了，那是我奶奶塞給我的救命號，說天塌了才能打。
可現在，電話通了。
一個我從沒聽過的男人聲音，冷靜得像冰塊一樣，從電話里傳了出來。
01
九月，南方的秋老虎依然肆虐。
我所在的這所大學，階梯教室里的中央空調像是中風的老人，只能呼出微弱而渾濁的風。一百多號人擠在密閉的空間里，空氣中混合著汗味、廉價香水味，以及一種無形的、叫做“審判”的味道。
這是我們計算機系大一新生的助學金評議會。
輔導員王琴老師站在講臺上，手里拿著一沓厚厚的申請表。她三十多歲，化著精致的妝，一身職業套裝，顯得和我們這些穿著洗得發白T恤的學生格格不入。她清了清嗓子，用一種公式化的憐憫口吻說：“同學們，我知道大家生活都不容易。今天把大家召集起來，就是為了公平、公正、公開地把國家的這份關懷，送到最需要的同學手里。下面，請申請的同學依次上臺，簡單陳述一下自己的家庭情況。”
“公平、公正、公開”，這六個字從她嘴里說出來，像冰塊一樣，沒有半點溫度。
坐在我旁邊的張麗，用手肘輕輕碰了我一下，壓低聲音說：“林默，到你了可得好好說，哭得慘一點，機會才大。”
我沒作聲，只是把攥緊的拳頭，在膝蓋上更用力地壓了壓。我的指甲深深陷進掌心，傳來一陣鈍痛，這疼痛能讓我的頭腦保持清醒。
張麗是第一個上臺的。她是我們班最活躍的女生，家境不好是全班都知道的事。她一站上講臺，眼圈就紅了，聲音帶著恰到好處的哽咽：“王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家在偏遠的山區，爸爸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因為工傷走了，媽媽一個人拉扯我們姐弟三個。她身體不好，常年吃藥，為了供我上大學，她現在白天在鎮上的餐館洗碗，晚上還要去糊紙盒子……我弟弟妹妹的學費，還有我媽的藥費……”說到這里，她再也說不下去，捂著臉，肩膀劇烈地抽動起來。
臺下立刻響起一片壓抑的抽泣聲和同情的議論。幾個評議組的老師頻頻點頭，在表格上寫著什么。王琴老師走過去，體貼地拍了拍張麗的背，遞給她一張紙巾，柔聲說：“好孩子，別難過，我們都看到了，你的困難，學校會考慮的。”
那場面，像一出精心排練的戲劇。張麗是主角，眼淚是她的臺詞，而我們這些臺下的人，則是被感動的觀眾。
我痛恨這種場面，痛恨這種把自己的傷疤血淋淋地撕開，擺在眾人面前，用以換取幾分廉價同情的“表演”。我的貧窮，我的不幸，是刻在我骨子里的事實，不是用來博取關注的籌碼。
“下一位，林默。”王琴老師的聲音把我從思緒中拉了回來。
我站起身，能感覺到幾十道目光齊刷刷地落在我身上。我穿著一件灰色的短袖，一條洗得泛白的牛仔褲，腳上是一雙看不出牌子但依舊很干凈的運動鞋。我一步一步走上講臺，沒有像張麗那樣靠近話筒，只是站在講臺一側，面對著臺下那些審視、好奇或同情的眼睛。
我深吸一口氣，用一種近乎冷漠的、平鋪直敘的語調開口：“我叫林默，計算機系一班。孤兒，父母雙亡，由年邁的奶奶撫養長大，家庭無固定收入來源。陳述完畢。”
沒有眼淚，沒有哽咽，甚至沒有一絲情緒起伏。
我說完，對著臺下微微鞠了一躬，然后轉身走下講臺。整個階梯教室安靜得可怕，連空調的雜音都聽得一清二楚。我能感覺到，我的平靜和張麗的激動形成了怎樣刺眼的對比。竊竊私語聲像潮水一樣，從教室的各個角落涌起。
“這就完了？”
“也太酷了吧？”
“酷什么呀，我看是心虛吧，真窮的人哪有她這么鎮定的。”
我沒有理會，徑直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下，繼續盯著自己的膝蓋，仿佛那里藏著全世界的秘密。
奶奶從小就告訴我：“小默，咱們不偷不搶，不欠別人的，也別指望別人的。人窮，但不能沒骨氣。到了外面，少說話，多做事，別惹事。”
我一直記著。
評議會很快結束了。三天后，初選名單在系里的公告欄上公示出來。長長的名單上，我和張麗的名字都在。
