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當心理困境來臨時，我們最常陷入的一種思維模式是：將問題等同于自己。抑郁襲來，我們認定“我是個抑郁的人”；焦慮纏繞，我們相信“我是個焦慮的人”；注意力難以集中，我們自責“我是個散漫的人”。這種將問題內化為身份認同的認知，如同一個無形的牢籠，不僅鎖住了解決問題的可能，更蠶食著我們對自身價值的判斷。然而，敘事療法中的外化對話實踐揭示了一條不同的路徑：問題并非你本身，問題只是你正在應對的困境。理解這一根本性的區分，并學會實踐它，是一場深刻的認知解放。
問題的內化：我們如何成為困境的囚徒
將問題內化，是人面臨困境時一種近乎本能的反應。在長期的文化與社會建構中，我們習慣了通過定義“你是誰”來解釋“你為何如此”。這種思維定勢有其深刻的根源。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指出，現代社會的“規范化評判”機制，系統地鼓勵人們用“正常”與“異常”的標尺衡量彼此，將復雜的行為與情緒體驗簡化為個人內在的、固化的特質標簽。世俗都在無形中強化這種邏輯：當孩子難以安靜，我們迅速貼上“多動癥”的標簽；當成人持續情緒低落，我們輕易歸因于“他性格悲觀”。
這種歸因方式看似直接高效，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它忽略了個體生命故事的豐富性與情境的流動性，將人從具體的生活脈絡中剝離出來。更重要的是，它悄然完成了一次認知上的偷換：將“一個人遇到了問題”轉變為“一個人本身就是問題”。這種內化認知一旦形成，便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開始不自覺地按照“問題人物”的劇本生活，行為與情緒努力與那個標簽吻合，從而進一步“證實”了最初的判斷，讓標簽顯得愈發真實可信。
內化認知的困境：為何我們越努力，越深陷
“我是問題”的認知一旦建立，便構成了問題持續存在甚至惡化的核心心理機制。當你認為自己就是問題本身時，任何試圖改變的努力都蘊含著對自我的否定與攻擊。這好比試圖揪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面，注定是一場令人精疲力竭且充滿挫敗感的內部戰爭。例如，一個深信“我是個毫無價值的人”的來訪者，其任何自我提升的嘗試，都會在“我本質上就不好”的信念下變得蒼白無力。每一次小小的挫折，都會被解釋為自身缺陷的又一鐵證，從而強化其無價值感，形成自我懲罰的惡性循環。
此外，這種內化認知會深刻地扭曲人際關系場域。當家庭或社會系統也將個體與其問題等同，所有的互動都可能演變為對“有問題的人”的監督、矯正或含蓄的排斥，而非對“人所面臨的問題”的共同探索與應對。個體被孤立在“問題身份”的孤島上，所感受到的不僅是困境本身的壓力，還有周遭目光帶來的羞恥與疏離。這種氛圍進一步侵蝕了人的心理支持系統，讓問題變得更加頑固和孤立無援。因此，打破“人即問題”的等式，不僅是治療的技術起點，更是中止這種自我延續、自我傷害循環的邏輯前提。
外化對話：將問題置于身外的認知藝術
外化對話，正是為了切斷上述循環而設計的認知與實踐工具。它的核心操作，是借助語言、隱喻和想象，主動將問題從人的內部認同中抽離出來，將其視為一個獨立的、外在的“客體”進行觀察和描述。這個過程絕非逃避責任，恰恰相反，它通過劃清清晰的邊界——人才是生活的主體與責任的承擔者，問題只是需要主體去審視和管理的客體——來重塑一種更健康、更具建設性的責任關系。
在實踐中，咨詢師會引導來訪者為問題賦予一個外在的“身份”。例如，將彌漫性的“抑郁”稱為“黑狗”，將糾纏不休的“強迫思維”稱為“挑剔先生”，或將“注意力分散”稱為一個愛搗亂的“小精靈”。如同案例中的杰弗里，他與家人開始談論“AHD”這個淘氣的“雙胞胎弟弟”，而非“我是個多動癥孩子”。這一命名的轉變具有象征性的解放力量：它創造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心理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人得以從與問題的“融合”狀態中轉身，獲得一個觀察者的位置。你可以開始描述“它”何時出現、“它”喜歡什么把戲、“它”如何影響你，而不是只能沉浸于“我就是這樣”的無力感中。