那天晚上，我去水房打水，在宿舍樓道里迎面撞見了張麗和她的幾個朋友。樓道里的聲控燈因為沒人說話而熄滅了，我們幾個人的身影都模糊在黑暗里。
“喲，這不是我們系的大名人林默嗎？”張麗的聲音帶著一股子酸味，尖銳地劃破了黑暗。
隨著她的話音，聲控燈應聲而亮。慘白的光線下，她臉上的嫉妒和鄙夷一覽無余。
“有些人啊，真會演，裝得跟個啞巴似的，一聲不吭就把助學金給弄到手了，說不定家里藏著金山呢。”
她身邊的女聲附和道：“就是，你看她那雙鞋，雖然舊，但看得出來是名牌呢。我前兩天在網上查了，新款要一千多。真正窮的人家，誰會買這種鞋？”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在我腳上那雙鞋。
那是一雙穿了整整三年的運動鞋，鞋底的紋路快被磨平了，鞋面上也有些許洗不掉的污漬。但它確實曾經是一個很好的牌子。這是我為數不多的、據說是父母留下的遺物之一。奶奶把它們收在一個小箱子里，直到我上大學前才拿出來給我，說：“這是你爸媽給你買的，留個念想。穿著它，就當他們陪你一起去上大學了。”
我從未想過，這份沉甸甸的念想，此刻竟成了我“裝窮”的罪證。
我的心像是被一只無形的手攥住了，又悶又疼。可我什么也沒說。反駁什么呢？告訴她們這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嗎？我不想，也不屑。
我拎著空空的熱水瓶，從她們身邊默不作聲地走過。我的沉默，在她們看來，無疑是默認了她們的指控。身后傳來她們更加肆無忌憚的嘲笑聲。
流言，就像夏天瘋長的野草，一夜之間就爬滿了整個系。
關于我“假貧困”的說法，愈演愈烈。有人說看見我用最新款的手機，可那是我用一個暑假在餐館端盤子、一個小時十塊錢換來的。有人說我從不吃食堂二樓的特價菜，可那是因為我腸胃不好，吃不了太油膩的東西。
這些流言，最終傳到了輔導員王琴老師的耳朵里。
又是一個悶熱的下午，我被她叫到了辦公室。
她的辦公室里開著冷氣，與外面的燥熱仿佛兩個世界。她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后，桌上攤著我的那份助學金申請表，臉色比外面的天還要陰沉。
她用涂著紅色指甲油的手指，點了點申請表上“監護人”那一欄，抬眼看我，眼神銳利得像手術刀。
“林默同學，我看了你的材料。”她開口，語氣公事公辦，“你說你父母雙亡，是孤兒。但是按照規定，這種情況需要提供父母的死亡證明復印件，以及戶口所在地鄉鎮或者街道開具的孤兒證明。你這兩樣，一樣都沒有。”
我垂下眼簾，看著她桌上的綠蘿，輕聲說：“老師，我沒有那些證明。”
奶奶從來沒給過我這些東西，我問起時，她總是擺擺手，讓我別管。她說，人活著就行了，要那些紙片做什么。
王琴老師似乎對我的回答很不滿意，她身體微微前傾，加重了語氣：“沒有證明？林默，你要知道，國家助學金是給真正有困難的學生的，每年申請的人很多，競爭很激烈。我們作為審核老師，必須要對每一個學生負責，對國家負責。你這樣材料不全，我很為難。”
我依舊沉默。我能說什么呢？說我奶奶是個固執的老太太？說我們家連復印的錢都想省下？這些聽起來都像是借口。
我的沉默徹底點燃了王琴老師的懷疑。她拿起我的申請表，指著監護人聯系方式那一欄，那里只有一個孤零零的手機號碼，沒有姓名，沒有關系說明。
“這個號碼，是你的監護人，對吧？”她盯著我，一字一頓地問。
我點了點頭。
這個號碼，是奶奶在我來學校報到前一天，用顫抖的手，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張小紙條上的。她把紙條塞進我的貼身口袋，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小默，這個號碼，不到天塌下來的那一天，絕對不能打。記住了嗎？”
我不知道這個號碼是誰的，但我知道，這是奶奶給我的最后一道護身符。
王琴老師看著我油鹽不進的樣子，終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她拿起桌上的座機電話，冷冷地看著我，說：“既然你不愿意多說，那我只能親自核實一下了。林默，我現在就當著你的面，打這個電話。如果情況屬實，我為我今天的懷疑向你道歉。如果不是……”
她沒有把話說完，但那未盡之語里的威脅，像冰錐一樣刺向我。
我站在原地，手腳冰涼。辦公室的冷氣仿佛鉆進了我的骨頭縫里。我看著她那只按向撥號鍵的手，心臟像是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攥住，瘋狂地跳動著，幾乎要從喉嚨里蹦出來。
我不知道電話那頭會是誰，更不知道，這個電話一旦接通，我用沉默和謊言勉強維持的平靜生活，會不會在瞬間崩塌。
02
在王琴老師按下最后一個數字鍵的瞬間，時間仿佛被拉成了一條無限長的橡皮筋。辦公室里電話聽筒傳出的“嘟…嘟…”的等待音，像催命的鼓點，一下下敲在我的心上。我的思社卻不受控制地，飄回了那個被遺忘在時光里的，我和奶奶相依為命的家。
我們的家，在城郊一棟老舊的六層居民樓里，沒有電梯。房子是單位分的，兩室一廳，墻皮因為潮濕而斑駁脫落，露出里面的紅磚。家里很安靜，安靜得能聽見陽光下灰塵飄浮的聲音。
奶奶的房間里，永遠彌漫著一股濃重的中藥味。她身體不好，心臟和關節都有老毛病，一年四季離不開藥罐子。她很少出門，大部分時間，就那么安安靜靜地坐在窗邊的一張舊藤椅上，手里拿著一把磨得光滑的木梳，一遍遍地梳著她那頭稀疏的白發，眼睛失神地望著窗外那棵老槐樹。
我從小就知道我們家“窮”。可奇怪的是，我們的生活雖然節儉，卻從未真正捉襟見肘。我身上的衣服，大多是鄰居家或者遠房親戚家孩子穿剩下的，但奶奶總會把它們用皂角洗得干干凈凈，領口和袖口有破損的地方，她會戴上老花鏡，用針線細細地縫補好，熨燙得平平整整。她說：“衣服可以舊，但人不能邋遢。”
我們家的經濟來源，是一個謎。
每個月的十五號左右，信箱里總會準時出現一張匯款單。奶奶會讓我去取，取回來后，她就戴上老花鏡，對著那張單子看很久很久，然后讓我陪她去郵局把錢取出來。
匯款人那一欄，永遠是空白的。每次取完錢回家的第一件事，奶奶都會把那張匯款單，在廚房的水池里用火柴點燃燒成灰燼，再用水沖得一干二凈。
我問過奶奶，錢是誰寄的。
她只是搖搖頭，說：“小默，你記著這份恩情就行，別多問。”
這份神秘的匯款，支撐著我們祖孫倆的生活，也支撐著我心里那個巨大的問號。
除了匯款單，我們家還有一個更大的秘密——奶奶臥室里那個上了鎖的樟木箱子。
箱子很大，顏色暗沉，上面雕刻著一些我已經看不清的繁復花紋，角落的銅扣已經生了綠色的銹。奶奶從不讓我碰那個箱子，她說里面裝的都是些沒用的舊東西。可越是這樣，我就越是好奇。
在我上初二那年的一個下午，奶奶因為身體不舒服，吃了藥早早地睡下了。我聽著她房間里傳來均勻的呼吸聲，一個大膽的念頭從心底冒了出來。我溜進她的房間，從她的針線笸籮里找到一根細細的發夾，學著電視里的樣子，蹲在那個樟木箱子前，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捅咕著那個老舊的鎖孔。
“咔噠”一聲輕響。
鎖，竟然真的被我捅開了。
我的心跳得飛快，既興奮又緊張。我輕輕掀開沉重的箱蓋，一股混合著樟腦丸和舊紙張的味道撲面而來。
箱子里沒有我想象中的金銀財寶，只有一些被歲月染黃的舊物。
最上面是一疊厚厚的筆記本，牛皮紙的封面，里面用鋼筆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我完全看不懂的符號、公式和圖表。字跡有兩種，一種蒼勁有力，一種娟秀清麗。
筆記本下面，是一張被塑料封皮仔細包好的合影。照片已經有些泛黃，上面是三個年輕人。他們站在一片看起來像是戈壁灘的地方，背景是連綿的土黃色山脈。
照片中間的一對男女笑得特別燦爛，男的英俊挺拔，女的明眸皓齒，他們的眉眼，和我竟有幾分驚人的相似。在他們旁邊，還站著一個戴著黑框眼鏡的青年，看起來斯文儒雅，他對著鏡頭，笑得有些靦腆。
照片的背面，用鋼筆寫著一行小字：一九九八年，西望山。
我猜，那對笑得燦爛的男女，應該就是我的父母。
照片底下，還靜靜地躺著一雙嶄新的運動鞋。款式和我現在腳上穿的這雙一模一樣，只是它還被妥善地包在鞋盒里，白得耀眼。鞋盒里還有一張小小的卡片，上面用娟秀的字跡寫著：給我的小默，愿你走遍萬水千山，歸來仍是少年。
我正拿著那張卡片發呆，一個蒼老的聲音突然在我身后響起。
“小默，你在做什么？”
我嚇得魂飛魄散，手里的卡片“啪”地一聲掉回了箱子里。我猛地回頭，看見奶奶就站在我身后，她不知什么時候醒了。她沒有打我，也沒有罵我，只是用一種我從未見過的眼神看著我。那眼神里，沒有憤怒，只有一種深不見底的悲傷，和一絲……我當時讀不懂的恐懼。
她默默地走過來，從我手里拿過箱蓋，輕輕地合上，然后重新用那把小銅鎖鎖好。從那天起，那把鎖的鑰匙，就被她用一根紅繩穿著，掛在了脖子上，再也沒有取下來過。
那件事以后，我再也沒有問過關于父母的任何事。我隱隱約感到，我那“意外雙亡”的父母背后，一定藏著一個巨大的、沉重的，甚至可能是危險的秘密。奶奶的諱莫如深，不是不愛，而是一種她認為的，對我最好的保護。
這個家，像一個用沉默和秘密構建起來的牢籠。我愛我的奶奶，但我渴望逃離。
考上大學，對我而言，不僅僅是為了獲取知識、改變命運，更是為了逃離這個讓我窒息的環境。我天真地以為，只要離得夠遠，我就能把那些沉重的過往，連同那個上了鎖的箱子，一起甩在身后。
我以為，大學是一個全新的開始，我可以像個普通女孩一樣，為學分煩惱，為社團活動興奮，為一場青澀的戀愛而臉紅心跳。
我萬萬沒有想到，過去，從未放過我。
“嘟……嘟……嘟……”
電話的等待音還在繼續，像一把鈍刀，一下下割著我的神經。
我的思緒被猛地從遙遠的回憶里拽了回來，重新墜入這個開著冷氣，卻讓我汗流浹背的辦公室。
我突然感到一陣前所未有的恐懼。
這恐懼，甚至超過了對失去助學金的擔憂。我怕的不是謊言被戳穿后的窘迫，而是怕那個我逃離了十幾年、被奶奶用盡全力掩蓋的秘密，會在下一秒，通過這根細細的電話線，以一種最不堪、最猝不及防的方式，被公之于眾。
電話，通了。
03
“喂，你好。”
聽筒里傳來一個略帶沙啞的接線員女聲，打破了辦公室里那令人窒息的安靜。
王琴老師的臉上立刻浮現出一絲得意的神色，她瞥了我一眼，仿佛在說：“看吧，我就知道有問題。”
在我的設想里，這個“天塌下來才能打”的電話，那頭要么是個威嚴的長輩，要么是個親切的阿姨。可這個聲音，聽起來像是什么單位的總機。
王琴老師顯然也有些意外，但她很快調整過來。她清了清嗓子，對著桌上的座機，用一種公事公辦的腔調說：“你好，我這里是南州大學，我找一下林默的監護人。”
她特意加重了“監護人”三個字，像是在提醒電話那頭的人，也像是在提醒我。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石像，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到了耳朵上。我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一面被擂響的戰鼓。
“請稍等。”那個女聲說完，聽筒里傳來一陣短暫的音樂聲。
王琴老師似乎覺得，這場審問需要更多的“見證人”，才能顯得足夠“公正”。她不僅沒有關掉免提，反而還把聲音調大了幾分。
辦公室的門沒有關嚴，門外，已經有幾個路過的同學在探頭探腦地看熱鬧了。而辦公室里，除了我和王琴老師，還有我們系的副書記李書記，以及被王琴老師特意留下來的“學生評議代表”——張麗。
李書記是個五十歲左右的中年男人，戴著眼鏡，表情嚴肅，一副不偏不倚的樣子，但他的眼神在我和電話之間游移，顯然對這場“公開處刑”也充滿了好奇。
而張麗，則毫不掩飾她臉上的幸災樂禍。她抱臂站在墻角，嘴角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冷笑，那眼神仿佛在說：“林默，我看你這次怎么收場。”
我覺得自己像一個被綁在審判席上的囚犯，周圍的每一個人，都是審判官。我的尊嚴，被放在這個小小的辦公室里，用一部開了免提的電話，進行公開的凌遲。
就在我即將被這股毀滅性的情緒吞噬時，電話那頭的音樂聲停了。
一個男人的聲音，通過免提，清晰地響徹在整個辦公室。
“你好，我是。請問有什么事？”
這個聲音，沉穩，冷靜，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穿透力。沒有絲毫的慌亂，也沒有一點的遲疑。就好像，他早就預料到會有這樣一個電話打進來。
這聲音里蘊含的力量感，讓原本準備了一肚子質問的王琴老師，瞬間卡了殼。她臉上的得意僵住了，張了張嘴，卻沒能發出聲音。
辦公室里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李書記推了推眼鏡，坐直了身體。張麗嘴角的笑容也收斂了幾分，眉頭微蹙。
還是王琴老師先反應了過來。她可能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臉色有些難看。她干咳了一聲，試圖重新掌握主動權。
“咳，你好。我是林默同學的大學輔導員，王琴。是這樣的，林默同學正在申請我們學校的國家一等助學金，她在申請材料上填寫的是‘父母雙亡’，由您擔任監護人。按照我們的工作流程，我們需要向監護人核實一下具體情況。”
她頓了頓，似乎在組織一個更具殺傷力的問題。然后，她用一種極其刻意、幾乎是殘忍的清晰語調問道：“所以，我們想了解一下，林默同學的父母，具體是在什么時候、因為什么原因去世的呢？相關部門的證明文件，是否方便提供給我們一份復印件？”
這個問題，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又準又狠地，直直插進了我的心臟。
奶奶用沉默為我筑起的那道脆弱的墻，在這一刻被她毫不留情地砸開了一個大洞。那些我從不敢深究，不敢觸碰的傷口，就這樣被她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我的眼前一陣發黑，幾乎站立不穩。
我閉上了眼睛，長長的睫毛在顫抖，拼命想把即將奪眶而出的眼淚逼回去。我不能哭，尤其不能在這些人面前哭。哭了，就代表我輸了。
我等待著，等待著電話那頭那個陌生的男人，給我，也給我這十幾年的人生，下一個最終的判決。
他會怎么說？
他會編一個和我一樣的謊言嗎？還是會說出某個我一無所知的、更加驚人的真相？
或者，他會直接拆穿我，說這一切都是我為了騙取助學金而編造的鬧劇？
時間，在這一刻，被無限放慢。
我聽見王琴老師得意的呼吸聲，聽見張麗壓抑不住的嗤笑聲，也聽見自己那顆正在沉入冰冷深淵的心。
04
整個辦公室里，鴉雀無聲。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被磁石吸引的鐵屑，牢牢地釘在那部開了免提的座機電話上。
那個冷靜沉穩的男聲，在王琴老師拋出那個尖銳的問題后，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那沉默，大約只有兩三秒鐘。
可在這兩三秒里，我感覺自己仿佛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煎熬。王琴老師的臉上，已經露出了勝利者般的微笑，她似乎認定了對方正在為如何圓謊而絞盡腦汁。張麗更是掩飾不住地，嘴角向上揚起一個幸災樂禍的弧度。
就在王琴老師準備再次開口，乘勝追擊的時候，那個男聲，再度響起。
他的語調，比之前更加冰冷，不帶一絲一毫的感情色彩，像一塊被極寒冰凍過的鋼鐵。
“這位老師，”他甚至沒有用“王老師”這個稱呼，而是用了一種更具距離感的指代，“我想提醒你。第一，我當事人的家庭隱私，尤其是她父母的過往，屬于極其敏感的個人信息。根據相關法律規定，你們無權刺探。第二，你們學校作為資助審核機構，職責是審核學生是否符合貧困標準，而不是越權扮演戶籍警察，去揭開一個年輕女孩家庭的傷心往事。”
他的話，字字清晰，句句在理，帶著一種不容辯駁的法理威嚴。
王琴老師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了，她張了張嘴，像是被魚刺卡住了喉嚨，一個字也說不出來。辦公室里的氣氛，瞬間從對我的審判，轉變成了一場對她的質詢。
可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那個男聲沒有給她任何喘息的機會，他話鋒一轉，拋出了一顆真正的重磅炸彈。
“第三，如果你們的工作流程，就是通過這種粗暴的方式來懷疑和篩選學生，那么我們有理由質疑你們的專業性。這樣吧，為了簡化你們的工作，避免再出現類似的、對學生造成二次傷害的情況，我可以代表我個人，向南州大學進行一筆定向捐款。”
他頓了頓，仿佛在給辦公室里的所有人一個吸收和理解的時間。然后，他用一種平靜到近乎恐怖的語調，說出了那句讓整個房間的空氣都停止流動的話：
“就捐贈一百個助學金名額吧。每個名額的金額，與國家一等助學金的標準完全等同。這筆錢，下周一之前，會打到你們學校的指定賬戶上。現在，請問，關于林默同學的助學金資格問題，還存在嗎？”
“轟——”
我感覺自己的腦子里，像是有什么東西炸開了。
一百個助學金名額？
我們系全部申請的學生加起來，都不到三十個。一個名額四千塊，一百個，那就是……四十萬？
個人名義？捐贈？
這已經不是在“核實情況”了，這是一種我無法理解、無法想象的，用絕對的實力進行的降維打擊。這不是在為我辯護，這是在用錢，不，是用一種碾壓式的力量，直接把所有的問題和質疑，都砸得粉碎。
我猛地睜開眼睛，難以置信地看著那部電話。我感到的不再是屈辱和憤怒，而是一種巨大的、荒誕的、令人手足無措的困惑和恐懼。
這個男人，這個所謂的“監護人”，他到底是誰？
他和我，和我那“意外雙亡”的父母，到底是什么關系？
辦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靜。
王琴老師的臉，上演了一出精彩的變臉戲。從剛才的紅色，瞬間變成了慘白，嘴唇哆嗦著，像一條離了水的魚。
一直穩坐的李書記，“霍”地一下從椅子上站了起來，臉上寫滿了震驚和惶恐，他死死地盯著那部電話，仿佛想透過它看到電話那頭的人。
而角落里的張麗，那副看好戲的表情早就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白和呆滯，她張著嘴，眼神里滿是不可思議。
王琴老師徹底慌了神，她握著聽筒的手在抖，聲音也跟著抖了起來，結結巴巴地說：“不……不是的，先生，您誤會了，我們沒有懷疑的意思……我們只是……只是按程序辦事……那個……請問，請問您……您貴姓？我們……我們也好跟領導匯報，做個記錄……”
她的氣勢已經完全被摧毀，從一個審判官，瞬間變成了一個卑微的辦事員。
電話那頭的男聲，似乎已經失去了最后一點耐心。
他的聲音里，帶上了一絲不容抗拒的威嚴和一絲催促的意味。他沒有回答王琴老師的問題，而是用一句話，終結了這場已經完全失控的審問。
“我姓陳。我現在正在省政府大樓，旁邊就是周省長的辦公室，他五分鐘后要主持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如果你們沒有其他關于學生資助政策本身的問題，我要掛電話了。”
“省……省政府大樓？”
“周……周省長……的……秘書？！”
這一次，失聲叫出來的是李書記！他的聲音里充滿了驚駭，仿佛聽到了什么天方夜譚。
王琴老師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樣，手一抖，“啪”的一聲，話筒從她手里滑落，重重地砸在桌上，又被她慌亂地撿了起來，手忙腳亂地按下了掛斷鍵。
“嘟——”
電話掛斷的忙音，像一聲喪鐘，宣告了這場鬧劇的結束。
辦公室里，重新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
但這一次，所有的目光，都從電話，轉移到了我的身上。那目光里，再也沒有了審視和鄙夷，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全新的、混雜著敬畏、恐懼，以及極度困惑的情緒。
他們看著我，就像在看一個來自外星球的怪物。
我站在原地，手腳冰涼得像剛從冰柜里拿出來一樣。
省長……秘書……
這四個字，像四座大山，轟然壓在我的心上，壓得我喘不過氣來。
我最想守護的平凡，我最想逃離的秘密，我最想埋葬的過去，在這一刻，以一種我最不想要、最恐懼、最驚世駭俗的方式，被炸開了。
完了。
我的腦子里，只剩下這兩個字。
一切都完了。
05
電話事件的余波，像一場無聲的海嘯，瞬間席卷了這間小小的辦公室。
王琴老師和李書記的臉色都難看到了極點，他們看著我，眼神躲躲閃閃，像是在看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危險品。剛才還咄咄逼人的王琴老師，此刻連正眼看我都不敢，她手忙腳亂地收拾著桌上的文件，額頭上滲出了細密的冷汗。
最終，還是李書記打破了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清了清嗓子，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對我說道：“那個……林默同學啊，你看這事鬧的……都是誤會，純屬誤會。你先……先回宿舍休息吧。助學金的事情，你放心，肯定沒問題的，我們馬上就給你辦好。”
他的語氣里，帶著一種小心翼翼的討好，仿佛我不是一個需要他審核的學生，而是他的頂頭上司。
我沒有說話，只是點了點頭，轉身想走。
角落里的張麗，像一只受驚的兔子，在我轉身的瞬間，幾乎是貼著墻壁，飛快地從我身邊溜了出去，連頭都不敢抬一下。那驚恐的模樣，仿佛我身上帶著瘟疫。
我走出辦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依舊燥熱，陽光刺眼。可我卻感覺自己像是走在南極的冰原上，從里到外，一片冰冷。
我沒有回宿舍，而是一個人走到了學校那個人工湖邊，找了個沒人的長椅坐下。湖水在陽光下泛著粼粼的波光，可我的世界，卻是一片漆黑。
省長秘書。
這四個字，像一個無法破解的魔咒，在我腦海里瘋狂地盤旋。
為什么？
為什么我的“監護人”會是省長的秘書？
我的父母，那對在我的記憶里只剩下模糊笑容的男女，他們到底是誰？是做什么的？為什么他們的死，需要被這樣層層掩蓋？為什么我的成長，需要一個如此位高權重的人來隱秘地守護？
我一直以為，我只是一個不幸的普通人。
可現在我才發現，我可能根本就不是個普通人，而我的不幸，也遠比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
我想要的，不過是一份靠自己的“貧困”和“努力”換來的助學金，一份能讓我挺直腰桿活下去的尊嚴。可現在，助學金唾手可得，我的尊嚴卻被那個電話砸得粉碎。
我沒有得到我想要的“正常”，反而被一股巨大的、我無法抗拒的力量，推向了一個更加孤立、更加不正常的深淵。
消息傳播的速度，遠比我想象的要快。
不到半天時間，“計算機系新生林默背景通天”的傳聞，就長了翅膀一樣，飛遍了整個校園。
版本五花八門，一個比一個離奇。
有人說，我是周省長的私生女，從小被寄養在鄉下，現在被接回來了。
有人說，我家其實是某個低調的頂級豪門，來上大學只是為了體驗生活，輔導員不長眼，踢到了鐵板。
還有人說得更玄乎，說我是某個秘密部門保護下的重要證人，身上藏著驚天的秘密。
一夜之間，我從一個“裝窮的騙子”，搖身一變成了“惹不起的大人物”。
世界以一種極其荒誕的方式，在我面前裂開了。
原本那些對我冷漠、鄙夷的同學，現在看到我，要么是遠遠地繞道走，要么就是臉上堆著討好的、不自然的笑容，小心翼翼地跟我打招呼。
宿舍里，室友們跟我說話都變得客客氣氣，以前她們還會開玩笑地讓我幫忙帶飯，現在卻連使喚我遞一下桌上的紙巾都不敢。
我成了風暴的中心，也成了一座被所有人敬而遠之的孤島。
我被孤立了。以一種比貧窮時更加徹底的方式。
助學金的四千塊錢，很快就打到了我的卡上。銀行發來的短信通知，像一個巨大的諷刺。我看著手機屏幕上的那串數字，感覺那不是錢，而是一塊燒紅的烙鐵，燙得我手心發痛。
這不是我應得的。這是被那個電話“砸”下來的。
我開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只要一閉上眼，那個冷靜的男聲，那句“旁邊就是周省長的辦公室”，就會在我耳邊反復回響。我對我父母的身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和恐懼。他們是英雄？是罪犯？還是某個巨大棋局里，無足輕重的棋子？
我被一種巨大的、被操控的無力感緊緊包圍。
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不能再像一個提線木偶一樣，活在別人設定好的劇本里。
我必須知道真相。
我鼓起所有的勇氣，用我那部舊手機，給那個被我存為“驚天一號”的號碼，發去了一條短信。
短信只有短短幾個字：“你是誰？請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發出短信后，我死死地盯著手機屏幕，等待著回復。
一分鐘，十分鐘，一個小時……
手機屏幕始終是暗的。那條短信，如同石沉大海，沒有激起任何波瀾。
這種無聲的漠視，比任何解釋都更讓我感到絕望。
我做了一個決定。
等這個周末，我就回家。我要當面問清楚奶奶，即便是跟她攤牌，即便是要再一次撬開那個塵封的舊箱子，我也必須，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
周五下午，最后一節課的下課鈴聲響起。我幾乎是第一個沖出教學樓的，心里盤算著去火車站買最近一班回家的車票。
我剛走到教學樓前的廣場上，一輛黑色的奧迪車，悄無聲息地滑到了我的面前，穩穩地停下。
車牌是普通的本地牌照，但那锃亮的車身，和沉穩厚重的車型，都透著一股與普通私家車截然不同的氣場。
我的心，猛地一跳。
在我的注視下，后排的車窗，緩緩降下。
一張儒雅而陌生的臉，出現在我眼前。
男人大約四十歲左右，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梳著一絲不茍的發型，他的面容，和那個在電話里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形象，瞬間重合了。
他看著我，眼神很復雜，有審視，有無奈，甚至還有一絲……我當時讀不懂的歉意。
他對著我，平靜地開口，聲音和電話里一模一樣，沉穩而清晰。
“林默同學，你好。我姓陳。”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給我反應的時間，然后繼續說道：
“我想，我們有必要談一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